高腔

高腔

高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 高腔原称为“弋阳腔”或“弋腔”,因为它起源于江西弋阳。他是明代弋阳腔与后来的青阳腔流变派生形成的诸声腔剧种。在几百年的流变过程中,弋阳腔各分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与各地民间音乐有不同程度的结合,由此形成各地高腔不同的音乐风格。其特点是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高腔曲牌很多,不同剧目有规定的“套式”。初用长短句词格。剧目丰富,如《槐荫记》、《合珠记》、《白兔记》等。

介绍

高腔形成于浙江省衢州,因衢州古称西安而得名。它是在弋阳腔影响下结合婺剧形成的戏曲剧种,最迟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以衢州为中心,流传于浙江的温州、金华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
高腔起源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戏曲艺术,有《槐荫树》、《合珠记》、《芦花絮》等一批传统剧目。它原来仅以锣鼓伴奏,清道光后与昆腔、乱弹合班演出,受昆山腔和乱弹腔的影响,在保留原音乐特征的前提下加入管弦、昆笛、板胡、提胡等乐器,也有了简单过门。现存的西安高腔唱腔上"大吼大叫",表演上"大蹦大跳",舞美上"大红大绿",乐器上"大鼓大号",乡土气息浓厚,在剧目、行头、唱法、行当体制、演出程序等方面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南戏的风貌,对南戏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近代以来,因战乱不断,西安高腔流散于民间。解放后,地方政府对西安高腔进行了抢救,保存了大量相关资料,上演了部分剧目。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西安高腔观众流失严重,人才稀缺,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再次面临新的生存危机,这一状况迫切需要有关方面加以重视,认真对待

渊源及演变

以弋阳腔为代表的高腔,渊源是比较清楚的:宋元时期的南北曲,孕育了高腔音乐。从史料和所演剧目等方面,都能看出宋元南曲与高腔之间的渊源关系,此外,在演唱方式和伴奏形式上,高腔的“帮腔”及打击乐伴奏和南曲“一唱众和”及“不被管弦”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高腔在对宋元南曲有一定承袭的同时,对元代北曲也有多方面的吸收。
高腔在流传的过程中,运用徒歌加众和的演唱形式,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趋于自由化。经过长时间的流变,高腔在各地的支脉变迁很大,它们与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而形成各地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明中期至清前期是高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乾隆年间,梆子、皮簧等花部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即便如此,仍有十余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以川剧高腔、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和赣剧高腔较有影响。

唱腔结构

高腔音乐的外部形式特征高腔音乐的外部形式特征,可概括为三个字:帮、打、唱。帮,指后台帮腔。打,指打击乐伴奏。唱,指除帮腔之外的脚色之唱。与昆腔、梆子腔、皮簧腔相比,高腔较为独特的演唱形式“帮腔”自然比较突出,传统高腔的帮腔由担任打击乐伴奏的乐队演唱,通常是由鼓师领帮,众乐手齐唱。从戏剧的角度看,帮腔有着渲染戏剧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等作用。
高腔唱腔同昆腔一样,同属于曲牌联套体。高腔唱腔还有一个特点,即“滚唱”。滚唱又称滚,其形式及其在唱腔中的位置都比较自由,常常是对偶句的形式,也不乏长短句。在高腔中,与南北曲曲牌格律(字句格式)完全符合的曲牌已经很少,许多曲牌的体式相当灵活,甚至有些曲牌因“加滚”而与原曲牌格律完全对不上。滚唱在高腔中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对曲牌限制的突破,它对高腔的“自由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高腔唱腔在腔调组织上运用了“乐汇拼组”的方法,所谓乐汇拼组,即以乐汇之类音调片断为基本材料,再根据具体所唱文词的字句格式把这些材料拼组起来——不同“乐汇”拼组成一个个腔句,不同的腔句再拼组成一个个的曲段、曲牌。
高腔诸剧种所用的板式也各有特点。川剧高腔的“一字”,清唱时用节拍自由的散板,帮腔则为一板三眼,唱与帮之间形成节奏对比。湘剧高腔则常以出现切分节奏为特色,形成正规节奏与切分节奏的交替。而浙江诸高腔则往往一种板式运用到底,但在速度上却有或紧或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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