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江山胜揽图》是幅最能代表石涛笔墨清腴，风格恣肆洒脱的山水作品，画中景物屑迭、树木茂密，作者巧妙地运用虚实、黑白的均衡布局，通过水的空灵和云雾的蒸腾，避免了过分的迫塞。在笔墨技法上，山石用披麻铍，横直交错，秀灵而坚实，密集的破笔苔点，使山势更显苍莽，篁叶取法倪瓒，只是变萧疏为茂密，墨色干湿浓淡恰到好处。石涛作昼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

自识“一峰剥尽一峰环，折径崎岖绕碧湍。咫尺诸天开树杪，潆回万壑起眉端。飞梁石引烟光度，负担人从鸟道看。拟欲寻源最深处，流云缥缈隐仙坛。游华阳山中作。清湘石涛济，津门道上”。钤“苦瓜和尚”、“石涛”白文方印，“小乘客”朱文长方印，“冰雪悟前身”白文长方印。按华阳山位于安徽宜城县南七十里，跨宣、泾、宁、旌四邑之境，周数十里。

全册共十二开，均写山水。此幅雪景山水册页，属十二开画页中画法最为怪异的一件作品，天空水面以淋漓水墨涂抹，墨色翳润，山峦皑皑白雪，用极简括皴笔草草舒写，笔断意贯，气脉成章，显得丘壑在胸，任心所成。林木树叶苔色，以阴阳衬贴法概写，点中夹水夹墨，一气混杂，如缨络连牵，浑融透明，使整个画面景物给人以萧疏寒冽、沉寂明净的意象。

此画构图奇险，笔墨老到，意境突出，是石涛人物画杰作。“对牛弹琴”一词本是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但此图通过作者自题“世上琴声尽说假，不如此牛听得真”等诗句，反映出作者难遇知音，而只能寄托于“牛声一呼真妙解”，反映了作者孤独落寞的心境。

图上方以隶书、行书自题诗三段，后记作画缘由，全图诗书画相得益彰。钤“前有龙眠济”、“头白依然不识字”、“清湘石涛”白文长方印，“小乘客”朱文长方印等。自识此图作于乙亥夏月，即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五年，作者时年五十四岁。

本幅自题五言律诗，款署：“丙戌春得宋罗文纸一卷，闲书《梅花吟》六首，复写梅于后。又得五言《写梅》十首。清湘遗人若极大滌子。”钤“痴绝”朱文印、“若极”白文印、“零丁老人”朱文印。

“丙戌”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石涛时年约66岁。据作者款题而知，此图使用的是宋代罗文纸，作者先在纸上题诗，而后再补绘梅竹与诗文相映衬。诗文与画作的有机结合不仅增添了文人画的书卷气息，同时也展示了作者于画艺之外的诗文功底和精湛的书法造诣。图中所绘梅竹或细笔勾勒，或阔笔勾斫，线条于方圆结合中秀拙相生。其多样的笔法与酣畅淋漓的施墨在半生半熟的纸质上达到了湿润而不漫漶的笔墨效果，堪称石涛晚年的写意画佳作。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 ，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 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冬或康熙2年癸卯（1663年）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1695年）冬，黄燕思（字研旅）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本月，并一起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本月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本月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石涛生平

石涛，清初画家。与弘仁、髡残、朱耷三人并称为“清初四僧”。生于广西桂林，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为明室宗亲，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明亡之后出家为僧，自号“苦瓜和尚”。 别号颇多，有枝下叟、济山僧、石道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等，1796年大涤堂在扬州建成后，又号大涤子、晚年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石涛身世坎坷。作为明室后裔，他在明灭亡时由侍官带出宫廷，出家为僧。成年后游方海内，寻访名师，结交名士。曾长期住在宣城，后移居南京。中年时恰逢康熙南巡，得以面见天子，五年之后又再次面圣，因这两次面圣，人生态度发生了转变。于是北上京城，周旋于权贵之间，冀有所得，然终不得志，怅然回到南方，在扬州建起大涤堂。晚年炉火纯青，成为震古烁今的一代大师。

身在佛门

与青年时期的石涛相处时间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石涛的同门师兄喝涛。喝涛的生平，仅散见于一些诗词集和地方志。《宛雅》中记载：“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粤西人，驻锡姑山，能诗善画，与弟济俱有时名。”《归石轩画谈》：“释亮，字喝涛，一号鹿翁，石涛之兄也。驻锡孤山，能诗画，与石涛齐名”。喝涛“能诗画”甚至与“石涛齐名”，理应不是空穴来风。但喝涛的画作真迹却没有传世，只在石涛的一些作品里能见到喝涛的诗文墨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十九页册页，就有喝涛诗文：“用情丘壑原非偶，不遇知音那得佳。好山好水随笔出，尚余闲纸醉涂鸦。”又有：“溪深石黑前峰影，树老婆娑倒挂枝。不尽滩声喧落日，诗成独啸响天时”落款皆称“戏题石弟画”，可见二涛友情深厚。石涛大涤堂建成后，喝涛曾下扬州见石涛，离开扬州时写了首诗给来送别的石涛：“检点奚囊无剩钱，理装断简与残编。春江夜雨听新涨，不若长风送我舷”此诗飘逸磊落，无俗骨尘气，可想见喝涛大师的风范。

身处佛门，禅宗流派对石涛的影响是巨大的。临济宗机锋棒喝的修行方式，在思想、逻辑、潜意识上都深深影响了石涛。石涛写过一首《生平行》：

五湖鸥近翩情亲，三泖峰高映灵鹫。中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谓余八极游方宽，局促一卷隘还陋。

禅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宗旨，使石涛悟出“八方游方宽，一卷隘还陋”的道理，因此他不拘束于前人的古法窠臼，从而“搜尽奇峰打草稿”，“揭我须眉面目，不纳古人肠肚。”石涛《画语录》云：“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这种心胸境界，渊源正是来自禅宗思想，而非故作大言。

《五灯全书》卷七十三《燕京善果旅庵本月传》所记：“一日琇（玉林通琇禅师）问：‘一字不加画，是甚么字’师曰：‘文采已彰’。琇颔之。”

“一字不加画”，我理解为无一字以为法，而妙悟自如天花纷纷摇落，故曰“文采已彰”。石涛对于其师“一字不加画”的妙悟，是既有参破亦有继承。石涛把“一字不加画”的状态称之为“蒙养”。他说：“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 。这“一字不加画”正是“太古无法”和“太朴不散”的状态。参破这个机锋，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了“一画法”：“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石涛自创一画法，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最后信手一挥，就如同旅庵本月说的那样，“文采已彰”了。同时也要看到，石涛是“一画立法”而旅庵本月则是“无一画以为法”。但石涛并非完全否定旅庵本月，他在画语录《远腕章》中说：“蒙养不齐，徒知山川之结列”。一画法，其“本”来自于虚灵无障的定境，其“用”出于意明笔透的我法，由此可见，石涛对其师的参破和继承是相辅相成的。

布衣之交

石涛是个胸怀跌宕落拓的人，清初佛教宗派斗争激烈，争论纷纷。因此石涛对禅林并无好感，他在空门之外，又结交了许多隐逸江湖的名士，其中交情最厚的有：张瑶星、周向山、张僧持、汤燕生、戴本孝、杜苍略、柳公含、吴嘉纪、周贞栖。

上海博物馆藏的《书画册页》里，有石涛的一首很著名的诗:《江东秋日怀白云诸布衣处士》：三年高士怀同俦，非为文字甘相受。江东可语者谁是，屈指聚散成幽忧。白云老翁倏他去，青城复作丛霄游。南村独往无定迹，岩夫补过中江鸥。近日鹰阿成懒癖，往来时卧长干楼。一枝崱屴寄空外，默张冷眼虚搜求。人生不乐伤白头，苍略事事宽杯休。愚谷广南拂钓钩，野人潮落寻无由。苦虫随叶乾啾啾！

这首古风，每句应一人，“白云老翁倏他去”指张瑶星，“青城复作丛霄游”指周向山，“南村独往无定迹”指张南村，“岩夫补过中江鸥”指汤燕生，“近日鹰阿成懒癖”指戴本孝，“苍略事事宽杯休”指杜苍略，“愚谷广南拂钓钩指”柳公含，“野人潮落寻无由”指吴嘉纪，“苦虫随叶乾啾啾”指周贞栖。

这些江东友人，或是书画名家，如戴本孝、柳公含，或是诗人文士，如吴嘉纪、周贞栖、杜苍略、汤燕生，或是前朝遗民如张南村，或是道家散人，如周向山。 这些人是石涛在浊世尘乡里的真正知音，他们相逢在飘萍若寄的旅途里，他们和石涛一样过着半尘半隐的生活。他们身怀高才，却无心仕途，落落寡合。但他们又不是神仙家，不作辟谷炼丹、岩栖露宿这些虚妄之事。他们是生长在尘世这潭淤泥里的青莲，如天地孤鹤般漂泊于世，随着缘分一饮一啄。是他们勾起了石涛内心深处的家国之恨；是他们激起了石涛内心激越澎湃的心音；是他们让石涛行吟于草泽，踽踽独行如离群之鹤，是他们让石涛时而长啸，时而浅吟。石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古以来隐士的形迹容貌，以他们为镜，也看到了自己在世上的模样。

许多人把石涛和江东布衣的交往，布置在一个“遗老沙龙”的背景下。认为石涛是明室宗亲，在与江东布衣的怀旧吟哦中找到了安慰和共鸣，然后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分析他的画作。如汪绎辰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就说：“大涤子本先朝后裔，失国后抱愤郁之志，混迹于禅。凡为诗文字画，皆有磊磊落落，奇奇怪怪之气，流露其间……”。我一直觉得这类说法有问题。画家心中总有一潭清泉的，但若把石涛的“亡国之痛”作为他心中的那个泉眼，那就不是口清泉，而是一口浊泉，这是说不通的。首先，石涛虽然生于桂林靖江王府，但是尚在襁褓中就离开了王府，然后9岁就出家当了和尚，他懂事以来就没见过他的大明国是什么样子，这种悲痛就算偶然间一念浮现，也不真切。其次石涛是个高僧和尚，对待前尘身世的态度，不会像一个文士书生那样哀哀怀古，也不会像个野心家那样魂牵梦萦。更重要的，是石涛笔下的山水人物，恣意淋漓，潇洒明白；诗文题跋，自有一种倏然独往的奇古风骨，这种气象，与亡国之音迥异。看画的人领悟不到石涛的心胸境界，就把他的“奇奇怪怪之气”理解为“失国郁愤”，这未免就有点附会了。

石涛的人间生活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石涛画陶渊明的诗意册页》，印象最深的是第八幅（之八）。画中陶渊明行走在一条崎岖山径上，左右雾气茫茫，只能看见近处的一株小树和近景的一棵柳树。陶渊明手笼在袖里，身体微微前倾，若不胜饥寒。整个画面有大量空间是留白的，画面中只有一条斜斜石径，一小松树，一柳树，还有陶渊明四个物体，却让人觉得无比的苍凉幽寂，那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陶渊明一下子就揪住了观画者的心。

这画有个王梦楼的题跋，也录之吧：“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

这个题跋虽也写隐逸之意，但是意趣却是非常肤浅，俗骨极重，和诗画相去甚远。第一句一起——“先生何事被饥驱，来往松间读我书”，意思是：陶渊明你肚子饿了为何乱跑，不如来松间读你的书，多安逸？这句让人顿时想起晋惠帝那句：“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接下去“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敢情把陶渊明当成个服遂修仙的道士了。再看跋文：“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农圃自适。乐天知命，元亮其庶几乎？”说来说去，始终是把隐士理解成高卧南阳的庞统诸葛亮这类人，出山可匡扶帝王，拜相封侯，入山则乐天知命，不食人间烟火。一世衣食无忧，活得舒适安逸，逍遥自在——典型的士大夫阶级情趣。

然而陶渊明和画此画的石涛，他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并不是什么“赋罢归欤初服遂，孤松五柳自扶疏”或者“乐天知命，农圃自适”，悠闲自得地看世人忙碌。而是饥寒时逼，清贫潦倒。在山水册（之十一）还有幅：“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这才是他们的清苦生涯写照。石涛自号苦瓜和尚，这种苦处是尝得太多太多了。因为真真实实的经历过清贫困苦，所以才能以如此的心胸眼界去观世，笔下才能画出如此苍茫清冷的感觉。

石涛与康熙

石涛拜清初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旅庵本月与清顺治帝关系密切，顺治爱妃鄂氏去世，顺治让旅庵本月入坛礼颂，足见旅庵本月远非一般禅师。因为这层联系，二十多年后康熙见到石涛时，就想起父亲与旅庵本月的关系，五年后在扬州再见石涛，不但记得石涛，还直接呼出石涛的名字。这两次召见，石涛内心里激起了一阵强烈的波澜。石涛北上京城，可能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召见之后，心里产生了幻想。

其实石涛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悠游天地做一个闲云野鹤之人，和江东布衣打成一片。他敢把“靖江后人”“清湘旧人”甚至是“赞十世孙”这样的名号拿出来，但又不是时刻念着自己明朝遗孤的身份，让血统去支配他的人生，他是既不忘，又忘。正因为这种处世态度，改变了他对康熙和清王朝的看法。

确实康熙是个贤明勤政的君王，1684年石涛第一次见康熙，正是平定台湾的时候。石涛从康熙身上，看到了明朝皇帝所没有的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明朝的帝王经过了两百年腐化的生活，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最后终于江山易主。而石涛是自小就生活在下层的，从下层人民的疾苦上很容易看出一个帝王的好坏，也能从中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因此石涛给康熙献画《海晏河清图》，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屈膝献媚，也有可能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石涛和尘世的来往

明清时期，扬州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此诞生。富有的商人们认识到，在世上无论赚了多少钱，若没有文化那么他们往往会被士子出身的官员瞧不起，而且子弟不肖其家族很快就会衰落。因此他们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于是对书画古玩产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从而推动了古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也使画家从朝廷官员队伍中渐渐分离出来，成为依靠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

石涛所在的那个年代，不但是一个政治上改朝换代的年代，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代。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清初满人统治，使一些文人不愿去博取功名，流落民间以买字画为生，最终促成了文人绘画和民间艺术的结合。二是经济的繁荣，使文化市场成为艺术家可以栖身的一角屋檐，由此诞生了一批民间画家。这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与董其昌这类亦官亦隐的画家相比，在思想风格、技术手法、见识境界上都大相径庭。

石涛和徽商们来往甚频，交情极好。商人们家中藏有大量前人真迹，石涛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有机会学习古人的技法，从而影响了石涛的艺术风格。

1690年春石涛北上至北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结识了博尔都这样的满清贵族，和王泽弘等朝中高官。石涛北上京城的目的，后世众说纷纭，甚至在当时，他所交往的那些达官贵人们也搞不懂，这位受到皇上注目的道济和尚，到底想要什么？也许他想追寻董其昌的路，在翰林院里做个编修？也许想做个康熙重视的宫廷画家，在紫禁城里谋个供奉？也许是像道忞和旅庵本月那样，成为受到帝王重视的高僧？也许他仅仅是捧着一钵清水，在京华里沿门托钵……这个谜只有石涛自己才知道答案，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什么……

本文引自 林之源：石涛的生活和艺术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