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显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意，……一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字艺术的根基和趋向”（宗白华《美学散步》）。

魏晋及其后的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大动荡、大变化时期，这期间我国长期处在南北分裂，频繁的战争使得生产遭受巨大破坏；而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这个时期既是书体演变的归结期，又是书法技法的集大成期、文人书法流派大发展时期。更为重要的是：由此中国书法走向了完全自觉的阶段。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这样评价：

书以晋人为最工， 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诸体悉备，无烦极虑，便可兼通。择要而从，尤易专擅，不独为之华藻也。……一则隶亲草圣，笔迹多传，服凝有资，师承匪远，酌其余烈， 自得心裁。……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轻晃，情骛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豪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

关于这一时期的书法特征，具体表现在：

其一，从东汉开始形成的草、楷、行各体至晋已完全成熟，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相互影响，一方面在民间书法圈中仍然残存着些许书体演化尾声的痕迹，从中可明显见出不同书体的交叉变化，这在敦煌残纸及南北朝石刻墓志中尤为显著；另一方面是在文人书法圈中，对于新出现的书体，不断地对之进行改造和完善，二王父子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其二，随着各种新书体的完善，尤其是楷、行、今草三种书体在二王手上融会贯通，脱去以往的滞重用笔，创造出一种俊逸、雄美的新风。其精美的笔法、高超的技巧成为后世学书的不二法门。至此中国书法技法体系基本形成，在这基础上后代有个别书家尽管有所变化和丰富，但已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也可说，魏晋时代书法为“集大成”，它正是时代的产物。
其三，此时的中国书法已走向艺术自觉的崭新阶段，它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书法在社会各层面上已普遍形成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欣赏书法已形成风气，如史载师官宜在酒店作书，观者纷至沓来，致使酒店生意兴隆，便是一例。二是理论已成形，出现了大批书法理论专文，这些理论包括技法论、书家论、风格论等，由此奠定了古代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构架，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书法艺术走向完全自觉的必然产物。三是此时出现了最早的文人书法类型，这是与当时九品中正制的门阀意识分不开的，许多著名的家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均家学渊源，又是书法世家，由此书法艺术师承祖述相递成线，成·为中国书法史特有的现象。四是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与夷祸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两汉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儒家烦琐经学受到严重冲击，文人崇尚风流倜傥，玄学风行一时，除崇尚道教蔚为风气之外，佛教思想也相继输入。具体表现在书风上，便是对书“韵”的不懈追求，所谓“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如梁·袁昂《古今书评》中云：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有一种风气。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陶隐居书如博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

完全以抽象感觉作为品藻人物赏鉴书法的标准。五是这时出现了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书法大师——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王以其爽健、俊秀的新书风领一代之风骚，以其独有的创造天材成为古往今来学书人的止仰高心。这些都是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彻底自觉的显著标志。

魏晋时期如前所述，是各种书体交叉发展时期，从东汉开始逐步形成的楷、行、草各体至二王时代已完全成熟，草书经章草时期发展为今草，楷书逐渐发展完善，隶书继续延续汉末老路，行书在隶楷的递延中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的新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其实在汉末已在民间普遍存在，进入魏晋后在文人书法圈中进一步得到长足的完善与纯化。文人书法家对于新书体的笔法不断进行加工完善，使其脱去汉末以来程式化影响，如钟繇之于楷书，二王之于今草、行书等都是显著的明例。在文人书法圈新书体风靡一时相映照的是，民间书法圈由于文化、地位的滞后与隔阂在新书体的运用上相对保守，基本上仍是延续旧体，尤其是在“铭石书”等传统刻石形式上仍残存着许多隶、楷旧体笔法与新体用笔交叉融合的痕迹，如在著名的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辩”中引起争议的南京《王兴之夫妇墓志》中便是带隶意的楷书，用笔多方，结体古拙，风行于当时的新体草书与行书几乎完全没有印记。

我们不妨可以从以下三条线索中看出魏晋时期书体演变归结的轨迹：

楷书：新莽楷书残纸魏晋残纸——钟繇《荐季直表》、 《墓田丙舍帖》——东晋I羲之苎黄庭经》、《乐毅论》。

今草：东汉简牍中今草——毫县曹氏墓少数刻字墓砖——西晋《平复帖》——东晋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十七帖》。

行书：东汉《宝鸡汉墓陶书》——楼兰“九月十一日”等帖残纸——王羲之《丧乱帖》、《兰亭序》，王献之《鸭头丸帖》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从汉末至晋代这三种书体基本上是交叉运行的。

具体说来，魏晋承汉制，隶书仍作为正式的书体，而且程式化倾向愈趋严重，如魏《公卿上尊者刻石》、《受禅表刻石》、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此类隶书的典型。楷书在汉代已见雏形。，西汉时期某些隶书和楷书便很难区分，故《宣和书谱》云“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魏晋时期是楷书发展成熟期。以往一

般记载认为楷书是汉王次仲所创，其实这种书体不是楷书而是隶书，明人孙广《书画题跋》中曾云“余尝谓汉魏时，隶乃正书，钟、王小楷乃隶之行”，这是极精辟的见解。

应该指出，尽管楷书在汉魏之际就已形成，但在整个魏晋时代，使用楷书的人却不多，主要对象是一些文人学士。当时一般人所用的仍然是新隶体或介于新隶体和早期行书之间的书体。如目前所发现的大量东晋碑刻所用字体，大都是新隶体，它是魏晋早期书法书体发展的一大特征。故钟王楷书与新隶体同时并存一点也不奇怪。

魏晋书法发展的另一个成就是草书，汉赵壹《非草书》中便曰“盖秦之末，刑峻纲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而且草书在东汉已风靡一时， 《非草书》中还这样描述：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草书最初阶段是草隶，当时为了“趋急速”便将隶书写得简易些，我们可以从早期西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得到其中消息。到了东汉，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这是草书的第二阶段。所谓章草，也就是笔画带隶书波磔的草书。章草的波磔一方面是受隶书波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观、规范化，汉末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人们审美趣味发生变化，隶书因过度程式化已丧失活力，故章草也不可避免地向今草转化。

今草删除了章草的波磔，有时对笔画还有减省，加强了用笔的使转变化。由于结字、用笔、章法的丰富变化，使得草书艺术发展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对于今草的正式形成，二王无疑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此时的章草基本退出实用舞台。作为今草的母体，许多文人书家仍然将它作为学习传统的重要手段，如文献记载王羲之也善章草，其早期《姨母帖》便有着较浓厚的章草意味。

在王羲之等人手上，随着楷书、今草的逐步形成，行书也相应演变成为介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书体，面貌与以往早期行书也有了巨大的不同。卫恒《四体书势》云：“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可见行书在汉已有之，相传钟繇有“行狎书”，恐怕就是此类行书。当时行书的体势我们可以从与大王同时代的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及许多敦煌残纸中窥见一斑。王羲之应该说是站在几代人的肩膀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使行书成为文人士大夫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脱尽了魏晋以来滞重的用笔，创造出俊逸、潇洒、流美的新书风，对中国书法史功莫大焉。

以上我们粗略地梳理了魏晋时期书体演变的大致轨迹，从中我们可以见出章草在整个书体演变归结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它是一个纽带，既延续了汉代隶书、隶草的遗轨，又开启了楷书、今草、行书一代新风，是书体演变中的一个关键书体。历代章草大家有汉之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吴之皇象，西晋索靖等。章草在张芝之后便迅速衰落，东晋虽有二王研习，但传世大量作品仍为今草，到了唐代，章草已泯然灭迹，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记》中云：“（章草）至唐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章草书遗存的墨迹有《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章草简书，纸书《索靖出师颂》等，其中最有名气的当数陆机的《平复帖》了。

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人称陆平原，为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与弟陆云并称“二陆”。孙皓时为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晋武帝太康末（２８９），与其弟俱人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天才纵逸，辞藻宏丽，善行草书，唐韦续《墨薮·九品书人论》列其书下之上品。王僧虔称：“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宣和书谱》卷十四云：“陆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传世墨迹《平复帖》为现存文人书家最早的真迹作品。

《平复帖》，纸本，无名款。明董其昌曾有跋云：“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宣和书谱》称此帖为章草体，但与我们通常所谓的章草、今草俱有差异，倒与楼兰晋人残纸墨迹颇为相近，显现出当时草书由章草向今草演变转化的轨迹。此帖已脱去章草波挑用笔，风格朴拙，尽管纸质灰暗，字有伤缺、仍能看

得出为秃笔中锋直下，较少顿挫，给人一种滞重古朴之感。张丑《清河书画舫》云：“《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靖）《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平复帖》是否为陆机所书， 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不管其真伪如何，它依然是我们研究魏晋书法发展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