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述及，章草的出现至迟在西汉末期到东汉早期，根据文字的规律，章草至东汉中期应该有了长足的发展，相传崔瑗所作的《草书势》在东汉中期问世，而至东汉晚期的赵壹的《非草书》之时，汉代的草书已经大行于世了。

东汉章帝时，杜度为齐相，以擅章草而著称。张怀罐《书断》说：“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又云“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继杜度之后，崔瑗也以章草名世，他继承杜度草法而又有所创新。韦诞评曰：“崔氏法之（杜度），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崔瑗的草书由于史所不传，无法具体判断其优劣，但根据以上文献，可以认为崔瑗草书顺应时代审美思潮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已有从质到妍的全新变化。东汉草书经杜度、崔瑗的推动变革，已成为具有全新审美内容的新兴独立书体。流风所及，至东汉晚期开始形成强大的草书流派，从而为张芝在桓灵时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东汉晚期，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儒学独尊的大一统思想格局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竖阉专权所形成的朝政黑暗，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夫阶层展开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从而冲破儒家礼教的桎梏，给社会带来变革的新气象。随着经学的衰微，书法艺术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开始受到官学的重视： “汉灵帝时，于太学之外，更设鸿都门学。时鸿都门学，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引招。”在这个时期书法艺术领域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随着书法革新思潮的出现，草书迅速崛起、蔓延，在整个士人阶层形成狂热持久的“草书热”：

专用为务，钻坚弥高，忘其疲劳， 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家，甚至不惜抛弃仕途，献身草书艺术，从而显出崇高的艺术热情，这种人生价值选择也极大影响了东汉学子，他们纷纷绝弃仕途，献身草书：“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这招致来自儒学立场的攻击。赵壹《非草书》说：“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讲试，四科不以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的儒学正统立场，使他无法从书法审美的角度认识、理解草书。在赵壹的书法观念中，书法是经艺载道的工具，为王政之本，而草书“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因而非圣人之业。赵壹《非草书》的目的，即在于重申儒学的尊严，平息弥漫在东汉士人阶层中的草书热情，使他们重新建立起对儒学的信仰。但赵壹的守旧观念已不能阻滞体现时代审美思潮的草书在东汉晚期的深入发展，“草书热”在士人阶层不仅没有降温、冷却，反而愈演愈烈，至熹平，光和时代（１７２－１８４），达到辉煌的顶峰。

在东汉晚期，隶书，草书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参与而臻于成熟，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经过文人之手的提炼、改造，逐渐成为庙堂正体而趋向僵化，后者则经过文人的改造逐渐摆脱实用化羁绊，而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的新兴书体。在东汉桓灵时代，由对草书的接受与反对而在士人阶层划分出两大阵营，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立场问题，而显示出东汉士人二种不同的人生价值选择。

在汉代草书发展史上，张芝的出现标志着草书文人化传统的开端。在西汉时期，草书主要出于戍卒徒吏之手，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书体。到西汉杜操及东汉崔瑗出观，草书的．规范化和审美理念得到普遍强化，并出现由俗到雅的转变。但由于这个时期草书作为新兴书体还没有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关注，因此，草书的文化一审美价值尚未获得社会性认同。东汉桓、灵时代，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草书流派通过对草书的全新审美一文化阐释，而构成对现存书法文化秩序的强烈冲击，并由此全面开启了草书文人化源流。

作为草书文人化传统的开山，张芝草书相比于杜度、崔瑗，在审美形式上更加纯化，省减章草的盘曲结构，线条开放，时空运动特征更趋强烈。同时，草书的法度也在张芝草书中得到初步建立。张怀罐《书议》说：“草书，伯英创立规范，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显然张怀瓘这里所指的张芝草书，无论从审美范式到文化意蕴都与西汉简牍草书的庶民化具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也与后世皇象《急就章》经典似道论的呆板面目大相径庭。在很大程度上，张芝草书已完成了由民间书风向文人书风的过渡，在书体上则显示出由章草向今草的转变。张芝的草书墨迹不传，《淳化阁帖》收入《八月帖》、《冠军帖》、《终年帖》、《欲归帖》、《二月帖》等。除《八月帖》为章草，较为可靠外，其余皆为今草、狂草，相信大多为后世伪托。关于张芝创今草之说，历来有争议。从书法文献考察，虽然早在三国时期卫诞对张芝即有草圣的称誉，但在对张芝作品的具体评论中却未见张芝擅狂草的记载，恰恰相反，唐以前所提供给我们有关张芝草书创作形态方面的消息，则是张芝擅章草。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妙，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从卫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芝的草书创作是极其理性化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提张芝草书必为楷则，因而无暇作草。这说明张芝的草书书写速度极慢，而这显然与狂草创作趋急速的非理性化趋向相去甚远，倒与章草的求工稳甚相契合。此外，张芝也自称，其草书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赵有余。众所周知，崔瑗、杜度、罗辉、赵袭皆为东汉章草名家，张芝将其草书比之于上述诸家，这正说明他所专擅的只能是章草。

在这一方面，早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个世纪的东汉赵壹《非草书》所提供的文献证据似乎更为充分。赵壹在《非草书》中描绘的东汉士人“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狂热迷耽草书的情景，虽与狂草创作展示出的非理性迷狂大有相似之处，但赵壹的一段话却为我们真正认清东汉草书的形态提供了重要注脚，同时，也反证出东汉并不存在任何意义的狂草：

而今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蛮扶柱桎，诘屈友乙，不可失也，……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将赵壹以上论断与汉简相即证，不难获得对东汉草书本质意义的理性认识。

东汉晚期随着隶变趋于完结，书体进化也随之达到高峰，行书、草书、楷书都相继产生。相较于隶书的庙堂化，草书显示出新兴书体所特有的蓬勃生机。张芝草书的意义在于创立了草书家人化传统，并初步建立起草书的法度、规范，这对同时及后世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二王草书便可视作张芝草书的衣钵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