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石刻

晋朝距汉时尚近，石刻多完好者，可供晋人深造，发展书学有良好的基础。可惜由于曹魏时已禁立碑。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为辞。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所立碑版不多。现在存留下来的晋碑廖若晨星，仅有：《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刘韬墓志》、《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

十六国碑刻，主要有《广武将军碑》，现在西安碑林。碑四面刻，前面刻碑文，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正文十七行，行三十一字。碑阴二列，一侧二列，一侧八列。额隶书“立界山石祠”五字。碑阴、碑侧，则信手刻凿，有行书流便之意，奇志横生。康有为跋其为“北魏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楷隶冠。”前秦石刻甚少，除《邓太尉祠碑》外，仅有此碑，故为人所珍视。《邓太尉祠碑》，此碑隶体已杂有楷法，书法亦佳，为苻秦碑刻代表作。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碑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二次世界大战被毁，仅存孤本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凉传世书迹极少，故此刻极为珍贵。

晋之《爨宝子碑》与南朝宋之《爨龙颜碑》，皆汉魏书法之衍流，而此碑兼而有之，实属可贵。此碑又一明显的特点是，古今字和别体字颇多，这些结构字体之形成，能查出它的来龙去脉。此碑书法、书势很优美，颇具古质而今妍之志。

汉代碑刻

从书法发展来说，汉代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初年（碑刻）书法，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现在可以看到西汉书迹有极少数的石刻（碑刻）。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王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以上这些刻石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总之，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刻石来看，有些为篆书刻石，可是已带有隶意。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可以从西汉的刻石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到了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篆书石刻，传存于世的有赵王群臣上书，鲁王判治刻石，阳嘉四年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里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到了后汉时突然大增，即到了东汉，隶书逐渐成熟。

可是，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和刻石，由于它是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所以其笔划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如东汉初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和《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这两种石刻，虽是东汉时代的石刻，但由于它是属于东汉初期的刻石，所以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划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但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时期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划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了。到了东汉桓·灵帝（公元147～189年）隶书定型化，即汉隶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调，是个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人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是这类碑版。在东汉隶书中著名的碑刻很多，见于著录者有三百种以上，现尚存者有一百七十余种。这种碑版书法多种多样，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属成熟的隶书，成为后人学习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当多。倘按笔法来分，大致可分为方、圆笔道；倘按风格神韵，大致可分为五大流派：

（1）属于工整精细，法度森严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等，是隶书的正宗。

（2）属于飘逸秀丽，圆静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等，这一派是汉隶的精品。

（3）属于风神纵逸，烂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等。

（4）属于方整宽厚、茂密雄强一派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

（5）属于气度宽阔，厚重古朴一派的有《郙阁颂》、《鲁峻碑》、《夏承碑》等。

以上列举的几种不同派别的碑版，可以看出，汉代书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石刻在汉代极为盛行。其中大部分是在坟墓上立的碑、碣，也有一部分为功德颂碑，以及还有石表、石阙等。在汉朝墓碑占据主要地位，在我国东汉初期开始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立碑的习俗就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至今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碑，成为我国古代书法发展演变的可靠见证。可是，有的碑版，在历史文献和历代金石书籍中均无著录，因而就更加显得珍贵。这些实物资料，成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汉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资料。

此外，在东汉碑刻中除上面所说的隶书碑版外，还有嵩山开母庙、少室、太室、三室石阙中的开母、少室二阙均为汉篆。这种汉篆直接秦篆，但与汉金文篆书不同；其笔道较为圆融，体势长方。另外，又有汉篆精品《袁安》、《袁敞碑》，其特点稳重、宏伟。

南朝碑刻

南朝碑刻，大体由东晋为南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碑刻，也大多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当时曾有“南朝禁碑，至齐未驰”之说。因南朝仍沿魏晋遗制，有禁之律，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所以，一般来说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许而立；有的亦间有犯禁现象，所以尽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这是碑碣的莫大厄运。所以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刻石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

宋《爨龙颜碑》，为刘宋正书碑刻。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梁《瘗鹤铭》，真书，文自左而右。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可见，此碑的书法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自宋代吴琚直至清末龚自珍、刘鹗等都有“我生好读浮邱经，焦山来访瘗鹤铭”的雅举。它亦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激剧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种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隋朝的碑刻

隋朝国祚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馀风和六朝的风格，作了一番大加工，变为隋代的楷书。至于那种篆、隶早已消声匿迹，不复存在了。这个时期内，惟独楷书盛行于世，可以这样说，到了隋朝时期，楷书才算是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成为中国书法界正楷的一种规范。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其功劳也最大，所以隋代的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很关键的一种书体。

在碑刻、书法方面，出现了综合南北的趋势。熔南北于一炉。这时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来，直至今日，还遗留下为数较多，惹人啧啧称道的一些名碑，其书艺的高超，即使唐朝的一些名书家也不能超越。这时期著名的碑志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刻石、《龙藏寺碑》、《贺若谊碑》、《曹子建庙碑》、《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

倘人们从隋朝的碑志中多加注意和钻研，才能进一步地研究唐朝的楷书碑志。因隋、唐两代的正楷，是书坛的圭臬。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宝隋》一篇章里已谈得很清楚了。这说明了隋朝的碑版和墓志，无一不佳。因隋朝的碑刻除工整之外，还具有古色，由于它承袭了晋的成分较多，所以，从楷书的角度来看，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对书法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唐朝书法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书画家网综合补记：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是隋代书法中最重要的遗存。清叶昌炽《语石》中评述隋碑说："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如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精诣，无不有之，此诚古今书学一大关键也。"这就是说，隋代的碑书仍处在由隶而楷的过渡中，然已渐去"隶贵精而密"的险劲特点，更多的是整齐平正的楷书体式，并下唐楷先声。诸多隋朝的碑刻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首推《龙藏寺碑》，它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碑，是隋代最卓越的著名碑刻。此碑最明显特色是：荟萃六朝，下开唐风；安静浑穆，风度端凝；既平正冲和，又婉丽遒媚。碑的书体方正，字画挺劲有力，看起来有些瘦硬，但有血有肉，用笔举重若轻，具六朝风度，极有韵致。《龙藏寺碑》倘与六朝诸碑比较，又显得十分"瘦劲"。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初唐楷法用笔"瘦硬"，而备尽法度的艺术特点，确实与此碑的用笔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从结体来看，较之六朝楷书如《张猛龙碑》、《张玄墓志》、《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的朴质野逸，此碑也要平整端凝、宽博、婉丽、成熟得多了。该碑首录于宋欧阳修《集古录》一书，欧阳氏评其"字画遒劲，有欧、虞之法"。故从此碑字的用笔、结体可窥唐代欧、虞、褚书法之发源，这说明隋代的书法孕育着初唐书法的胚胎。故此碑在南北朝至唐的书法发展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曹子建庙碑》，又称《曹植庙碑》，碑主曹植，字子建，魏太祖武皇帝曹操之子，封陈王，缢思。世称陈思王。正书，参杂篆隶，错综变化，浑为一体。书法遒劲而丰腴。杨守敬《平碑记》谓"褚河南（褚遂良）胎息于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誉此碑为"快刀斫阵，雄快峻劲"，为诸隋碑之最。《启法寺碑》，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丁道护为为隋著名书家。明丰坊《书诀》列记钟、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齐类。此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隋智永同一法嗣，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蔡襄又评其曰："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此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钤有贾似道"贾国公印"，并有陆恭、何倬、翁方纲、李宗瀚等人题记。《孟显达碑》，碑主孟显达，字令遵，武威人。原碑在唐代被刻成韦顼石椁 ，因此碑阴刻成屋顶形，可见此碑早被埋在地下。出土初拓本字尚清晰，今字迹多磨灭不清。正书兼作隶笔意，书法端庄、秀丽，具有北朝书法的气息，又有南朝的风韵。近人方若《校碑随笔》谓"书法修整，开虞、褚先声，较《龙藏寺碑》尤严谨。"

隋朝碑刻除楷书外，还有不少隶书碑刻。当时楷书虽已流行，但为显示庄重，书碑者往往取隶书之淳古庄重的特点书碑。隋代主要隶书碑刻有《陈叔毅修孔庙碑》碑主陈叔毅，记载修葺孔子庙的经过。此碑虽为隋隶，去汉较远，有曹魏隶意，仍具古朴风格。点画紧凑严整，使整个字的结构十分匀整，在技术上可以说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只是有些拘谨，稍显方正刻板，失去活泼和洒脱之风韵，但仍不愧为一件有价值的作品。《集古求真》似楷似隶，饶有意致，亦当时之能书者"。《太平寺碑》，开皇九年（589年）立石，或作元年者，误。隶书，书法方广挺劲，隶书体态宽厚，用笔方棱截齐，气势颇为雄壮。欧阳修《集古跋尾》，谓"此碑在隋，尤为文字浅陋者，疑其里巷庸人所为，然视其字画，又非常俗所能"。《正解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四月立，在河北定县开元寺，道光十八年移入崇恩寺。隶书，书法精整遒丽。碑阴有"寺僧洪升等造佛像记"。又有《青州默曹残碑》隶法，杂见篆字。书法古逸险健，奇正相生，为隋碑别具一格者。

总之，隋碑刻楷书虽流行，且为主流，但隶书碑志亦为数不少，其主要原因是。作书刻碑者，往往以隶书显其庄严尊重。故隋代的隶书，总体来说，体态宽厚，结构大多方整，用笔略显拘谨，似缺乏自然洒脱韵味。有些碑志隶楷兼及，形成非楷非隶的书体，这是隋代书风的一大特色。

唐代和五代的碑刻

唐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亦是文化光辉灿烂，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故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可与书法昌盛的晋代相媲美。这时期书家辈出，流派众多，名碑、墨迹尚多。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对楷书进行了大加工。这种唐代的楷书是继魏碑之后，我国书法史上又一大的楷书体系，长久以来成为学楷书的正规风范。所以，可以说这是任何朝代所无可比拟的。在我国书法史上可以说群星闪耀，百花盛开，绚烂无比的一个时代。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帝王大多数爱好书法，如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王中是一位很是出众的书法家，他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例。如他书写的碑刻《晋祠铭》、《温泉铭》就是二个典型的例子，随后就有武则天书写的《升仙太子碑》，中国妇女书碑始终此石，尤其珍贵。唐玄宗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现传世著名的碑刻有《凉国公主碑》、《纪泰山铭》、《石台孝经》、《杨珣碑》等数通。总之，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书写了一些流传至今仍为人们啧啧称赞的著名碑刻。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上行下效，造成有唐一代书法特别盛行。

唐代书法极盛，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大书家，书写了大量的著名碑刻。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写了一些著名的碑版。如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等。

虞世南的代表作传世很少，仅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草稿》等。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薛稷的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升仙太子碑题名》、《涅槃经》等。

其他的还有颜师古《等慈寺碑》、殷令名《裴镜民碑》、赵模《高士廉碑》、殷仲容《褚亮碑》、《马周碑》、李冶《万年宫碑》、《圣教序记》、《周护碑》。王知敬《李靖碑》、敬容《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高正臣《明征君碑》，以及《昭仁寺碑》、《孔颖达碑》、《段志玄碑》等。这些海内外闻名的书家和佳作，笔法遒劲精密。

中唐时期，这时期的碑刻书法的发展情况与初唐大不相同，开创了一代书风的大书家颜真卿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初唐时期的那种拘谨的局面，变得富有创新，其字的形态、风格变得肥厚一些，这与唐玄宗崇尚丰腴书风所分不开的。

这时期颜真卿、李北海、苏灵芝都崇尚丰腴，以颜真卿尤为突出。中唐涌现出不少著名书家，并为后世遗留下许多珍贵的碑刻遗迹。李邕的《叶有道碑》、《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卢正道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等。殷玄祚的《契苾明碑》、梁升卿的《御史台精舍碑》、李隆基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魏栖梧的《善才寺碑》、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苏灵芝的《悯忠寺碑》、《易州铁像颂》、《梦真容碑》。徐浩的《嵩阳观记》、《不空和尚碑》。李阳冰的《城皇庙碑》、《怡亭铭》、《三坟记》、《李氏先茔记》、《般若台记》。瞿令问的《怡台铭》、《浯溪铭》、张从申的《修吴季子庙碑》。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碑》、《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宋璟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元吉墓碑》、《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颜勤礼碑》、《李元靖碑》等。

中唐末期及晚唐时期，其书风与中唐的颜真卿不同，力求瘦健，来摆脱其肥厚的风格。所以，中唐时期，无论颜真卿的肥厚书风或柳公权等瘦挺风格，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唐那种创新的精神，是以往任何时代不可相比。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名书家和著名碑刻佳作。有柳公绰的《武侯祠堂碑》。沈传师的《罗池庙碑》、柳公权的《李晟碑》、《冯宿碑》、《苻璘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刘沔碑》、《魏公先庙碑》、范的《阿育王寺常任田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等。

总之，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仅龙门、唐人造像即有千余种。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唐代的碑志，明清时期出土很多，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将有四五千件，这对考查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

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潇条。但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文坛上，特别是词的兴盛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大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领域里，绘画方面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惟独书法艺术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这时的书法大家杨凝式外，书有《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及《夏热帖》等。其他几乎寥寥无几，而无著名的碑刻传于后世。

宋代碑刻

宋至明清以来的碑刻，从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前代已定的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尤其与隋唐的碑志形式无多大区别，没有任何突破，可以说只不过是隋唐的余风而已。

一般来说，一些金石学家，尤其是书法家，在碑刻领域中，大多普遍注重唐和唐以前的碑刻。自宋代起，尤是元代后的碑刻不甚注重。王昶的《金石萃编》亦截载于辽金时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为：一是由宋至清的碑刻的形制、字体等诸方面，与隋唐的碑志区别不大，无多大特色；二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宋朝以来，全国各地的碑刻林立，除一些重要的碑刻，具有较高的史料、艺术、书法价值外，普遍碑刻无论从其内容、形制和书法等方面都较平平，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三是尽管这些碑志，虽不见于一些较为著名的金石著录中，可是却被一些方志所载录，如各地的县志、乡志等都加一一载录。只要人们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研究，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这里将宋至清代一些重要碑刻，举实例说明。

宋代以宋四大书法家为例，苏轼的著名碑刻有：苏轼撰并书《司马温公碑》，此碑苏轼奉旨撰书，书法端谨，存晋唐遗法，为苏轼之妙迹。《阿育王寺宸奎阁碑》，苏轼撰并书。此碑结体遒劲，得欧阳询、颜真卿笔意。《表忠观碑》、苏轼撰并书，原石湮没，明嘉靖间陈柯重刻。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表忠观碑》苏文忠撰并书，结法不如《罗池》（《罗池庙迎享送神诗》）老笔，亦婉润可爱。”《罗池庙迎享送神诗》，苏轼书。苏氏书其篇末迎享送神诗，而未书全文，后人取而刻之于庙。此碑神采具足，非各种复刻所及。其他还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均为擘窠大字。

黄庭坚著名碑刻有《狄梁公碑》，范仲淹撰，黄庭坚书。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昔人谓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伯夷叔齐庙碑》，黄庭坚撰并书，字极秀丽，笔划瘦润，与生平所作不相同，细察别铙妩媚之趣。《黄庭坚题琴师元公此君轩诗刻石》，现仅存宋拓孤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帖潇洒如意，异于其他黄书。其他还有《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浯溪题记》、《淡山严诗》等。

米芾著名碑刻有《芜湖县学记》，宋黄裳文，米芾行书。原石已佚，现存者为后人摹刻。此碑笔法纵横，为米芾佳作。《方圆庵记》，宋释守一撰，米芾书。原石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刻。书法腴润秀逸。《章吉老墓表》，米芾行书。字距甚大，行距亦较宽。书法龙跳虎跃，秀劲遒逸，为米芾晚年代表作。其他还有《焦山题名》在江苏焦山。书法清劲疏朗。《真君题字》，于崇宁四年（1105年）刻于平武，书法严谨有度。《终南山题字》，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大字，刻于安徽盯眙，字势奇伟秀丽，纵逸飞动。其他还有《米芾语溪题名》、《真宗孔子赞》、《太白江油尉厅诗刻》等。
蔡襄著名碑刻有：《万安桥记》，亦称《洛阳桥记》，蔡襄撰并书，正书。文记嘉祐五年（1060年）修造泉州万安桥之事。书法端庄沉着。《昼锦堂记》，又称《百衲碑》，欧阳修撰，蔡襄正书。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立于河南安阳，元至元间（1264～1294年）重刻。书法遒劲伟丽。《刘奕墓碣》，嘉祐六年（1061年）立于今福建福州。结字工稳，笔法自颜《多宝塔》、徐浩《不空和尚碑》中来，风格近《昼锦堂记》。此碑拓本流传甚少，鲜为人知。《韩魏公祠堂记》，司马光撰文，蔡襄正书，元丰七年（1084年）立于今河南安阳。书法严整，似颜真卿《元结碑》而峻，骨韵在《颜书告身》后跋之右，信为君谟正书合作。还有福建福州东郊的鼓山摩崖题刻有蔡襄《刘蒙伯碣文》、《忘归石》等。后人刻有《蔡忠惠公法书帖》。

除宋四大书家所书著名的碑刻外，还有北宋碑刻《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党碑》，刻于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书、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O九人为*党。蔡京后又自书颁行各州军立石，后毁石。今传世者，惟广西有两刻，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一在融安真仙岩内。作为北宋新旧党争的实物资料，便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通过对这块碑刻的研究，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宋代的社会状况和统治集团的矛盾。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所以此碑因书法故有拓本传世。《峄山刻石》，北宋重刻，原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巡行各地，登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并在此刻石，乃秦代所立第一块纪功刻石。书体为小篆，李斯所书。原石在唐代以前毁失。北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在长安根据南唐徐铉所存摹本勒刻新石。郑氏撰文记重刻碑石之始末，附刻于篆书之后，共5行，197字，楷书《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寺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境内，于天祐民安五年（1095年）所刻。碑一面刻汉文，28行。另一面刻西夏文，此碑用两种文字对照镌刻，正反映了党项族与汉族间的文化交流。

《大观圣作之碑》，又称《学校八行八刑碑》，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立。赵佶瘦金书，蔡京行书题额。书法瘦硬挺拔，直如矢，劲如铁，虽经刻石；风彩犹存。此碑今在河南新乡。《面壁塔题字》，宣和四年（1122年）立，蔡京书，行书“面壁之塔”四个擘窠大字。书法雄放遒健，现在河南登封少林寺。

《面壁岩题字》，南宋刻石，北宋蔡卞书。楷书“达摩面壁之庵”六个大字。笔法劲健，有唐人遗风。刻石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焦山题记》，南宋摩崖刻石，陆游撰并书。书法平稳安详，在江苏镇江焦山摩壁。苏州碑刻博物馆陈列着四大宋碑，即《平江图》、《地理图》、《天文图》、《帝王绍运图》，1961年均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陆游书诗境》，南宋刻石，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刻，石在粤西。陆游楷书“诗境”二个大字，字径近尺，落款在二字间，书法凝重。宋高宗《石经刻石》，共九十一石，现存八十七石，存杭州府学。

《宋代针灸穴位碑》，此碑于1971年在北京明代城墙遗址出土，刻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至天圣八年（1030年）间。它是北宋医官王唯一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纂完成，它科学地总结了自汉唐以后古代医学家在针灸穴位方面的经验，是一块研究我国古代医学方面的重要碑刻。桂林波伏山刻有宋米芾《自画像》，方信儒于嘉定八年（1215年）摹刻在伏波山还珠洞石壁上。画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其风彩犹存，是桂林碑刻中不可多得的一幅艺术佳作。在伏波山上还有范成大的《鹿鸣诗》等。桂林的摩崖石刻以龙隐岩与龙隐洞最为集中，可谓“壁无完石”。仅这两个岩洞的石刻，其中宋代碑刻有一百二十多件。

宋代碑刻中最重要的《元祐党籍碑》，在上面已述。还有宋代梅挚的《龙图梅公瘴说》石刻。这是梅挚于北宋景祐初年在昭州（今平乐）任知州时写的一篇政论文。于绍熙三年（1190年）朱晞颜把它刻于龙隐岩，并题跋于后。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论文。这篇政论，梅挚敢于揭露贪官污吏的暴行，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的腐败。在桂林象鼻山水月洞的岩壁上，还刻有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束“诗札”。南宋赵夔《桂林二十四岩洞歌》，南宋诗人张孝祥《朝阳亭诗并序》是一篇辞与书法并茂的作品。张釜的《桂林山水七咏诗》，陈信伯《评桂林山水题名》。谭掞《品评龙隐岩题记》、朱晞颜《游龙隐洞诗》。由于南宋诗人游桂林多年，刻石殆遍所作有《龙隐岩诗》、《清秀山题诗》、《韵音洞古相思曲》、《西山题诗》、《还珠洞题诗》、《龙隐洞诗词》、《龙隐洞题诗》等。

桂林碑林中南溪山刘仙岩石壁上，刻有宋代《养气汤方》，详细地介绍了药品、制法、剂量、服法及使用效果，这是一份珍贵的古药方。还有如铁封山的《平蛮碑》、龙隐洞的《平蛮三将题名》。福建省南安丰州金鸡山的九日山中，有九日山祈风石刻，这些石刻，乃南宋崇宁三年（1266年），泉州郡守祈祷四时顺风所撰，可说是与宋代泉州港海运有关的资料，亦是我国人民与亚洲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福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石刻陈列馆，陈列宋、元时期宗教石刻，分为伊斯兰教石刻、景教石刻，反映古代中外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交流的成果。

辽金时期的主要碑刻

《高丽园融国师碑》，正书。辽重熙十年（1041年）四月十七日卒，五月四日窆。正书，学欧书尚佳。

《沂州府普照寺碑》，立于皇统四年（1144年）十月二十日，在山东沂州府普照寺，集唐柳公权书。

《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隶书。明昌六年（1195年）立石，党怀英奉敕撰并书丹篆额。石存山东曲阜孔庙。

“杏坛”二大字篆书石碑，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甬道中央。《庄子·渔父篇》云：“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教琴。”天圣二年（1024年）在这里建坛植杏，以纪念孔子在杏坛讲学的事。直至金朝大学士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石碑。“杏坛”二大篆书，结体茂美，字苍劲古色，颇有精健。

《十方灵岩寺记》，隶书，党怀英撰并书篆。金明昌七年（1196年）十月十四日沙门广琛立石。《金史》本传云：“党怀英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习宗之。”还有《党怀英书诗刻石》。
《重修蜀先主庙碑》金·王庭筠书，行楷碑刻，永安四年（1199年）蒲察克温立于今之河北涿县。书法圆润劲健，出笔迅速，气息似米芾，妙处不减古人。

《王庭筠书诗刻》，王庭筠书，在大理双塔寺。此诗刻笔法劲健，纵横变化疏密有致。

《重修博州庙学记》，王去非撰，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刘义立于东昌（今属山东）。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书法沉顿雄快，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元初巙子山诸人不及也。”

《重修中岳庙碑》金碑刻，大定十三年（1182年）立，郝史书，党怀英篆额。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其书“书法方整遒劲，有唐人遗致。”

《灵泉观记》杨峻撰，刘光书。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党冲惠立石。高宇刻于同官县（今属陕西省）。清毕沅《关中金石记》称：“此记字法似褚、虞。金人碑刻之最佳者。”清王昶《金石萃编》著录。

《荣国公时立爱神道碑》正书。额阴文篆书四行。李晏撰，赵沨书，党怀英篆额。1958年在河北新城县北杨村出土，现存河北文化局。

《刘从益惠碑》，赵秉文撰并行书，金正大四年（1227年）此碑字体奇伟可观，见著录于《中州金石记》。

另外，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中，有不少辽金时期所刻的佛经石刻，为我国重要的佛教遗物。从石经书体来看，大多出自无名书家的优秀作品。

又有金著名书家任珣，名作有古柏行。

元代碑刻

元代的碑刻，当以才华横溢和有元一代书法公认的领袖赵孟頫居多。其中有《敕藏御服碑》，赵世延撰，赵孟頫书，在陕西省周至县。明赵崡《石墨镌华》卷六称：“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孙公道行碑》而稍逊其圆逸。

《孙公道行碑》邓文原撰，赵孟頫书。在陕西周至县。立于元统三年（1335年），字无大损，其无剥蚀处，则完整如新，笔法圆腴，略似学虞世南，比他书尤为工整。
《裕公和尚碑》，程钜夫撰，赵孟頫书，在河南登封少林寺。此碑圆熟有之，而姿态不足。

《崇国寺演公碑》，赵子昂撰并书兼篆额。至元十三年（1276年）刻，虽间有剥落，仅损笔划，不缺一字。

《崇福寺碑》，赵孟頫撰并书，延祐七年（1320年）刻。在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万象山。石颇完好。

《番君庙碑》，元明善撰，赵孟頫书，在铙州府（今江西波阳）。此为赵氏暮年之笔，亦觉老劲。

《仇公墓碑铭》，又名《仇锷碑》，元赵孟頫撰书并篆额。行书，作于延祐六年（1319年），书法老健。

《天冠山诗》，元赵孟頫行书自咏之诗，历来极有名。石现在西安碑林，书法以婉媚胜，故为人们所爱好。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元牟撰。赵孟頫书。全文约五百字，完好无缺，此为赵孟頫年轻时所书。

《玄教宗传碑》，又名《道教碑》，虞集撰，赵孟頫书并篆额，为奉敕所作。至正四年（1344年）吴全节入石，一碑在北京，另一碑在江西贵溪龙虎山，此碑从北京本摹刻之。此碑笔法生动，具见赵孟頫精神力量。历来对此碑的书者有分岐，一说赵雍所书，一说吴全节代笔，一说学赵书者摹仿之。

《佑圣观玄武殿记》元大德十年（1306年）刻，元明善撰，赵孟頫书并篆额。行书。此碑书法虽不及《胆巴碑》之老健，然无一雅笔，所以独有千古。

《泗州普照寺灵瑞塔碑》赵孟頫撰并书，延祐五年（1318年）刻。石高一丈，宽约五尺，巍然巨制。书法全似李邕，笔势纵逸，与他碑颇异。

《松江宝云寺记》牟撰，赵孟頫书，至大元年（1308年）刻。石微有剥落，字多行书。

《杭州福神观记》，邓文原撰，赵孟頫书。碑在杭州西湖断桥之左。书法圆厚雄浑，比其他碑版所书更为苍老。

《珊竹公神道碑》，姚燧撰，赵孟頫书并篆额。元至大二、三年间（1309～1310年）刻。

《寿春堂记》元延祐三年（1316年）刻。赵孟頫书。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杭州摹勒上石，刻者吴厚生。笔法遒健，一洗平生流媚之习，已达人书俱老之境。

《龙兴寺帝师胆巴碑》，元延祐三年（1316年）刻。赵孟頫撰书并篆额。笔法出自唐李邕，古劲绝伦。

赵孟頫书碑版其他还有《徐夫人碑》、《敬元长碑》、《新建庙学碑》、《萧山县大成殿记》、《兴国寺碑》、《龙兴寺祝延圣主本命长生碑》等。

元代其他的碑刻有：康里巙巙书《敕修曲阜宣圣庙碑》，在山东曲阜孔庙，碑上字约寸许，似学唐欧、虞之书法。

沙门邵元撰，比丘法然书《息庵师道行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天王殿右侧，至正元年（1341年）少林寺僧人法容等立。行楷，24行，1072字，内容为追叙息庵生平事迹，颂扬其道德深泽，推崇之情溢于言表。邵元原为日本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泰定四年（1327年）至中国，21年游历各地与高僧结缘。至元五年（1339年）至少林寺，与息庵龙笃谊深。息庵死后，其徒请邵元撰文刻碑铭，故有此作。此碑标志了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

北京《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在居庸关云台券洞内。两壁刻有四大天王，壁间有藏、梵、八思巴、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这六种文字刻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此券洞边上雕刻各种花草图案，是现存稀有的精致的元代雕刻艺术杰作；同时，这六种文字石刻更是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为世人所重。

《息庵让公禅师道行碑》，日本沙门邵元撰并书，在山东长清灵岩寺。
泰不华书《王烈妇碑》，在浙江绍兴。

邓文原撰并书丹《重建南镇庙碑》，在浙江山阴。

虞集撰并书《平阳郡公姚天福碑》。

日本沙门邵元撰并书《显教园通大禅师熙公和尚塔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

揭傒斯书《代祀记碑》，在浙江绍兴。

《天一池碑》揭傒斯记并书。明拓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

《重修灵星门记碑》，赵孟贯书，在浙江鄞县，此碑书法颇似赵孟頫。

《重刻汉桐柏淮源庙碑》。元至正四年（1134年）吴炳重书勒石于济源。王世贞《弇州山人稿·桐柏庙碑》评称“抚拓精彩动人……八分法虽极古雅，然往往有史惟则、张正臣笔意。”

《义门王氏先茔碑》欧阳玄撰，危素书，赵期颐篆额。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于陕西蒲城。碑为危秦55岁时所书。危秦书法远宗晋唐，近取松雪，而结体稍促。

《寿带观铭》，杨维桢撰并书。书法工稳匀秀，备尽楷则，与常见铁崖书回异其趣。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碑刻陈列区内，陈列着有关北京兴建寺庙方面的碑刻，有元代兴隆寺创建碑，著名的隆福寺碑、关帝庙碑、清真寺碑、白衣庵碑、崇元观碑、大显灵宫碑。这些较著名的寺庙碑刻，记载北京寺庙建造、修葺、规模等情况，为研究北京寺庙情况提供了原始资料。

明代碑刻

明代的碑刻较为盛行，其数量甚多，现择要者略述：

《七姬权厝志》，张羽撰，宋克书，卢熊篆额。元至正丁未（1367年）刻，应列入元代碑刻，但宋克为明初著名书家，故列入明代。文记张士诚部属潘元绍七姬人一时殉主事。款识三行，列于碑末，分行布，错落有致。书刻俱佳。《梦鼎堂记》，明吴承恩书，行楷碑刻。归有光撰。隆庆元年（1567年）立。1978年10月31曰出土于浙江省长兴县，现藏县文化馆。此书法圆腴俊逸，有虞永兴风采。《浴日亭诗》，明刻石。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四月刻。陈献章书。草书，书法俊迈纵放。《大明皇陵之碑》，俗称《皇陵碑》。立于安徽凤阳明皇陵神道侧。危素撰文，并遣李善长诣陵立碑。朱元璋嫌文臣碑文粉饰之辞，不足戒子孙，乃亲自撰写碑文，立碑于神道之南。此碑巍峨挺拔，气势非凡，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是研究朱元璋及元末农民起义的珍贵资料。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度书《岳阳楼记》，《慈元寺碑残石》，明陈献章书，行书刻石，碑石已残，仅存数片。此残石笔法质朴遒劲，刻工亦精良。

《唐诗四首》，明海瑞书，行草碑刻。明嘉靖间书。清同治四年（1685年）刻石。海瑞虽不以书名，然其清刚绝俗，守正不阿之气，乃可于点画使转间仿佛得之。复刻石在海南岛五口市。《马哈只碑》，在云南晋宁县昆阳城月山西坡上。马哈只是郑和之父。此碑是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为他父亲马哈只立的墓碑。碑文为大学士李至刚撰写，后带回家乡昆阳勒石立碑，至今字迹仍清楚。碑文记载马哈只的身世及家世。此碑为研究郑和家世提供可宝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故被一些专家、学者所重视。《桃花诗》，明刻石。唐寅书。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刻。书法遒美俊逸，原石旧在苏州桃花坞，今佚。《重建泗州大圣庙门记》，王鏊撰并书，楷书。正德八年（1513年）三月刻。书法劲正，在颜、柳之间。《处士窦敬墓志》，明正统六年（1441年）二月十七日刻。张益撰，黄养正书。此志何时出土，藏于何处未详。

《崔源墓志》，崔源为明初累立战功的武将，他多次随内官亦失哈至奴儿干“招谕”。墓志于1919年在辽宁鞍山东郊倪家台崔源家族墓出土。此墓志的出土，为研究明代东北的管理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梁山伯祝英台墓碑》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旦（1516年）立。赵廷麟撰文，杨环书。1952年于山东凫山县第六区修浚白马河工程中发现，现在省文管会保存。由于梁祝悲剧故事，脸炙人口，故此碑出土，曾轰动一时，为世人所重。

《吴葛将军墓碑》陈继儒撰文，周靖书丹并篆碑额。碑文记述机工首领葛贤组织机工反抗苏州税监孙隆一再增税的斗争事实。为保护市民，葛贤挺身投案，死后苏州市民将他葬于苏州“五人墓”旁，合称“六义士墓”，并立碑称他为葛贤将军。《益端王圹志》正书，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江西南城县金华山。1972年江西南城县金华山出土。此记对研究益王历史，是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李卓吾妻黄氏墓碣与墓表》，正书，碣二行，首行七字，次行六字，其文为“明诰封宜人李卓吾妻黄氏之墓”十三字。墓在福建晋江县紫帽山张园村。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季冬立。此墓碣与墓表的出土，成为研究李贽事迹的十分重要的材料。《昆山县学重修记》明嘉靖三年（1524年）立，王理之书，王筋篆额19行。篆法秀丽，师法李斯、李阳冰。

《两桥记》，明刻石，无年月，文征明书，章简甫刻。行书，额隶书“两桥记”三字。书法俊美流畅。《辞金记》，明嘉靖十九年（1504年）三月立，文征明书并篆额。楷书，碑额篆书“辞金记”三字，书法端秀精整。《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董其昌撰并书，行楷书。天启四年（1624年）立。书法流利厚重。

《通州军山新建普陀院记》崇祯三年（1630年）董其昌撰并书。真书。碑额双钩篆书十二字。书法端雅流秀。北京国子监集中了明代进士题名碑。明代进士题名碑自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共77座。进士题名碑的内容，大体是考试的时间、中试的人数，前三名所赐特殊学衔的名称以及所有中试者的姓名和籍贯。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碑刻陈列区，陈列明朝太监魏忠贤碑和明代其他太监墓志，如明锦衣卫抚《夏公墓志铭》，明故司礼监太守《张公墓志铭》等。成为研究明太监活动情况和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引起明史专家的重视和关注。还陈列着明代李东阳《李东阳草书》碑刻及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碑刻及明代的《河图洛书石刻》等。又在耶稣会士墓碑陈列区内，陈列36通耶稣会士碑。均为第三次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向中国传教、传科学、文化，并葬于北京的会士墓碑。这些会士墓碑记载了他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情况，为人们研究耶稣会在北京的传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江苏省江阴晴山堂碑刻，在江阴马镇。这里有徐霞客墓，在故居附近的徐氏宗祠晴山堂旧址里，尚保存有他晚年亲自整理并嵌砌在砖墙上的元末至明代的诗文石刻——晴山堂碑刻，其石刻共76块，属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石刻集中了明朝一代名人的手笔，很是可贵。这里所刻均为明人书，其绝大部分为墓志和诗文，亦有少数颂扬徐霞客之碑刻。在几十篇碑文中，除文征明的内翰徐公像赞是隶书外，其余都是正、草、行、楷诸体，但以行草居多。这些除了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外，同时还提供了徐霞客先世及本人之资料，可作为研究《徐霞客游记》之参考。

清代碑刻

清代国祚较长，碑学兴起，书学盛行，涌现了大量的书法名家，除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墨迹外，还有数量甚多的碑刻。这里择其要者简述。

《重修鲁公放生池庵碑记》，乾隆十年（1745年）春立。陈大受撰，程廷祚书并篆额。行书。书法劲雅。《致豫所吕老先生书》，清代草书刻石，传为明海瑞所书，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莫绍德得墨迹于苏州，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携归广州刻石，今在广东省海口市五公祠。莫绍德跋称“有凛然正气，书法可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方驾。”《临瘗鹤铭》，清弘历正书刻石，今在江苏镇江焦山宝墨轩，传为清高宗弘历临《玉烟堂》全本，与原石书法相较，形神俱失。《重修甘泉县城隍庙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刻，王文治书。行书。书法秀逸俊雅。《重建元君古庙碑记》，黎简撰并书，黄丹书篆额。曾绍光刻石。嘉庆元年（1796年）立，石在广东顺德县。书法温润圆腴，结体稍步东坡藩篱，为广东名碑之一。

《石钟山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立。翁方纲，楷书。碑额篆书“苏文忠公记”五字，书法精整敦厚。《大禹陵庙碑》，嘉庆五年（1800年）立，阮元隶书。书法庄重秀丽。《襟江书院记》，何绍基书并篆额。楷书。书法苍劲宽博，蜕自颜体而自成一格。《新修城隍庙碑记》，乾隆十七年（1752年）立，郑板桥撰并书。楷书。此碑于1962年出土，现藏山东潍坊市博物馆“郑板桥纪念堂”。书法清劲，有汉隶遗意。《板桥润格》，郑板桥书，行书刻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书。书法横斜错落，跌宕多姿。《屈大均墓碑》，吴道镕书，正书碑刻。同治八年（1869年）立。冯容孙刻石，在广州。此碑结体遒密，意境浑穆，大得晋唐旨趣。《重修金山江天寺记》，曾国藩撰文，张裕钊书。楷书。书法修长清雅，在欧、褚之间，微带北魏笔意。还有张裕钊书《贺锡瑛夫妇双寿序》、《书镜铭》等刻石。《东平公社碑》，在广东番禺大阑滩村的沙梨园内，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记述英军入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建立东平公社，并立此碑，记其建立经过及倡建值理人员名单，提供了当时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史实。

《美人石记》张謇撰并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行书。张氏书法源自颜真卿，端庄流动，自成一格。《太平天国渡船规约碑》，清代刻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立。1954年于江苏南京发现。此碑文主要内容规定了太阳河中路一带码头渡船规约等。

《耕识图刻石》，刻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石刻据元程摹楼《耕织图》刻石，共45图，其中耕21图，织24图。各图右方署画目及篆书五言律诗一首，旁附正楷小字释文，刻石构图简明，刻工刚劲。原石原存圆明园多稼轩贵识山堂，英法联军入侵时被毁坏一部分，后徐世昌攫为己有。徐世昌籍没后曾流失在京郊农家砌作猪圈，60年代初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仅存刻石二十三块，其中二块已全磨泐，二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室。《耕织图》展示了南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概况，同时也揭示了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景等。

《秋瑾墓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徐自华撰，吴芝瑛书。楷书，书法宽博，多北魏意态。碑旧立杭州西湖之东，立不久为清廷所毁，仅有拓本传世。

至于有关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碑刻较为重要的有：《清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立，现在北京国子监。《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立。《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立，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立，在新疆。

《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立，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立。在陕西西安。《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立。《西藏功垂百代石刻》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红山东侧断岩第四台阶。记载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入藏叛乱的情况。李麟等刻铭。《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在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碑文乾隆皇帝所撰，于敏中奉敕书。记述土尔扈特部远离祖国，140年后重返祖国的经过，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