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可算是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元代赵孟頫的圆朱文篆刻,是其本人书后由匠人刻制。王冕用花乳石、青田石治印,但记载不详又没有在当时形成以石刻印的风气。文彭、何震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力追秦汉,开辟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昌盛局面。自此之后,掀起了一股篆刻艺术的热潮,其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作家林立,出现了文彭、何震、归昌世、汪关、朱简、梁袠等几十家;二是印学理论的确立,编制印谱成为风尚,如《集古印谱》,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时人(包括篆刻家本人)更重视制印谱,使得印谱如诗集、文集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成就的记载;三是书画已经离不开篆刻,且要比宋、元考究得多。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故书画家、诗人、文学家以至收藏家,无不存印章。

清代篆刻在明代文、何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更大发展,风格各异派支繁衍,成为专门之学。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除为我们熟知者外,金农、桂馥、何绍基等均精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是安徽与浙江籍的,当然也有侨居扬州的,所以一直有浙派与徽派之说。浙派指“西泠八家”,徽派又有歙派、皖派之说。

在浙派、皖派风靡印坛百年之后，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至此，篆刻艺术的形式与审美体系得以最终形成。自此，篆刻家在创作中所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现各自的审美理想。晚清篆刻，可谓是名家辈出，而就风格而言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色彩，但这些又几乎都是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源头的，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又无不是以上三家的结合求之的！

    
    



“闲章”即以清词丽句为内容镌刻的印章。它无关名讳，或以诗词成语入印，或以俗语句子上石。方寸之中，寥寥数字，流溢着作者的灵性。闲暇之时，我爱读古今印谱。里面的闲章，印文清秀，引人入胜，很有趣味。
从闲章的印文上，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性情合秉赋。明初书画家郑思＊，每有称心之作常以“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里”的白文印铃于其上，自负之态，跃然纸上。“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闲章，幽默隽永为世人所乐道。清邓石如刻闲章“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表现了他的刚正不阿。赵之谦在妻亡女死后，以“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闲章寄情思亲。徐悲鸿生前以重金从外国人手中赎回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后，把它看成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便在这件艺术瑰宝上铃以“悲鸿生命”闲章。现代作家郁达夫，又名郁文，曾刻有一方自用印章，“郁郁乎文哉”，系选用《论语》之句而成，巧妙得体。一直以书生自居的田家英，刻有“京兆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两印，表现了他嗜书好读而淡于名利的性情。

闲章还多被作者用来展其身世，记事述人。明代唐寅因会试被黜，居苏州卖画为生，画幅上常盖“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两印，自负不凡，傲视一切。三十年代，鲁迅曾被人诬贬为“学匪”，其遂治印“绿林书屋”反讥之。齐白石自幼清贫，木工出身，成名之后，刻闲章“鲁班门下”，以示不忘根本。“丁巳残人”的作者高凤翰，丁巳年他五十五岁，因患病，右手残废，所以刻了这方印。记事闲章中，字数较多，内容较广的恐怕要推康有为的一枚阳文线篆闲章了。印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戊戌旧事，概见端倪。他把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业绩，都记在了印里。

闲章中，有很大数量是激励自己和铭志发愤的。南宋陆游，曾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刻闲章“老学庵”一枚，激励自己奋发学习。“我书意造本无法”是邓石如用苏东坡句来评论自己书法的闲章，谦虚地说明自己的书法没有法则，是臆造的。“但使残年饱吃饭”闲章是吴让之晚年生活艰难所发出的愤世的评论。

由于闲章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能述事记人。能阐发议论，因此，最容易反映出时代的色彩。赵古泥曾刻“天下为公”闲章，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推崇。“叛徒”二字闲章，则表达了闻一多与旧事解决裂的决心。丰子恺在旧社会画了许多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漫画，专门刻了一方“速朽之作”闲章，是“不朽之作”成语的反用，意思是愿早日为旧社会送葬。邓散木刻的“换了人间”“当惊世界殊”，齐白石刻的“学工农”等，反映了新的伟大时期的开始，表达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的意愿。“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等印章，又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些闲章，虽是“雪泥鸿爪”，却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明末周亮工曰“无语不可以入印”。的确，文句美好，篆刻精妙的闲章，用以揣摩玩赏，铭志励己，其乐何及！可谓闲章不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