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宗教迷信的产生，对坟墓的经营却成为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那是古代埃及奴隶主的陵墓；在我们中国，古代帝王、贵族的陵墓更是遍布于各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迷信观念、等级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中国历代王朝就盛行着厚葬的风气。自秦汉时代以来，帝王贵族在陵墓周围修建了大片的陵园建筑，设置了大型的仪卫性陵墓雕刻品。这样做，在主观上是为了显示死者的丰功伟绩，在客观上也就必然促使了带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和带有仪卫性的大型雕刻品的发展。

由于统治阶级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他们往往垄断了当时最杰出的能工巧匠和物质材料，也由于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陵墓雕刻往往突出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水平，成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存的汉代霍去病墓雕刻、唐代的“昭陵六骏”雕刻、顺陵石狮便是我国古代雕刻林中的瑰宝。

深沉雄大的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窦马村附近，距西安市40公里，是西汉王朝汉武帝刘彻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青年将领。他从18岁开始率领汉朝军队与侵犯汉朝疆域的匈奴作战，他英勇善战，先后六次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为安定边防、发展生产、促进西域各国与汉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等职。当汉武帝要赐予他住宅、官邸时，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这句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豪迈誓言，在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人们所传诵。霍去病年仅24岁便因病早亡。汉武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霍去病墓作为他自己死后的陵墓茂陵的陪葬墓，以示荣宠。同时命令工匠把霍去病墓修筑成一座小山，象征着他生前战斗过的祁连山，并设置一些大型动物雕刻隐杂在墓山上。这种把墓形、雕刻与墓主人的历史功绩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总体构思，是十分独特和耐人寻味的。

霍去病墓的这一组大型陵墓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陵墓雕刻品。它们一共有14件，除了其中的《马踏匈奴》雕像原置于墓前外，其余大部分雕像原都放置在墓山上的树石间，以加强“山”的象征气氛。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前石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雕像全高约2.2米。为表现青年将军的赫赫战功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雕刻匠师们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匹静立的战马，马肚下紧压着一个仰面朝天的匈奴首领。如一座巍然挺立的山峰；马肚下的匈奴首领却是手握弓箭，犹在垂死挣扎。敌人的挣扎与战马的雄强，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汇成了力量的冲突，恰好象征着战争的严酷与胜利的自信心，预示着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结果。雕像没有出现汉军将领或士兵的形象，而是让观者从战马的形象联想到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和无数浴血疆场的战士，作者采用带有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揭示出寓意深刻的主题。

从艺术表现手段来看，它综合运用了圆雕、浮雕和线刻的手法。整件作品利用了天然巨石的形态而加以雕凿。马肚下的匈奴形象主要是以浮雕来表现，人与马腹之间不透的空隙的巧妙结合，保留了天然巨石的完整性，给人以雄浑、整体的深刻印象。战马的头部形象也刻划得十分成功，微微侧倾的头部避免了呆板、僵硬的毛病，而它镇定自若的神态与巍然静立的体态表现出博大的气度。

另外两件表现战马题材的石雕是《卧马》和《跃马》。《卧马》从外形上看，是一匹卧地休息的战马，但马的前腿微微弯曲，头向左前方略倾，表现出即使在休息时仍十分警觉、随时准备驰向疆场的神态。《跃马》表现了一匹将要腾跃而起的战马的英姿。它十分成功地利用了整块巨石的自然形态，只用浮雕表现马的躯体，而对头部、胸部等关键处进行雕凿；为了强调整体的气势，马颈项下和马的前腿之间的多余石料并未凿去，更加强了马的跃势和力量感，更强烈地表现了战马在即将腾跃而起时力拔山岳的气魄和力量。其余的作品如《伏虎》、《卧牛》、《野猪》、《蛙）等，也都是用整石雕成，灵活运用圆雕、浮雕和线刻的手法，按照天然石块的形态因材施艺，利用石头本身的质感、量感，赋予了顽石以生命和活力。

巡视这一组石雕，我们会被雄浑博大的气魄所撼动，所感染。汉代是一个强盛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处于创业时期的封建帝王深深懂得出生入死的英雄的价值；这时期涌现的风云人物给后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千军万马的重围中慷慨悲歌，一洒英雄之泪，然后驰杀于敌阵；如汉武帝本人，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如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如驰骋于风沙大漠的李广、卫青、霍去病……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甚至连苦闷、连复杂的感情，也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气。这时代容不得畏琐的小家子气，英雄们向往着在青春时期建功立业，向往着壮烈的人生。我们再看看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那挺立的马，那卧伏的马，那腾跃的马，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墓前石雕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正是时代精神风貌在艺术上的反映。这组陵墓雕刻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

昭陵六骏 唐代帝王陵墓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在西安城西北约6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岭峦起伏，主峰突兀的高山，这就是礼泉县的九峻山。唐代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修建在这座山上。

李世民是唐朝的“开国之君”。他顺应历史潮流，为结束隋末唐初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太宗在生前亲自选定九峻山作为自己的陵墓，以雄伟的山岳体现帝王的宏大气魄。整个陵区周长60公里，在主峰陵寝周围分布有167座功臣贵族的陪葬墓。当日的陵区内各种建筑布置精巧，光彩夺目。周围广植苍松翠柏，景色十分肃穆、壮观。时过境迁留在地上或地下的大量珍贵遗物，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风采。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就是幸存下来的杰出的雕刻艺术品。

“六骏”，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先后乘骑过的六匹战马。这六匹战马曾跟随李世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为了追念他心爱的战马，同时也是为了昭示自己的丰功伟业，李世民在设计营造昭陵时，特命雕刻工匠雕制出“六骏”浮雕。

“昭陵六骏”是六块石屏式的浮雕，原分东西两组排列。六匹战马的姿态分别有站立、踱步和奔驰三种。“飒露紫与丘行恭”便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作品。丘行恭是跟随唐太宗征战南北的一员猛将。在一次战斗中，唐太宗乘骑的“飒露紫”中箭负伤，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为“飒露紫”拔箭，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最后奋力冲出重围。为了表彰、纪念丘行恭及“飒露紫”的英勇战绩，这块浮雕上描绘了丘行恭沉着镇定地握住了箭柄，准备猛力一拔；战马挺立着，身躯微向后倾，微妙地表现出它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主动与拔箭动作相配合。更使人感动的是战马的头部正温顺地与丘行恭的肩额相贴，再现了战马与勇士之间生死相依感人肺腑的场面！

再看看名为“青骓”的那件作品，战马正在奔驰，是冲入敌阵还是杀出重围？腾空的四足几乎与胸腹齐平，马尾高翘，鬃毛飘拂，战马风驰电掣的姿态是何等的矫健、英武！
六匹骏马的动态神情各不相同，但又共有着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坚强刚毅、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势。从艺术手法上看，作为浮雕，它的形象浮度并不高，但给人的感觉却有如近乎圆雕的坚实的体积感。作者运用了流畅强韧的弧线和犀利挺劲的直线来处理轮廓、体面关系的变化，使曲直相辅、刚柔相济，于微微的转折起伏中，体现出骏马丰厚劲健的体质和极其充沛的活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雕刻史上，这是塑造战马形象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

“昭陵六骏”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可惜的是，“飒露紫”和“拳毛 ”于1914年被盗卖往美国，现藏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4件也遭到破坏，现陈列于陕西省博物馆。

顺陵石狮 中国古代的石狮一直是一种压邪镇魔的瑞兽。狮子原产于非洲、南美和西亚。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狮、象、孔雀等作为贡品而相继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由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盛行，狮子作为护法的灵兽，在佛教洞窟艺术中出现。自隋唐时期开始，石狮雕刻成为守护在陵墓前的一个雄强威武的角色。

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的梁山），石蹲狮的造型如金字塔，两足前伸，斜撑着巨大的躯体，圆睁的双目与微启的方口显示着雄视一切的气魄，然而就唐代陵墓雕塑中的狮子形象来说，最有代表意义，最为杰出的则是顺陵的石立狮。

顺陵是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附近。在陵墓南面的前门外有一对巨大的石立狮，其中左侧的一躯最为杰出，人们一般所说的“顺陵石狮”指的就是这件作品。这座石立狮高3.05米，长3.45米，座高0.4米，狮与座都是用一块巨石雕成。石狮作阔步前进的姿态，昂首挺胸，张口怒吼，气势极为豪迈雄强。但雕刻匠师们并非只是强调外在的动态，而是更为巧妙地把石狮处理为狮子在阔步行进中稍作停顿，头部微微转向右侧，正是昂首四顾的瞬间。这种动中有静、威猛中有安详的形态体现了雕塑艺术中高度的概括手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把石狮设置于陵墓前，既有守护之意，也是陵区建筑空间布局中的一种装饰，以加强陵墓建筑群神圣、尊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氛。因而，作者并没有摹拟自然界狮子的生理结构和凶猛的野性，而是最大限度地夸张它的粗壮浑厚的形体，如以单纯洗炼的整体感雕凿出生动有力的外轮廓。为了突出表现狮子的威猛，还特别强调了狮子的粗壮、锐利的脚爪。当你站在它面前仰首观看时，不能不被那种气吞山河的威武气概所征服。

到了元代、明代以后，狮子雕刻更广泛地安置于庙堂、宫殿、住宅的门庭前，但大多已经没有了威武雄壮的气势，而趋于玲珑秀媚，作吉祥喜庆的装饰了。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的旧中国，还出现过一种非常写实、逼真的狮子形象，如上海市政府大楼（解放前的汇丰银行）前的两座铜狮子，在气势上和艺术审美上，更是无法与唐代顺陵石狮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