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最引人入胜的是风光如画的西湖。赞美西湖的诗词汗牛充栋，但是其中最为经典、最为贴切、立意最高、遣词最妙的恐怕是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直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仅仅28个字，唱出了西湖的一切美好。把西湖的阴晴拟人化地比作美女西施的浓妆淡抹，此诗一出便万口流传。从此西湖又多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子湖。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距今已经900多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所做。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三六年。

赏西湖美景令人大饱眼福，吃“东坡肉”又是大饱口福了。相传杭州百姓为感谢太守苏轼浚湖筑堤、造福一方的政举，“抬猪挑酒”送到苏轼门前。苏轼让家人按他的方法把肉烹制，犒劳大家。百姓们感激苏轼的情意，遂称用这种方法烹制的肉为“东坡肉”。消息传开，城里大小菜馆也纷纷效仿，至今“东坡肉”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在今天的杭州城里，还有很多很多和“东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景物，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甚至把他和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中国文坛上都享有盛名，后人称他们为“三苏”。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得其三。中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就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得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这意思就是说眉山的草木在三苏面前都枯萎了，一点颜色都没有了。之所以这样，原来是颜色全跑到三苏的身上去了。

苏轼21岁时，就与父亲、弟弟一道，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流传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的作者、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欧阳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寻常，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欧阳修为苏轼的才气所震撼，他为大宋朝能出现苏轼这样的才子连呼“可喜、可喜”。在欣喜之余，欧阳修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今天的我们应该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叹，为苏轼能碰到欧阳修这样善于识才的伯乐感到庆幸，更要为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高风亮节击节叫好。

书法经过初唐四杰到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才算是彻底完成了楷书的成熟过程，楷书的创作也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法度森严的阶段，形成了唐朝“尚法”书风。

从唐末经过五代十国到宋初，“尚法”书风一直沿袭下来。有法可依固然使得书法有了规矩和标准。但是，书法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艺术的创造，过于严谨的法度必然会限制人的创造性。宋初的书坛，缺乏引领时代风气的书法大家。欧阳修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感叹当朝没有可以与前朝书法大家相抗衡的书法家。欧阳修感叹“莫废于今”的局面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苏轼的出现。

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张传旭：“紧跟着晋唐这样一个文艺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之后，要想在艺术上自成一家，有所突破，那必须独辟蹊径。所以最早是由苏轼提出了尚意的口号。”

宋代的大书家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他们的文人修养之高是历代书家所无法比拟的，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宋代自苏轼开始，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不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官，他们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是文人，心态自然也应该是文人士大夫心态。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人书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风气，而将艺术素质作为书法要义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宋朝的文人们更愿意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闲情逸致，在书中同样流露出属于自己的率真性情。这也就是“尚意”书风的思想基础。

苏轼的儿子苏过在评论父亲书法时说，他“并无意于以书自名，其书亦不过是其人的那种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而应之手罢了”，这就是说苏轼的书法只不过是他超然物外、意欲“乘风归去”精神的自然流露。苏书那种傲岸磅礴、潇洒出神的风格特征也正与苏轼本人英风逸韵、飘然欲仙的风采互为表里。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非常推崇瘦硬书体的。到了宋徽宗赵佶，更把瘦硬书体发挥到了极致。苏轼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他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明确提出“短长肥瘦各有态”的主张，认为杨玉环和赵飞燕一肥一瘦，但并不妨碍她们都是倾城倾国的美女，只不过她们美的风格不同罢了。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在唐以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可是北宋对外，处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事威胁下。对内，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势力结成朋党，新旧党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神宗皇帝也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于是变法求新的重任落到了宰相王安石的肩上。

27岁的苏轼怀有一腔报国的热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苏轼的谋划与王安石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王安石提出要改变法制，苏轼却初生牛犊不怕虎，公然上书皇帝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失于任人，非法制之罪也”。王安石要变法科举，苏轼又上《议学校贡举状》，再次反对王安石的主张。

苏轼的文章诗词在社会上深得人们喜爱，不仅市井百姓喜爱、文人士大夫也喜爱。皇帝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对苏轼的诗词文章也是爱不释手。因此，苏轼的文章诗词流传很快、很广。他完全忘记了还有那么多双仇恨的眼睛在盯着他，没有想到危险就在身旁，必欲除掉他而后快的人无所不在。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对苏轼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人摘取苏轼词句中的句子加以分析后上奏皇帝，说苏轼“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押解京师。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好在京城替苏轼说话的人很多，加之仁宗皇后也亲自出面求情，苏轼这才获赦出狱，发配黄州。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叶培贵：“黄州是苏轼这一生比较特殊的待过的一个地方，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个虚的，主要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过的是相当的不痛快。那么来到黄州以后，他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叫东坡种花诗。当时白居易也是因罪被贬，写下这首诗的。两个人的情境非常的相似。所以他就取了东坡作为自己的号，称做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结案后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温饱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思想和文风发生了变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望却营营，夜阑风静縠（hu）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寒食帖》是苏轼被贬谪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三月初七写下的两首诗。因其第一句是“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后人称其为《黄州寒食诗帖》，这是苏轼存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在《黄州寒食诗帖》中情感波澜起伏。前七行书家的心境还比较平和，书写中规中矩，结字以扁平为主。随着情感逐渐向激越过渡，用笔也逐渐沉着痛快，字形出现正斜交替变化，用笔无拘无束，率意奔放。书到后面，越发恣肆挥洒，特别是“哭塗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随着“死灰吹不起”全文戛然而止。

《黄州寒食帖》的书法艺术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重与流动、豪放与平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再把作者所表达的心境和书法综合起来观看，一幅日暮途穷，“断肠人在天涯”的场景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着这样的文字，一股悲凉之气，充塞胸襟。在手稿的结尾作者并没有落上自己的名款，仅“右黄州寒食二首”便草草结束了。这在苏轼传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揣测苏轼的心情，在这个暮春季节，面对连绵不断的淫雨，外面到处是一片泥泞，一片萧瑟，书家病后初愈，面对空灶湿柴，冷清之极，遥望家乡，云路隔断。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令人不忍卒读。

苏轼作为宋代书坛“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终其一生推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 ,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励、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而苏轼对唐代书法整体上评价并不高，认为唐人一味追求形式，缺乏新意。“尚意”书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唐代“尚法”书风都是一种背叛或者说挑战。但是在他需要明确指出一个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时，苏轼却偏偏没有提及书圣王羲之、也没有提王献之。而是出人意料地把这个惟一的选择献给了唐代的颜真卿。在唐代书家中，苏轼惟对颜真卿情有独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书圣王羲之却没有进入苏轼的法眼呢？

《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朱培尔：“是因为他在书法标准之外，更看重颜真卿的人格魅力。在苏轼的眼中，颜真卿其实是最符合儒家道德传统的正人君子，这个方面他占的比重非常大。宋朝人论书往往把书品和人品联系起来，苏轼也是赞成“书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观点。”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她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重召苏东坡回京。在政治漩涡中浮沉起落的苏轼这一次迎来了他仕途最光明灿烂的一幕。
高太后垂帘听政，给保守派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他们纷纷要求废除王安石变法，彻底恢复旧制。但是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年轻了。他认为对变法应该留利去弊。这自然又引起动荡，于是有人将他比做第二个王安石。这一次不但改革派反对他，保守派也开始反对他。或许是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陷入艰难，苏轼心灰意冷。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苏轼贬谪惠州。绍圣四年，又是一纸贬书飞来，苏轼再次被贬海南的儋州，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即位的是宋徽宗，许多流放边地的大臣接诏内迁，苏轼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过四年艰难时光、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此生竟还能活着回去。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回师北归途经琼州海峡时，苏轼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件书作《江上帖》。《江上帖》用笔雄健，结字精美，章法自然，表现出他睥睨一切的气概和“人书俱老”的境界。后人从笔迹中可以看出，苏轼写此帖时用笔已经出现颤抖，这是垂暮的病态显露。苏轼写下《江上帖》三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据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jie）出涕”。

在苏轼去世一年后，朝廷对苏轼的态度突然转变，皇帝颁旨，严令禁止苏轼的诗集文章，捣毁刻有苏字的石碑，销毁苏轼的书法作品。

苏轼在诗中写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认为只有胸中万卷诗书，才能够笔下通神。苏轼是中国古代最先提倡提高书家知识修养的人，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主张书家从对书法形成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书家的学识修养直接决定他的书法境界。黄庭坚评价苏轼：“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这就解答了为什么苏轼书法“无一点俗气”的问题，苏轼书法中所充盈的文章学问之气，淋漓尽致地从笔墨之间散发出来，这种浓郁的文人气息，自宋以来，一直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道路900多年，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