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啸园主人、著名的收藏家沈古心在园内建造藏书楼时，将他用毕生心血收藏的书法墨迹《戏鸿堂帖》，请篆刻名家刻碑镶嵌于回廊壁之上，作为镇宅之宝。《戏鸿堂帖》的书写者就是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生于公元1555年的松江华亭，董其昌曾经官至礼部尚书，权高位重。但是后人知道董其昌的却往往不是因为他那显赫的官职，真正使他声名远扬的是他那影响后世长达三百多年的书法艺术。

据《明史·文苑传》记载，董其昌在世时已经“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笺，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作品爱不释手，以为楷模。历经三百多年的沧桑，又有帝王的备至推崇，难怪李鸿章在啸园不惜留下恶名，也要把董其昌的书法碑刻掠为已有了。

董其昌出生在一个穷困的乡村秀才家中，据《云间杂识》记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贫瘠的二十亩土地要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生活的窘迫激发了年轻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之路。他潜心学习经史，钻研八股文章。很显然，董其昌走科举入仕的路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走上书法艺术道路，成为明代书法的开派之人却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董其昌在自己的书论《画禅室随笔》中，这样记述了自己这段特殊的学书历程： “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吾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书法不好而被剥夺了本该是我的第一，因此发奋向书法前辈学习。先学唐代大师颜真卿、虞世南。之后觉得魏晋书法更为风流，于是，又临王羲之和钟繇。这样苦学三年，已经深得古人之法。文征明、祝枝山这样的本朝大书法家们已经不看在眼里了。

可以说，青年时代这种咄咄逼人的进取勇气，也正是董其昌日后书艺大进的巨大动力。

据记载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金出卖古人的墨迹，当时还困顿贫寒的董其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书所得购买下来，以致 “垂囊而归”，这种举动自然招来家人的责骂。董其昌对此毫不在意，相反，如获至宝的激动竟使他夜不能寐。他说：“吾度未即沟壑，不忍王谢子孙一寒至此，将使古人手眼狼藉求田间舍翁。较论重轻，讵非罪过？”我再难也还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怎么能忍心看到他拿着这么好的墨宝去求人呢？如果坐视不管，岂不是我的罪过吗？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董其昌迎来了他命运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这一年，已经多次参加科举的董其昌，终于得中进士，入北京翰林院学习。告别了散淡的云游，董其昌终于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仕途生活。而这种生活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当时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僚都是来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此人嗜书画成癖，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这么一个人出现在董其昌的面前，是为大幸。董其昌一面听从老师的教诲，一面又大量借阅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短短几年，董其昌书学大进，开始在京城渐渐有些名气了。

董其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着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授课之余他几乎从不过问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还是难逃厄运，当他在授课时讲解“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试图去启发这位失宠的皇长子的时候，终于灾难降临。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岁，已是他踏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

深感宫中是非莫测，宦海不定，董其昌干脆称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后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即景乘兴，泼墨山水，观赏法帖，行笔挥毫。这个时期的董其昌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米芾等诸多名家的法书，日夜赏玩临摹，他的传世书法佳作《戏鸿堂帖》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

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郑歌平：“可以说，董其昌不是一个创新派，他笔笔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开派”的大家。那么值得我们研究的是，他是怎么开派的呢？董其昌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就是他临书不死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当是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的时候，朝廷的一道圣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已经过了六年的隐逸生活。

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广提学副使。提学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巡查当地的学堂以及其他教育事务，这本来应当是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的职务。但到任后的董其昌并没有认真履行他的职责，在游山玩水之余尽情地笔墨翻飞，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乐此不疲的事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或许是六年的隐逸生活过于长久，使董其昌丧失了一个朝廷命官对公务所应当具备的严谨和刻板？或许是湖广一带那些能够给他带来创作灵感的山山水水使他心无旁骛？或许是朝廷的风云变幻、官场的是是非非使他无所追求，心灰意冷？还或许湖广提学副使这个官职太小，董其昌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呢？

在湖广任职仅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后，反落了个无事一身轻，他返回故里，重新过上了那让他得意的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董其昌朝夕以书画诗文为乐，佛学禅理寄情。他在一首小诗中这样写道：

无边蕙草袅春烟，谷雨山中叫杜鹃。

多少朱门贵公子，何人消受静中缘。

董其昌这次自作自受的官场失意，对于他来说非但没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为他求之不得的结果了。

能够安心消受静中之缘，的确不是浮躁之人所能为之的。董其昌所追求的闹中取静或许要得益于他对佛教的笃信。禅宗与道教相比是悲观的，是美好理想幻灭的产物。自然更加符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被挤压的心理状态。被禅宗吸引的士大夫，无不处在对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导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禅宗这种从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这位当年的皇长子，忽然想起了曾经给他讲过课的董其昌。董其昌的才学和为人都给这位新皇帝留下过深刻的记忆，董其昌的时来运转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道圣旨颁下，钦点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国子司业事，国子司即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衙门。浩荡的皇恩使董其昌兴奋不已。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将动身赴京任职之时，却忽然传来了光宗朱常洛驾崩的消息。这一噩耗对董其昌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他仰天长啸，痛感时运不济。

虽然光宗朱常洛的短命，没有让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国子司业职位，但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董其昌还是被新皇帝朱由校招入京城。并在天启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礼部尚书。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仕，这时候的董其昌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由于当时的党祸酷烈，阉党毒焰熏天，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测，董其昌在担任尚书一年后便再一次请辞官职，告老还乡了。

这是董其昌的画作《栖霞寺诗意图》，这幅山水所描绘的是南京著名的栖霞寺。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公元一六二六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隐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众所不齿的宦官奸党魏忠贤最终掌管了朝政大权，而昔日与他同朝的许多大臣，都被魏忠贤诬陷处死。在这幅画中，董其昌描绘的佛寺隐隐约约地坐落在遥远的山谷之中。这或许表达了董其昌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之下，力图找寻一方清静之地的愿望。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岁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这一年，距董其昌考中进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他对于仕途功名的切切向往，另一方面当遇到政治风浪的时候，他又能心甘情愿地弃官返乡，去过他那种怡然自得的隐士生活。如果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经营的话，那么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无所顾忌、有恃无恐。

董其昌的书法艺术以儒雅清淡和书卷气浓郁被世人称道。然而“书品即人品”、“书为心画”等等这些衡量中国传统书法最高艺术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难得到清晰的解释。几百年来，人们对董其昌书法艺术的追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衡量传统文人的价值尺度却始终对董其昌有着更多的宽容。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赵孟頫和董其昌他们都曾经有过污点，在历史上人们所谓的污点。一般人们认为赵孟頫的污点更大一些，他是所谓的二臣，宋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备受皇帝的恩宠，就有点背祖离宗的意思，不肖子孙。而董其昌所谓的这种污点主要是他在乡间，在他的家乡，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当然也与他的霸道有关系了。就是他的这种声望、地位、家世，那么就是在乡里横行，乃至引起了民愤和众怒。所以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污点，好像在中国人的习俗的观念里性质不同。”

不管怎样，作为书家个体，董其昌的确不失为一位引领时代书风的大家。他的书法神韵令人折服，他的笔墨法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审美取向，也深刻的影响了身后近300年的大清王朝。

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董其昌的书法爱不释手，并以董书作为他们学习书法的楷模。

为了表示对这位书家的仰慕，康熙皇帝还在一次南巡时专程来到董其昌的故里松江，他利用检阅士兵水操的空闲，来到董其昌的祠堂，挥毫写就了四字匾额，书为“芝英云气”，并称赞：“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帝王的偏爱，使董其昌的书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书体被衍生成为了清代科举考试的规范体例，这就是所谓的“馆阁体”。一种对于书体的美学评判，在皇权的干预下转换成了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则。不可抗拒，只能遵从。董其昌决然不会料想到，他的笔墨竟然对后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历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画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圆圈。董其昌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当初他自己因落笔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机，但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莘莘学子们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须仿效他的一笔一画，写出属于董其昌的书体来。董其昌一生倡导“临书不临死”，而他身后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在皇权的威慑下，必须拿出毕恭毕敬的态度来临摹董书。不但临摹，而且必须是“死临”，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国一体”。如果不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对董其昌的书法尊崇发生了改变进而引起所谓碑学派的陡然“起事”，董其昌很有可能将一直作为后代的书坛正宗而被人顶礼膜拜。

作为一代书法大家，作为一位毕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导者，面对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