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向群
李庶民先生文章中有：

表中所列元统元年（1333）奎章阁属官杨瑀以龟钮白玉印进呈，上命篆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并附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中作于1333年和作于1341年两说。在这里，编著者只要稍加考辩，便可避免这种蛇足与粗疏之误。天历元年（1328）文宗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階为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天历二年文宗复位时，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階为正二品。文宗能书会画，几乎每天都到奎章阁，元代的宫廷书画活动以此时为最盛。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病逝，年仅29岁。十月宁宗即皇帝位，43天后，年仅7岁的宁宗亦“病卒”。十二月，皇太后迎立妥懽帖睦尔于广西，是为顺帝，明年六月即皇帝位，十月改元为元统。顺帝年幼无知，任用轻视汉文化、防范汉人甚为苛严的伯颜（他曾请顺帝大诏尽杀汉人张、王、李、赵、刘五姓而未果）独揽朝政。元统改元后立即诏令罢科举，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诏罢奎章阁，康里子山谏言曰：“民有千斤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元史列传第三十巎巎》）在这种情况下，于至正元年（1341）六月开宣文阁，其职责亦归属翰林院。知此，可知1341年不当有“奎章阁属官”，杨瑀在天历初属广成局副史，而广成局正属奎章阁，天历二年（1329）杨瑀擢中瑞司典薄，已归属中政院，故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将此事录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较为合理。傅申二说皆失之祥考。

对以上文字的观点，我不赞成。并以我三年前的文章解答之。

杨瑀篆“明仁殿宝”的时间考辩

孙向群
对元代杨瑀（1285—1361）,《新元史》卷二一一《杨瑀传》及杨维祯的《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的记载颇详，如杨维祯在碑文中道：

……天历间自奋如京师，受知于中书平章政事沙剌班大司徒之父文贞，王偕见上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事，因命篆“洪禧”、“明仁殿”文称旨，使备宿卫置广成局副使，特赐牙符佩出入禁中，宠遇日渥，擢中瑞司典簿改广州路清远县尹……

《新元史》中《杨瑀传》的内容大略与之相同，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记载中的部分内容较为模糊。与历史事实有出入。

首先，杨瑀见“上”于奎章阁的时间应该在天历二年三月（1329）奎章阁建立之后，因为天历元年（1328）奎章阁还没有设立，而且所谓的天历元年也只有三个月不到，此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泰定帝的致和年。这一点虞集的《奎章阁记》中有“以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阁”句可以为证。所以杨瑀见的“上”应该是元文宗图帖木尔，而不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尔。

这一切要从这段复杂的元史说起，根据《元史》的记载，元文宗于1328年10月16日在大都登基，改年号为天历，并宣布当他的兄长和世喇从中亚返回后即让位于他。天历二年，和世喇在哈剌和林宣布登基为元明宗，8月30日和世喇暴死于回大都的途中，史传于元文宗有关。9月8日元文宗再次登基，1330年5月改年号为至顺。是年5月元文宗欲立自己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故将和世喇的长子、10岁的妥欢帖木尔流放高丽，1332年又南迁其至桂林，可惜元文宗的皇太子在册封一月后就死了。可能是出于良心发现，至顺三年（1332）年九月元文宗死后，还位于和世喇6岁的二儿子懿磷质班为元宁宗，可是此子无福，在位几十天便死。故而又召回刚满13岁的妥欢帖木尔于至顺四年（1333）九月在上都登基为元顺帝。
元文宗于天历二年（1329）设立奎章阁，但遭到反对汉化的权臣燕铁木尔和伯颜的反对，迫于形式奎章阁的几位主要官员于1330年集体辞职，为了限制奎章阁的其他成员接近皇帝，燕铁木尔成功地于1332年初控制了奎章阁，元文宗不久死去，奎章阁开始衰落。

综合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建奎章阁时妥欢帖木尔才9岁，一年后又被流放。因为奎章阁有教育贵族子孙的职责，因此妥欢帖木尔可能曾经就读于奎章阁，但是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杨瑀教过他，故而《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中有“钱塘杨瑀，尝事帝潜邸”的记载可为印证。

所以在奎章阁和杨瑀论治道艺事并有权提拔他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的皇帝，明显不是妥欢帖木尔，当是元文宗无疑。而且杨瑀也的确受到元文宗的宠遇，在杨瑀的《山居新话》中，就载有他于至顺辛未（二年 1331）孟春，得到元文宗赏赐御书《奎章阁记》，上面还并加盖有“天历之宝”“奎章之宝”二印的事情。

那么，杨瑀到底是为那一位皇帝篆写二玺的呢？对此杨瑀在其《山居新话》中是这样记载的：

文皇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之宝”，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者即瑀所上进者，其璞纯白，上有一黑色龟纽，观者以为二物相联，实为一段玉也，上颇喜之。

看来事实和杨维祯等所记述的大有出入，很明显，杨瑀文中所称的“文皇”和“今上皇帝”不是一个人，“今上皇帝”当是元顺帝无疑。因此二小玺的篆写时间是不可能在元文宗在世的天历和至顺年间，即1333年之前。

杨瑀虽然在此段文字中没有记出篆写的具体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有关史料推断出大致的时间。我们知道了杨瑀在元顺帝登基前就和他有所接触，但是由于被流放出京，杨瑀和他相处的时间不可能太长，更何况那时妥欢帖木尔年幼且又是元文宗的眼中钉，并认定妥欢帖木尔不是和世喇的亲生，是抱养宋王室和其他民族所生的被和世喇抱养的。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杨瑀是不可能给妥欢帖木尔篆和政权有关的印。

但是那时的杨瑀给妥欢帖木尔的印象很好，于是在元顺帝登基后，杨瑀也因有可以随便进出禁中便利，而能接近元顺帝，故而受到元顺帝的重用，成了他的私下谋臣。后至元六年，杨瑀和脱脱等直接参与了元顺帝罢除伯颜的密谋。因此《元史》脱脱传中又有“（杨瑀）为广成局副使，得出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论事使瑀参焉……六年（1340）二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的记载。事后，杨瑀于是年即归隐杭州，据杨维祯记载

……以功超受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赐金带一，貂鼠袍一……上尝从容询公南土所居，公对以西湖葛岭之胜，为洒宸翰书“山居”字，未几给告以树，敕赐赠考枢密公墓碑，即日归，归山扫迹城府者十年……

因此杨瑀为元顺帝篆写二小玺的时间，当是元统元年（1334）到后至元六年（1340）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