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向奎
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请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刘氏请建立者，除此书外，尚有《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等。《毛诗》问题已因郑樵、朱熹以及牟庭、崔述、康有为等之攻击而知其伪。《逸礼》已佚，无可详考。《古文尚书》原本亦佚，今所存者为伪中之伪，经阎若璩、惠栋等之考证，已成定论；虽有毛奇龄、吴光耀、洪良品及王小航(照)等之辩护，其案终不能平反。《周礼》问题则最近得郭沫若(有《周宫质疑》一文，见《金文丛考》)，钱宾四(有《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见《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诸家之考订，亦知此书为晚周时物；虽未能如今文家之豫期，谓为歆、莽所伪，然其非周公之作，则无疑矣。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亦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希望者，宁非奇耶?盖《左传》之问题，实较他书为复杂，若《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问题仅限于该书之本身，而欲订《左传》之真伪，则至少须涉及《春秋》及《国语》二书。欲问《左氏》究否传《经》，则其与《春秋》之关系、不能不详加考察；欲问其是否自《国语》分出，则其与《国语》之异同、又不能不详加考察。所牵涉者广，所藉者多，故歧义既夥，欲图解决乃愈难。

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儡不满，事具《汉书•刘歆传》，今引其原文，以见始末。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宫。哀帝令歆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是知刘歆为学术而牺牲，千载而后，平情而论，当服其勇敢。乃因其政治生活，遭逢莽篡，而王莽标榜周公，于是绎今文家乃谓《周礼》伪群经以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于是刘歆之罪不容诛矣！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有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午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于是臣君二人，一篡汉室，一纂孔学；刘歆之罪尤甚于莽，因新室

不久即亡，而歆经大行，影响及于千余年之后。康氏之言否，则待《周礼》及《左传》二书之考订。余前已言之，《周礼》定为晚周之书，盖无疑义。《左传》问题则亟待解决者也。

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遭贬斥，但其后不久，平帝时诸书终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其后诸书虽屡立屡废；而古文经学之党徒渐多，《左氏》学乃日渐得势，贾逵主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至于汉末，关羽、吕蒙之属，亦莫不竟读《左氏春秋》。下迄六朝，《春秋》学为《左传》所统一，《隋书?经籍志》始叹《公》、《谷》之垂绝。唐世竞尚辞章，《左氏传》益盛行，刘知几《史通?申左》乃盛倡《左氏》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之说。然当其盛时，并非无反对意见，其著者如啖助、赵匡于《左传》皆有所讽刺，啖助之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泰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

此外，于书法凡例等条，亦颇多讥为妄涎者。其后赵匡则曰：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逼人，岂宜若此?（《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赵氏与书法，凡例并多辨正，如云：“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啖赵取舍三传义例》）。此后学者，于《左传》之书法、凡便乃益多攻击，最著名如宋刘敞之《春秋权衡》，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以及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等书，并不滿于《左氏》。但为《左》辩护者，自亦有人，如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学家。

东汉王充亦表扬《左传》者，其言曰：

“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不相合诸家又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

此乃古文家之言，但其下文，则双导今文学家学说之路，如云：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谓“《左氏》传《经》，辞语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此非康有为等所主张《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之说之先趋乎？不意表扬之者适作成其罪状也。

近今左氏学复盛，单篇论文见于报章杂志者不下十数，专书行世者，则有瑞典人高本汉之《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及国人卫聚贤之《古史研究》（第一集）；类能抛弃经师见解，从事《左传》本身之考证。但于解决《左传》问题，距离尚远，此所以今日须重提此案之原因也。

上篇论《左传》之性质

一论书法及解经语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所窜加。盖《左》非传《经》，则此等言辞当无所附丽也。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有云：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此谓书法不可信。又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

“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

此谓解《经》语不可信。刘氏仅疑其伪，而未详言造伪之人及所以造伪之由，康有为乃补足之曰：

“《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卻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各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是迴书法等伪由刘歆，其最大之目的为奖奸翼篡。然事实非如是之简单，《太史公书》固亦多引《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司马迁应不能见刘歆所伪之书，于是康氏谓此乃“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空想无当与事实，其证为何？则曰：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是谓汉人之学皆重家法，既引《公羊》，便不能引《左传》，于是知《史记》所引《左传》义法乃出刘歆伪窜。今案；康氏此等言辞，貌似而实非。、盖经学家法之来，由于儒者之争立博士。汉宣、元以后，凡能自圆其说者皆有立博士之可能，于是经学乃多歧议，彼此各不退让；盖苟一退让，则失其根据而学说同他人，博士官亦将取消，此汉经生所以固守家法也。而武帝之时，初有“五经博士”，经止一家，当无固守家法之事实，太史公非博士官，尤无守家法之必要；《史记》又多引《谷梁》义，岂亦歆所窜加耶？则康氏之断狱，所凭乃“莫须有”。况《左传》之书法二凡例及解经语“君于曰”等之见引于西汉或稍前之书籍，除《史记》外，尚有《礼记》、《韩非子》、《战国策》、《尚书大传》，《说苑》，《新序》等书，岂亦刘

歆一一窜入之耶？如非武断似康氏者，则当考虑此一切反证而改变其结论。今详述诸书所引《左氏》书法及解经语如下：

《战国策?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壁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今按：此用《左氏》义也。事见于僖公五年，《公》、《谷》皆同情于虞而讥晋。《公羊传》云：“冬，晋人执虞公。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其曰公，何也？犹曰其下执之之辞也。”独《左传》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大夫井伯，以腾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礼记?坊记》：“子去：‘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 

今按；事见于哀公十二年，三传皆有讳取同姓之义。《公羊》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谷梁》文字相同。《左传》亦云：“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未知《坊记》何所本?但有袭《左氏》之可能。。

《史记?周本纪》：“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今按：事见僖公二十八年。三传皆有不与致天子，为天王讳之说。《左氏》尤明显，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似为《史记》所本。

又按：此外《史记》引《春秋》书法，三传相同者尚多，因难定所本，故从略，今举其一，以见一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陈厉公元年。“弟他杀太子免。代立，国乱，再赴。”

今按：事见桓公五年。《经》云：“五年春正月，甲戊，己丑，陈侯鲍卒。”《公羊》云。“曷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谷梁》义同。当知非《史记》所本。《左传》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史记》所取义也。

又：鲁桓公十七年：“日食。不书日，官失之。”今按：《公羊》无说。《谷梁》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非《史记》所用义。《左传》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当为《史记》所本。

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与雨偕。”

今按：《公羊》云，“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书?记异也。”《谷梁》说尤琐屑，非《史记》所本。《左传》云：“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此即解经语也，当为司马氏所本。

又：齐桓公七年：“始霸，会诸侯于鄄。”

今按：事见庄公十五年。《公羊》无说。《谷梁》云：“会于鄄，复同会也。”无始霸之说。《左传》云：“复会焉，齐始霸也。”此解经语为《史记》所本。

又：鲁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不书，史官失之。”

今按：《公》、《谷》无说。《左传》云：“不书朔与曰，官失之也。”为《史记》所取。

又：齐孝公六年：“伐宋，以其不同盟。”’

今按，事见僖公二十三年。《公》、《谷》皆释“围缗”之义，不及见伐之因。《左传》云，“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此条解经语为《史记》所本。

又：秦缪公三十九年：“缪公薨。葬，殉以人，从死者七十人。君子讥之，故不言卒。”

今按：事当文公六年，不见于《经》，故《公》、《谷》无说。《左传》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虽未言《经》不言卒之故，。《史记》亦缘其言而立说也。

又：鲁文公八年：“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

今按：《公》、《谷》皆有求金非礼之义；但未及王未葬使卫求金之说。《左传》云：“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当为《史记》所本。

又：周顷王六年：“顷王崩口公卿争政，故不赴。”

今按：事当文公十四年。因未见于《经》，故《公》、《谷》无说。

《左传》云：“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为《史记》所本。

又：鲁成公十五年：“始与吴通，会钟离。”
今按：《公》、《谷》皆有殊会吴，外之之义，《史记》所未采。《左传》云：“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为《史记》所本。

又：郑釐公五年：“子驷使贼夜杀釐公，诈以病卒赴诸侯。

今按：事见襄公七年。《公羊》云；“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谷梁》云：“弒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皆非《史记》所取义。《左传》云：“及郧，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当为《史记》所本。

又：鲁昭公二十九年：“公自乾侯如郓。齐侯曰‘主君’，公耻之，复之乾侯。”

今按：《公》、《谷》无称“主君”之说，《左传》云：“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衹辱焉。’公如乾侯。”此为《史记》所本。。

又：楚惠王三年：“伐陈，陈与吴故。”

今按；事见哀公九年：《公》、《谷》皆无说。《左传》云。“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为《史记》所本。

《历书》：“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中。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今按，事当鲁文公元年，不见于《经》，故《公》、《谷》无说，此所云《春秋》，即指《左传》。《左传》文公元年文与此同。
《齐太公世家》；“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今按：此又见于年表，已见上引，用桓公十五年《左氏》义。

又：“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乙辛巳夜，敛殡。”

今按；此乃本于《左传》也。僖公十七年《传》云，“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又，“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

今按：此又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已见上引，乃用僖公二十三年《传》义。
《鲁周公世家》；“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今按：《公羊》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谷梁》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知《史记》本于《左氏》。

又：“[桓公]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今按：此本于《左传》，《公》、《谷》无说，《左传》云：“十六年春，会于曹，谋伐郑也。”又云：“夏伐郑。”

又：“庄公五年冬，伐卫，纳卫惠公。”

今按：《公羊》云：“此伐卫何?纳朔也。曷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谷梁》无说。《左传》云：“冬伐卫，纳惠公也。”与《公羊》义同。但以字句论，则《史记》似本《左氏》。

又：“[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今按：此见于《年表》及《齐太公世家》，乃本于《左传》，且会鄄后之始霸也。，，

又：“[成公]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

今按；《公》、《谷》无说。《左传》云：“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

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为《史记》所本。
又：“[成公]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

今按：《经》云：“秋七月，公如晋。”《公》、《谷》皆无说。《左氏》云：“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筏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乃《史记》所本。

又：“[成公]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

今按：此又见于年表，已见上引，乃用《左氏》义也。

又：“[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

今按：《经》云：“冬，公如晋，至河乃复。”《公羊》云，“其言至河乃复何?不敢进也。”《谷梁》云：“耻如晋，故著有疾也。”皆非《史记》所本。《左传》云：“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史记》所取也。

又：“[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

今按：此亦见年表，乃本于《左氏》也。

《陈杞世家》：“[陈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陈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今按：再赴之说，已见年表，亦用《左氏》义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七年]六鹢退蜚，风疾也。”

今按：事当鲁僖公十六年。《经》云。“是月六鹢退，过宋都。”《公羊》云，“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谷梁》云：“??????，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琐屑至此，非《史记》所本。《左传》云：“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斯乃《史记》所取义也。

又：“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
今按：事当僖公二十一年。《经》云：“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公》、《谷》无说。《左传》云：“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为《史记》所本。

又：“[十二年]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

今按：《经》云：“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左传》云：“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即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执宋公以伐宋。”当为《史记》所本。《公》、《谷》有说，与此亦不类。
又：“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

今按：事当僖公二十二年。《经》云：“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公》、《谷》无说。《左传》云，“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当为《史记》所本。

又：“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今按：《经》云：“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公》、《谷》皆不及其致死之由。《左传》云：“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为《史记》所本。
《晋世家》：“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

今按：事当鲁僖公九年。《经》云：“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左传》云：“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与《公》、《谷》异。为《史记》所本。

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宫役也。”

今按：事当文公四年。《经》云：“晋侯伐秦。”《公》，《谷》无说。《左传》云。“秋，晋侯伐秦，围祁新城，以报王官之役。”为《史记》所本。

又：“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于扈，以灵公初立故也。”

今按：事当文公七年。。《左传》云：“齐侯，宋公、卫侯，*，陈侯，

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为《史记》所本。

又：“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

今按：事当鲁文公十四年。又见年表，用《左氏》义也。

又：“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

今按：事又见《鲁世家》，用《左氏》义也。

《郑世家》：“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

今按：事又见年表，用《左氏》义。惟此段记载较详，或更有所本，但其义与《左氏》不相忤也。

刘向《说苑?复恩》：“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谓子家曰：‘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鼋，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

今按：此述《左传》宣公四年之文也。其下又云：“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述《左氏》，而引子夏论《春秋》之言，则其意谓《左氏》传《经》者也。

《说苑?指武》：“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今按：事见鲁僖公十九年。《经》云：“宋入围曹。”《左传》云：宋入围曹，讨不服也|……”与《说苑》所述同，其所本也。

《说苑?修文》：“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赗赠及事之谓时，时，礼之大者也。”

今按；《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盖为刘氏所本。但《左传》隐公元年亦有云：“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与《荀子》义同。则知《左氏》“礼也”、“非礼也，云

云，固自有其根据，非刘氏杜撰明甚。

又：“《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了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一日，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今按：以上所云“《传》曰”，乃《公羊传》。“必其时奈何”以下，则《左氏》义也。《左》隐元年云：“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

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以上《左氏》书法及缘经立说之语凡四十六条，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书；仅凭“窜入”二字，似不足以服人之口而餍人之心。虽然，谓《左传》书法非后人所窜加，亦非即谓《春秋》有如此之书法也。《左传》诠经之义非必即《春秋》作者之义；自谓得《春秋》真义者，除此外，传世者尚有《公》、《谷》二传，孔子不复生，将谁使定三家之诚乎?又《史记?赵世家》云：“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非三家义，或出太史公本人之诠释。故三传之书法义例亦皆只是其本身所有义，非必真属于《春秋》也。而谓《春秋》为“断烂朝报”者，自亦不当，吾人如能类比《春秋》记事之法，归纳之亦自有其条理，如《史记事孔子世家》谓：“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贱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今按；称吴、楚为“子”及“狩于河阳，之义，塙为《春秋》所有。如能用此法排比其义，作一《春秋义法疏证》，自能胜过三传之解经也。

前人有因《左传》书法有乖忤处，而疑其伪者，然乖忤与伪窜固不能混为一谈。又有因书法、凡例多有截断上下文字之处，疑为后人伪加者，此自有相当之理由。然书法，一凡例与《左传》记事，固非同一来源。盖《左传》之记事本与各国策书旧文，《左氏》作者取而编裁，再加入当时之礼俗禁忌等以成其所谓书法、凡例者。至遂谓孔子本之而修经，则亦妄谈耳。以《左传》来源非一，故有不相协之处。此义后有详论。总之，《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余谓其初名此，详后)，非出后人之窜加也。
二、论凡例

杜预《春秋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曰。“其发凡以言

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是谓《春秋》乃孔子本周公之垂法币修，其中之义例，且非仅史书旧章。抑亦经国常制也。义例中又有所谓变例、凡例。清人校上《春秋释例》言曰：“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谓之变例。”是则凡例乃如天经地义未容评衡者。刘师培则反对此说，谓“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其言曰：

“汉儒旧说，‘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不以五十‘凡’为周公礼经。明经为孔子所作，经文书法，创自孔子也。杜预以下，悉以五十‘凡’，为周公旧典，魏、晋以前，未闻斯说。今以本传证之，庄十一年‘得隽曰克’，成十二年‘自周无出’，《传》均言‘凡’。又隐元年云：‘如二君故曰克。’侶二十四年云：‘天子无出。’《传》文均弗言‘凡’。两文互较，厥例实符。周、孔之分，新旧之别，果安在耶?后世疏明杜例，至以《易》数大衍相拟，斯愈弗足辩矣。”(《春秋左氏传例略》，载《中国学报》第二期)

是谓凡例与书法无别，无周公、孔子之分。然不云为后人之伪窜或乖忤也。而远在唐代，于《左传》凡例固已有大事攻击者矣。啖助云：

“凡媵，常事，不书。公子结，为遂事起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故书。《公羊》云：‘媵不书。’《谷梁》云：‘媵，浅事也，不志。’此说皆是。《左氏》云：‘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若然，则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国同姓至少，如嫁女，孰为媵乎?恐此礼难行，今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婚姻例媵》)

赵匡语尤专悍，云：

“刘歆云：‘左氏亲见夫子。’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弒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

其后宋刘敞之《春秋权衡》，对凡例亦加攻击，论证最详。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则并三传而论者。余亦有《略论“五十凡”》一文载于潜社《史学论丛》第二期，于凡例之大半曾逐条驳辨，有言曰：

“夫所谓‘凡’者，全称肯定或否定之辞。有一例外，即难言‘凡’，况多例外乎?”

盖每一凡例之立，颇多例外，故有是言，结论云：

“以上所论及者共二十‘凡’，由此吾辈知非特孔子未本之修《春秋》，即修《左传》者亦不晓何所谓‘凡’也。杜预所谓为例之情有五者，亦杜预之说已耳。……今所论者，虽仅

二十，然大体已知其价值如何，不待另估矣。

意谓不特凡例本身乖忤，亦非修《左传》者所知，乃出后人之窜加者。故其价值甚低，不待另估也。此全为今文家说法。以今日言之，则颇须另估矣。自啖助以来之攻击凡例者，莫不就凡例本身之乖忤及矛盾而言。余前以言之，此不足为窜加之良好证据，盖凡例与《春秋》，及《左氏》所本之策书，本为三事。《春秋》记事，未本凡例而言，有以上诸家之考订，已成铁案。《左氏》记事之文亦与凡例无涉。凡例者，乃《左传》编者同时流行之礼论也。当时虽有其论，而未必有人本之实行，尤未必有人本之修史。《左氏》成书之来源，当以啖助所论最为得当，余此文终了之结论，亦大体与其相似而略有修正耳，其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书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第二》)

此论自不能完全同意，然其谓《左氏传》之来源非一，则可取。盖凡例、书法等亦《左传》编者取当时通行礼论加杂纪事中者也。《小戴礼记》内多有类似《左氏》凡例之记载，如云：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内则》)。

“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丧曰：‘笋君之适于某死。’”(《离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