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一个大雪之夜，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黄泽镇坑边村。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新生婴儿存活率低。在我之前，母亲连生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我刚落地的时候，双眼紧闭，好久睁不开，多亏了村里的郎中用土法拿针挑开眼皮，让血水流出，才不至失明。盼子心切的父母见生下的是一个瘪嘴巴、小眼睛、其貌不扬的女婴，不免有些失望。我出生后那几日，家门前的天空常能看见彩虹，父亲就随口为我取了小名“彩娟”。

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农村素来重男轻女，为了全心哺育儿子，父母就把我交给雇来的奶妈，带到偏远的村庄去抚养。不久后，新生的弟弟又夭折了，父母都很伤心。尤其是母亲，此时更加思念养在外边的女儿，提出接我回家。奶妈起先不舍得，再三恳求将我收作养女，希望将来能与她儿子配亲。我父母坚持不肯，这才放回。领回家时母亲见我骨瘦如柴头发枯黄，心疼极了。原来奶妈家里穷，没东西吃，奶水下不来，平日只能用糖水喂我。母亲赶紧为我补充营养，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调理过来。在我四岁的时候，家里添了一个妹妹，之后又添了个弟弟。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得了重病，后来夭折了。

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滋味，恰似故乡山崖林间的野果，甘甜中也时有酸涩。我们村子不大，祠堂寺庵倒是一应俱全。因为提倡新学，家族办起灵溪小学，祠堂变成了课堂，我七岁起在那里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村里请了一位名叫庆才的教书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相貌清秀脾气和蔼，就住在祠堂里。我读书很用心，小时候记性也好，背书总是最出色的一个，描红、算术成绩也排在前三名。无奈的是，读完小学三年级后，随着家境日益拮据，我不得不辍学了。

我是家里的长姐，十岁左右，母亲便开始教我做衣服，打长脚纽扣。田种下后，放田水、拔草等农活，都是我半夜带着妹妹弟弟一起去做。家里种了五六亩田，有时稻谷还没来得及碾成米，一时断了粮，母亲只得让我去借。闻到别人家里在炒年糕，香味扑鼻，就赶紧关起门来。

母亲文化不高，看戏却多。她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王宝钏、刘翠屏寒窑受尽苦中苦，守得夫婿封王拜相苦尽甘来，你们要为妈妈争口气。她把对命运与对儿女的祈福，寄托在村头关老爷神像上，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香火，我也在母亲身后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一定不让母亲受苦，不让弟弟妹妹再受人欺负。

在童年快乐的记忆中，看戏是最难忘的经历。外婆家所在的后山镇是一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大乡镇，当时，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沈兴妹等已经唱红，被请到后山镇来演“的笃戏”。她们坐着轿子，风头十足。每逢戏班有演出，外婆都要接母亲回去看戏，母亲也总是会抱上我一起去。从抱在怀里到坐在母亲膝上，再到自己爬到高凳上看戏，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坑边村有时也会把戏班接来，我们村头有个小庙，庙前的戏台很考究，台前一对石狮子，四根台柱顶端有精细的雕刻，有动物花鸟，也有戏文故事，过去嵊县保留着不少这样的戏台。每逢戏班来演出，村里便热闹非凡，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母亲边看边给我讲解台上的戏文，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那些花花绿绿的人为什么上台下台穿梭不停地忙，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姐姐更让我感到格外新奇好看。

戏散场后，我和几个同伴还钻到后台去看演员卸妆，等到父母来叫，还不肯走。看完戏后回到家里就学，把床帐当作戏衣披，穿父亲的长衫甩水袖，煞有介事地乱唱一气。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有时高兴了还会教我几句。出了家门便是田地，我在稻草堆上学戏台上的样子翻跟斗，居然无师自通，自得其乐。母亲缝被子时，我又趁机在上面大练虎跳、仰跌，母亲一般并不责怪。但当她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呵斥一句“吵煞了！”我便不做声，乖乖地领弟妹去外边玩。有一次我在稻草堆边上练习下腰，没掌握要领，身子一斜，后脑勺撞在了地上，流了许多血，把母亲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