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回荆州》的行头

《回荆州》里面的角色行当可能是秦腔戏里最齐全的,规模小点的剧团演这个戏可能要倾其所有了。春节的时候播了一台《回荆州》,姑且不说其艺术水准如何,单就演员的行头就也让人无法忍受,也不想多说这个团的戏,就行头谈我的认识。

《甘露寺》出场的人物中,刘备和孙权在秦腔中戴一样的盔头——王帽,王帽一般是帝王所戴,挂红色或杏黄色流苏,与盔头上的红色或杏黄色绒球相配,王帽一般为金色,也有一种银色的,用的极少,秦腔戏里面应该是没有的,京剧《连营寨》中刘备所戴的就是一款银色王帽,饰黑色绒球,挂黑色流苏,这可算得专人专用了。刘备所穿的蟒,照例应为红色团龙蟒,蟒上面主要的装饰是龙,关于图案的种类,主要有团龙、大龙和行龙三种,常见的是团龙和大龙,没有行龙蟒,行龙只作为陪衬图案与其他两类搭配。按照剧种人物身份,一般地位较高的文职官员,穿团龙蟒,行当上侧重老生、须生、小生、武生等俊扮的人物,丑角也会穿团龙蟒,而武将类的官员,穿大龙蟒,行当上侧重花脸、红生、靠把须生等。这种分类只是个简单的轮廓划分,其中变数很多,不遵循窠臼是经常的事情。孙权一般穿紫色大龙蟒,勾红脸,秦腔为什么要给孙权勾红脸而不像京剧那样勾个白脸,是耐人寻味的,我至今也没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诠释这种艺术现象,这个得留着慢慢思考了。乔玄戴相貂,穿白色或香色蟒,穿团龙和大龙均可以,为什么?从行当上和秦腔塑造的人物性格上,穿大龙蟒,从人物身份上,穿团龙蟒。关于乔玄的形象,秦腔的塑造是颇有些匠心的。从演义及其他一些作品上分析,乔玄绝对不是如秦腔塑造的那般,这个人物出身士族阶层,大女婿孙策,小女婿周瑜,两个女儿更是国色天香,从基因遗传的角度上讲,乔玄估计也长的不差,除非基因突变,不过一下突变两次,这几率微乎其微,所以,乔玄就如京剧马连良先生塑造的那样,儒雅老成,而不似秦腔这般的俗了;而从艺术的觉度上去分析,秦腔这样的安排也有它的奥妙,一台戏,刘备为正工须生,孙权多是架子铜锤两门抱,剩下一个乔玄,由大花脸来演了,这样的行当安排,避免了重复,再就是这念白,花脸的念白,粗狂有力,而且多诙谐成分,且快人快语,符合西北观众的欣赏口味,如果换成是个老生来演,其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而京剧多是看演员,看流派,文化品位高,讲究含蓄美,如果如秦腔这般的布局,也就失去它的特色了。其实这就是各剧种最本质的区别——地域特色,小梅花团按照京剧的本子排了这出戏,从“甘露寺”一场的效果看,观众反应平平,这样的环境熏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合婚》中孙尚香的扮相,戴凤冠、穿红色团凤蟒,配黄色流苏的云肩。秦腔的演出中,很多穿宫装不穿蟒,这是错误的。包括1993年那场演出中肖玉玲和马友仙的穿法,都是错误的。女蟒是作为礼服来使用的,用在庄重一些的场合,比如《斩秦英》,银屏绑子上殿就换上蟒,拿着朝笏,这时候的蟒,是作为朝服来使用的;再如《三上轿》,张秉仁给崔秀英送去的也是蟒,婚嫁用的,是作为礼服来使用。而宫装没有这些作用,寻常人家是没资格穿宫装的,它只用于公主、嫔妃、郡主一类皇室成员的女性,作为便装穿用,如《状元媒》中“劝妹”一场的柴郡主,就穿宫装,因为她在自己的闺房内,不需要穿的很正式,但她的身份是郡主,也不能穿的太随便。《合婚》中的孙尚香,大婚之日,怎么能随便穿个宫装呢?

《周瑜坐帐》中周瑜的扮相,戴紫金冠、穿白色团龙蟒。关于周瑜的扮相,有这么几个版本:第一,庄重的扮相,我认为最好的,戴紫金冠穿白色团龙蟒;第二,张新华在《黄鹤楼》中的扮相,加了毛兜兜和两缕小儿发,这是个典型的反面人物的扮相,类似川剧《问病逼宫》中的杨广。毛兜兜主要用在番邦人物、草寇、反面人物的身上,正面人物不用,那两缕小儿发则夸张的喻示着“小周瑜”的形象,而论实际年龄,诸葛亮还没有周瑜年长;第三,加了千斤。千斤是常见的装饰,如红生,基本上都戴,再就是一些年轻的武将,不分行当。还有一点就是周瑜的蟒的颜色,主要是白色和粉色两种,尽管这两种颜色都用于年轻人物的身上,但有些区别,白色侧重儒雅、沉稳一些,粉色侧重风流、轻浮一些,如周瑜穿白蟒,吕布则不能,只能穿粉蟒,这是视人物气质来决定的。但是,京剧在《龙凤呈祥》中也穿了粉蟒,这纯粹是从反面人物来塑造的,因为这戏里面周瑜完全是个心浮气躁、少某无断的形象,用粉色蟒靠似乎更能阐述这一点。由此可见,戏曲人物的扮相并非只囿于原本的程式,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闯新府》中刘备戴九龙冠,九龙冠跟王帽的区别是王帽用于正式场合,而九龙冠是便装,与之相配的自然也是男帔了;而孙尚香在这场戏中完全可以穿宫装了,但秦腔大部分穿红帔,这也无可厚非。赵云的扮相,秦腔还是很特别的,穿红靠,戴二郎盔,扎红头花,与《甘露寺》一致,如果这里理解为迎亲之举或者这本是已出喜庆戏,缘于演出习俗,也能说通的,但是在《黄鹤楼》中,为什么赵云还是如斯打扮?张新华演出版中黄晓凌的那身扮相,我认为就不妥,而易俗社王秉中先生的扮相,从成色上看穿的应是白靠。

《别母》中老旦的扮相是这样的,穿香色官衣,缀墨绿色马面裙。官衣有生、旦之分,旦角官衣以老旦最常见,与生角官衣的穿戴区别就是勒丝绦不挂玉带,通常是一些有地位的老年妇女作为便服穿用。如《探窑》中的老夫人,就是这种穿戴。孙尚香的扮相穿红色团花帔,有的还加上珍珠云肩,都是可以的,头上戴的叫“过桥”,过桥有大小之分,小过桥为宫娥所用,大过桥为公主、嫔妃等所用,属于便装。

《诸葛坐帐》中,诸葛亮戴八卦巾,穿八卦衣,到《撑船》一折,改扮渔翁,穿道袍扎腰包。关羽戴夫子巾穿绿色大龙蟒,夫子巾,有人也将之称为夫子盔,其实,两者不是同一种盔头,秦腔的行头中可能没有夫子盔,这估计是将这两种混淆称呼的原因。秦腔的夫子巾有绿、白两种,绿色本为关羽专用,但《下河东》中赵匡胤也戴绿色夫子巾,与杏黄靠搭配,很不协调,而一些剧团演的红生角色,也大多戴上夫子巾,如《忠保国》的马芳,扮相与关羽并无二致,这都是不严谨的穿戴。白色夫子巾为赵云专用,但大小形状都比绿色夫子巾要小一些,而且扎靠时也不用挂流苏,因为赵云不穿软靠。张飞戴扎巾盔,穿黑色大龙蟒,这种扮相不多见,如果不上关羽上黄忠,则黄忠穿白色大龙蟒,戴银色帅盔。

《赶驾》一场中,人物众多。刘备改穿马褂龙箭,戴风帽;赵云扎白色硬靠,带夫子巾,扎红色靠绸。关于箭衣,分三种:龙箭、花箭、素箭。分别对应不同的人物身份,如《哭祖庙》的刘湛、《赶坡》的薛平贵等,穿龙箭;《游龟山》的田玉川、《玉虎坠》的马武、冯彦(这两个人也可以穿素箭)等,穿花箭;素箭用的很多,如衙役、牢头等等一些身份比较底下的底层人物或者落魄的武举、绿林人物等,像《起解》的崇公道、《破宁国》的康茂才、《火焰驹》的艾谦(也可穿花箭)等。前段时间在研究院看《周仁回府》,抓捕杜文学的一个武将,竟然穿着龙箭,真是大错特错了。《赶驾》中的周瑜,改穿白色花箭,一付急行军的扮相,东吴八员大将,丁奉、徐盛、韩当、甘宁,扎大靠,带扎巾盔,蒋钦、周泰丑角应工,穿改良软靠,戴扎巾加小额子,陈武戴狮头盔,穿黑色大靠,潘璋戴红色扎巾加大额子插翎子,用的那把大刀,也是专用的,个头比一般大刀大的多。关于三国将领的行头,京剧有这么一个原则,曹八将均扎大靠,盔头上都插翎子,戴毛兜兜,象征北方的彪悍,加毛兜兜和翎子也喻示其反面形象;吴八将统一穿软靠(硬靠去掉靠旗就是软靠,软靠与改良软靠是有区别的),而刘备方面则采用传统正常装扮,穿什么的都有。秦腔没有此类规定,也不做要求。

《芦花荡》的张飞,渔夫扮相,戴草帽圈,穿打衣,扎腰包。最后一场《团圆》,本没有这出,但是里面有个行头叫开氅,顺带说几句。小梅花团演出的《杨门女将》中,焦、孟二将在“寿堂”一场中穿的开氅,而且戴的相巾,为什么要这么穿?这就叫做不伦不类,糟蹋传统!开氅是一种便服,类似蟒,区别在于蟒是圆领,开氅是大斜领,后面有摆;所修图案也与蟒有很大区别,多绣狮子、老虎、麒麟、貔貅、花豹、团花、团寿、团福等一类图案,为地位较高的人物所穿,如《将相和》之蔺相如、《宇宙锋》之赵高等,并有相巾与之搭配,《杨门女将》里面的焦、孟二将其身份地位怎么能如此穿戴,穿花脸道袍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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