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大体是观者抒发自己的见解形诸文字，与所题跋的书画件连成一体，有的书写在画件本身上，有的书写在裱边上，有的书写在另纸上。配在立帧上面的称作诗塘，配在横幅、手卷后面的称作跋尾。题跋的作用是：帮助欣赏，帮助鉴别，增加书画件的价值。此外，上好的题跋本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题跋往往与所题的书画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什么叫题跋?古人有云：“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一般指书画题识之辞。现在热衷于收藏者日众，对这方面的识见，似不可或缺。

题跋是怎么产生的?大体是观者抒发自己的见解形诸文字，与所题跋的书画件连成一体。题跋有的书写在画件本身上，有的书写在裱边上，有的书写在另纸上。配在立帧上面的称作诗塘，配在横幅、手卷后面的称作跋尾。

题跋的作用是：帮助欣赏，帮助鉴别，增加书画件的价值。此外，上好的题跋本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题跋往往与所题的书画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这些作用自然应与收藏要求结合起来考虑。人们都知道对藏品的要求首先是真，然后是精，再次是新(即保存良好)。

首先是真假问题。书画作品的真假本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本与题跋无关。但后人的题跋往往涉及这个方面。不管怎么说，在客观上题识确有帮助鉴别的作用。良以书画鉴别真伪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大体上有这样几难：第一难是大家之作，其早年、中年、晚年面貌风格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化。如八大山人之书，早年学董，几可乱真。而到晚年则变成精蕴内含，不露锋芒，笔质圆浑。体势则融合锺蔡，古拙幽深，与早年判若两人。但仔细看来，仍可看出端倪。其画更是意匠独运，耐人寻味，往往在冷峭之中见精神。不仅如此，作为大家，即使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也往往有多种风貌，而这正是一般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在这多种变化之中辨别真伪自然就更难一些，这往往不是从表面的像与不像求之，而是从内在神理上辨别。要做到这一点，辨别者的学养是个根本条件。

此外，有的大家在当时已有仿冒，如赵松雪的《溪山平远图》，在美国就有两本，其图像笔墨完全相同，迄今不知何者为真。但其中毕竟有假，甚或两幅都不真也是可能的。又如董其昌，不但身居高位，且富甲一方，收藏既富，寓目更多。更由于天赋高，善于总结前人之长，又勤于艺事，因此书画成就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开晚明一代之先，誉满海内。当时踵门求书画者极多，董遂养有很多书画代笔，如赵左即为他代画，代书者当更多。这些伪作，从纸质墨色印章上是无法辨别的，且大多十分精美，要辨别出其为伪作，除从风格和内在神理上辨识外，还须从其本人的个性和习惯上考察。譬如董自己也承认并多次表示，其于书画向少用敬之意。所以凡布白或位置经营过于严谨整饬者，或所书偏于妍媚而少爽辣之气者，多出自代笔者之手。

书画藏品一假，便令人觉得兴味索然。而实际上古往今来不仅有很多人刻意作假，更有一些题识者不负责任地妄作短语，这也会增加干扰和混乱。我这里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以说明鉴别之难。

一九八六年冬，我去北京开会，假日去故宫，正巧举办明代人物画藏品展。我猛然看到其中有张六尺大幅白描观音像，原是家父藏品，裱边上赫然有家父题识，文曰：“金子澂，名建，别号红鹅生，善写真，尤长白描。书法二王，工诗文。清初绝意仕进，徜徉于吴山越水间。书画颇自矜贵，一缣半素士大夫争宝之。此帧仿宋白良玉，前年曾见白良玉有此一帧，尤为精妙。题签者大书曰‘魏塘金红鹅女史易弁而钗’，可笑也!壬申(笔者註一九三二年)冬月十五日，长洲章保世记。”我看后颇觉纳闷，题签者何以会把男说成女呢?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香港佳士得公司中国书画拍品图录上，有金子澂纨扇仕女图立帧，自作千秋岁词一首，其后之题识文为：“立斋先生用秦淮海千秋岁词元韵，美人独立图有‘秋风吹影成佳对’之句。倘使少游此日为之，当无过此。今余学步邯郸，岂免词家所笑。时丙申秋八月，红鹅金子澂并画。”可谓词文书画俱佳，其书峭劲凝重，绝无脂粉气。吴湖帆诗塘题识文为：“金子澂，名建，别署红鹅女史。女史吴江人，《墨林今话》作吴县人，相国文通公之后五世孙女。其母丁孺人，名素心号蘋宅，著有《蘋宅杂咏》。女史幼承庭训，早耽吟咏，尤善写真，山水花鸟，无所不工。尝仿唐六如《秋渔图》，自题云：‘鲈又堪餐蓴又肥，眼前事事可忘机。渔舟一枕悠然去，梦逐轻鸥踏水飞。’冯墨香《画识》，蒋子延《今话》俱著其名。此图写和秦淮海千秋岁词意，秀美绝俗，堪与改七芗仿佛，洵炉青工到之作也。又得其母蘋宅为之题，可谓珠璧之美云。丙子得于华亭故家，重付潢治，什袭之。吴湖帆识于梅景书屋。”按照吴说，则作者所题丙申当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如此，前说金子澂为晚明入清时人，而后者则称中晚清时，前后相距一百七八十年。前者断金子澂为男，后者断为女。歧义如此之大，不知哪个说法对。

就我个人看到过的题识来说，我确实知道，过去有些书画名人，尽管他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但在书画鉴定上，却每有妄断杜撰之类的过失，甚至自己也参加作假行列，这就不免受到后人指斥。正因为人们认为题识帮助鉴别，所以有点收藏者，每以自己所藏请名家题识，以求见重于人。或者有的藏品在真伪上存有疑义，藏者不是弄清底里，而是也请名家题识，甚至许以重酬，请其在题识中力主其真，以求取信于人，于是就出现了不少以假作真的题识。有的名家面对此类要求，一方面碍于主人情面，另一方面又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就在跋尾上不置可否地加个观款，即“某年月日某某观”，以应付了事。由此可见，要做到鉴定精审，洵非易事。

其次，题识有助于对作品的赏析。这里我愿举黄山谷题东坡《黄州寒食诗》为范例。人们知道，前人曾推许其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为《兰亭》，第二为《祭侄稿》)，这是因为东坡这篇杰作，不仅诗好字好，且两者水乳交融，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称其极诣，绝非过许。试看黄的题识是这样写的：“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则题识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这篇名作的艺术特征和题识者的崇仰之情，又把个人对自己所作的自鸣得意，无意而又真实地展示出来。很客观地说，山谷这篇题识从文到字也都是杰作，言简意赅，恰到好处，戛然而止，余音不尽，弥足玩味，即在“有佛处”也称得尊的。正可谓“真名士自风流”。这就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启示，好的题识除向“后之揽者”提供有益的指导性意见之外，绝无妄自卖弄之病。我所以称它作典范，也就是说不妨把其他书画中的题识与这个题识作个比较，自能得出结论。当然，我这也绝不是说所有后人的题识都要达到这个水准，但我以为作题识的人，总应以较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应学某些人的狂狷自大，或一些名人的自我卖弄或妄加断语。

由此可见，上好的书画作品难得，上好的题识也是难得的。有的绝好的作品，可说是某个书画家的平生杰作，尽管流传有绪，却绵亘数百年没有或很少题跋，这往往是收藏者惟恐题得不好，反而不美的缘故。

书画题识本来是件雅事，可是也能变得很粗俗。记得幼小时随同父亲看字画，一天某个琉璃厂老板指着某件画件说：“这是个好东西，只是少了‘披挂’。”人走了之后，我问什么叫“披挂”，父亲说，就是指题跋。但“披挂”两字的确有辱斯文，我想这就是现在的所谓“包装”。我以为真正从艺的人对这两个字会感到不舒服的。清代《书画就铃》中有这样几句话很精辟：“有著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师法正也;有著意而反不佳者，过于矜持而执滞也;有不著意而不佳者，草草也;有不著意而精者，神化也。”我记得曾在刘靖基藏画展上看到一幅董其昌的六尺大幅水墨山水，极精，画上自题寥寥十六个大字，十分精彩：“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从文到字，都当得上神来之笔。我以为凡应人对藏品作题识，也因从内容到形式都作深入细密的思考。只有这样才或许不辱使命。总之要做到实则十分著意而看来若不经意，十分潇洒而又无丝毫逾规矩，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所作题跋的位置，最好在另纸上。如在作品本身上，则需慎之又慎，倘处置不善难免“画虎类犬”之饥，甚至成为无法消除的赘疣。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上塞满了乾隆帝的题跋，这虽然显示了乾隆对这幅画的心爱和激赏，但仍免不了令人觉得讨厌，即使贵为天子，又岂能塞后世之口?!
书画题跋宜用文言，这是因为文言简练隽永，善用之能收咀嚼不尽之功，然要做到合乎规范，了非易事，有人以为凑些之乎者也的语助就行，实属误解。

我虽曾应人之请为诸名迹题识，然实未能掌握个中三昧，敢陈管见，愿就教于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