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籀文)
广义的“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春秋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狭义的“大篆”专指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周朝晚期史籀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
(1)甲骨文
甲骨文，最早的文字，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2)金文
亦称“钟鼎文”。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商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为金文，钟代表乐器，鼎代表礼器。周宣王时有位姓籀的太史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籀文就是指钟鼎文，是真正的大篆。书体由甲骨文演变而成，圆浑古朴，富有变化。周代金文多为有关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记录。殷商金文和甲骨文相近，铭辞字数亦少，不若周代有长达五百字者。至秦统一六国，通行小篆，遂废。清乾隆嘉庆（1736——1820）后文字训诂之学渐兴，金文考证不断深入，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习字者临习的重要字体一。如《散氏盘》、《毛公鼎》、《史颂敦》等铭文，均系金文的代表作。
(3)石鼓文
石鼓文，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十个，形似鼓状，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1)甲骨文
甲骨文，最早的文字，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甲骨文的最早发现时间应该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深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给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肯定了它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轰动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是瘁尽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
甲骨学的著述，最早见于刘鹗的《铁云藏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2）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还有欧美传教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1928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
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当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民国十六年（1927），共为二十八年，後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共二十二年。
甲骨文字大体上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文字风格衍变可以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据殷代卜辞，把占卜人群，分为五个时期。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溯时代，以十干十二支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征。
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表作。此类大字是用大力刻凿而成的，笔划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时代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
(2)金文
亦称“钟鼎文”。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商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为金文，钟代表乐器，鼎代表礼器。周宣王时有位姓籀的太史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籀文就是指钟鼎文，是真正的大篆。书体由甲骨文演变而成，圆浑古朴，富有变化。周代金文多为有关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记录。殷商金文和甲骨文相近，铭辞字数亦少，不若周代有长达五百字者。至秦统一六国，通行小篆，遂废。清乾隆嘉庆（1736——1820）后文字训诂之学渐兴，金文考证不断深入，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习字者临习的重要字体一。如《散氏盘》、《毛公鼎》、《史颂敦》等铭文，均系金文的代表作。
(3)石鼓文
石鼓文，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十个，形似鼓状，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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