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祯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有长足的发展，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十分令人鼓舞，古典戏曲领域亦复如此，经过学者们的辑佚、校订、考释和整理，戏曲资源和历史学科的建设都日臻丰富和成熟。新世纪之初，“煌煌巨编”《六十种曲评注》的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将这一过程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六十种曲》“为现存明代汇刻传奇最丰富而重要之总集，且传布极广。”但因戏曲传奇体制篇幅的恢弘与长度，整理、研究和出版都颇有难度，何况是六十种呢，所以出版社有关明清传奇方面的选刊出版就比较难，周期就比较长。《六十种曲》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其整理、研究和出版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选题本身即可窥见主编者的魄力和大气，非勇敢者不敢染指，染指且能很好地驾驭之，足见《六十种曲评注》选题的成熟。它的整理出版是逆难而上，填补了戏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戏曲整理和研究并驾齐驱。体例要求除标点、注释等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内容外，剧前增加有剧情梗概，每剧各出均有短评，有对作者、作品的考述、总评，汇辑有作者生平资料，或对作品的历代评论、版本序跋等。戏曲整理和研究本是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前者更多传统之力，而后者更多现代意识。因了传统深厚，因了学术之专，习惯上、操作上人们画地为牢，彼此不犯，这固然有它的优点，可以发挥专业之长，但另一方面会产生“隔”，也易将学问做死，所以现代学术发展越来越趋向“通”——融会贯通。吸收传统考据朴学之长，在科学的基础上以现代意识、现代手段研究传统，研究戏曲，这样才是活的、生动的，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所以，透过体例之变，折射的是学人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六十种曲》的研究当然不始于此，但无疑以《六十种曲评注》为系统，为完整。对研究者来讲，它可以成为再读重解的原点和资源库；对普通读者来说，它可以引领人们穿过历史和传统，感受文化和审美的情趣意味。这种文献整理和文本思想研究的一体交叉贯通，也将是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研究的发展新趋势。

《六十种曲》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藏书家毛晋编选，它的刻印、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有原刻初印本、重刻本、重印本、补刻本、补修本、重排本等，《六十种曲评注》改变了《六十种曲》无评无注无校勘记的状况，纠正了以前几种版本的失误，可以说更接近于原刻初印本的面貌。比如《明珠记》，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十种曲》本改正了祖本的一些错字，但也有一些错误没有改正，如第十八出曲牌［刮古令］，应为［刮鼓令］，第四十一出“猫缆”应为“锚缆”；也有改错的地方，如第三十七出“倘念久交之义，姑受此珠”被改为“尚念久交之义，姑受此珠”。《评注》本还纠正了一些因为对词牌和曲牌的句格不熟悉，而出现的一些该断而不断、不该断却断的句子。《评注》本注释非常详细，态度诚恳，实事求是，个别暂时不能诠释的，作者并不回避。每出后的短评，短小精悍，画龙点睛，引导人们深入作品去分析、鉴赏，而总评、考述则从戏剧史的宏观给该剧一个历史定位，从而使人能够多方位、全面把握、解构作品。

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参加者达６５人，主编以山西师大为中心，聚合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并且以中、青年为主，这是非常可喜的，展示了新世纪戏曲研究队伍的实力，是一次很好的实践锻炼。该书顾问蒋星煜先生的序《六十种曲的编刻与流传》，洋洋洒洒近２万字，考述毛晋与汲古阁、《六十种曲》的选目、底本的版本、从《绣刻演剧》到《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的特征与流传、重印本重刻本与补刻本、四种排印本等许多有关《六十种曲》的重要问题，更为《六十种曲评注》增色不少。

《六十种曲评注》本的出版，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也颇具收藏价值。

(《中国文化报》2002年7月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