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
作者：王国辉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晋琅琊临沂人，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书法与父齐名，并称“二王”。传世墨迹以《 廿九日帖》、《中秋帖》、《鸭头丸帖》等最为著名。
《鸭头丸帖》，墨迹本，无款，传为王献之书。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行草书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原藏宋太宗秘阁，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廷，崇祯时藏吴新宇家，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清周寿昌等人题跋。
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它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文中对高宗赞语被挖改成“大令”之前的原文是什么，以及拼装、挖改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说明。本文即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自宋《淳化阁帖》后，公私刻帖蔚然成风，王献之名迹《鸭头丸帖》也多次被摹刻入各类丛帖中，考查各帖所刻《鸭头丸》版本之异同，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鸭头丸》，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因移装宋高宗赞语的时间必晚于其所书年代1140年，两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预刻。
明时，《鸭头丸》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馀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周宪王朱有燉临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书，第八卷“历代名臣书”中收王献之《鸭头丸帖》，王跋。此应为翻刻《淳化阁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晋庄朱钟铉之子朱奇源命王进、宋灏灯摹勒上石，其序云：“…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且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数十家…择其尤者…摹勒上石。”其中卷六、七为王献之书，所收《鸭头丸》亦无跋。容庚先生《丛帖目》云其卷六、七分别是与《大观帖》九、十同，此应为由《大观帖》中翻出。
《玉烟堂帖》，二十四卷，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元瑞摹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其中卷二十收《鸭头丸》，无跋。《玉烟堂帖》有董其昌序云：“予友陈元瑞，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若干卷…”此处的《鸭头丸》也应为帖翻帖。
上述三种明刻丛帖所刻《鸭头丸》，虽均无虞集题记及高宗题赞，但因摹自《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非从墨迹摹出，在高宗题赞问题上自然不足为凭。明代最早从墨迹摹出且保留宋高宗题赞原文的刻帖乃是《馀清斋法帖》。
《馀清斋帖》，二十四卷，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刻，成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歙县吴廷撰集。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新安巨富，喜收藏。出其自藏晋、隋、唐、宋名迹，敦请董其昌、陈继儒鉴定，并由杨明时钩勒上石。帖首有董其昌题“馀清斋”三字。法帖原石现藏安徽歙县博物馆，原石拓片展于歙县博物馆“新安碑园”。
因《馀清斋帖》所收多为历代之精品，摹刻又极为精良，此帖一出，即大受推崇。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称赞此帖：“刻极精祥—钩勒亦精善，为明代著名之帖。”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馀清斋帖》…大抵以墨迹上石，又得杨明时铁笔之精，故出明代诸集帖之上。”张伯英《法帖提要》则云其“精品颇多”。
《馀清斋帖》虽名噪当时，然而此帖刻成后极少捶拓，流传不广。欧阳辅《集古求真》云：“《馀清斋帖》全帙至为难得。”郑裕孚《汇帖举要》也称其“全卷不易得”。因拓本难得，故世人难得一见，而此帖在解决宋高宗赞语问题上正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馀清斋帖》中《鸭头丸》一帖，刻入续帖第一册中，刻本与今传墨迹本相对较，有两处不同：其一，高宗赞语墨迹本“大令”，而刻本为“右军”，说明高宗赞原应是在王羲之某帖之后，后被移接到《鸭头丸》帖后。且高宗赞在刻入《馀清斋帖》时还未改成今本的模样，这又为两字的挖补时间的确定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
其二，墨迹本高宗赞语纸后又有题名三行：“河东柳充、圣美，京兆杜昱、宜中同观于安静堂。元丰己未十月望日。”而刻本在高宗赞语与柳充等观款之间又有一跋，跋文照录如下：
“润之携此书以相示，使予终日临卷而忘倦，虽然竞不能穷其下笔用意之法。古人有论逸少书者，云烟霏雾结，凤翥龙蟠，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正，谓是矣。元丰乙丑仲夏望日丹阳章靖仲宁题。建昌夏千必强同观。”
此跋今墨迹本中已佚去。
徐邦达先生认为柳充、杜昱观款“应与高宗赞语同时同处移来”，当为确论。《馀清斋帖》所刻章靖一跋又为这条论断提供了一条旁证：元丰乙丑为1085年，元丰己未为1079年，两者仅相差6年，章跋和柳款原来当然应该是在一起的，又章跋也提到逸少书，正与高宗所题“右军”合，高宗赞、柳充款、章靖跋三者显系同时由王羲之某帖后移来。而章跋也必是在挖改高宗赞语“右军”为“大令”之时割去，以避免跋文中“大令”与“逸少”自相矛盾。
又徐邦达先生所云“王肯堂刻《泼墨斋帖》”一句有误。王肯堂，金坛人，曾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成一帖，帖名为《郁岗斋墨妙》，其中并无《鸭头丸》一帖。《泼墨斋帖》，实由同为金坛人的王秉錞编次，长洲章德懋镌刻。
关于《泼墨斋帖》摹刻年代，张伯英《法帖提要》云“刻之年代，无考”，容庚《丛帖目》记卷末有“ □□□年金坛王氏泼墨摹勒上石”篆书两行，可知张伯英、容庚诸先生所见皆为已残损的较晚拓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其“初拓少见”，故年代难考。又张彦生同书中记为：“明天启四年夏四月，金坛王氏泼墨斋摹勒上石。”
《馀清斋帖》所刻入《鸭头丸》的续帖帖尾有“万历甲寅夏六月馀清斋摹勒上石”篆书纪年字样，据此即可将两字的挖补时间确定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
高宗赞语唯赖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馀清斋帖》可谓功不可没,而后人对《馀清斋帖》中所刻《鸭头丸》一帖亦多家褒扬。墨迹本后有清周寿昌跋云：“第细审真迹，始知各汇帖钩刻失真，当以明吴氏馀清斋刻为胜。杨守敬《书学迩言》：“王大令鸭头丸帖，馀清斋刻之，有宋高宗赞，清超绝尘。阁帖已刻之，重浊不堪矣。”其《平帖记》又云：“(鸭头丸帖)阁帖已刻此，试以馀清斋较之，真天渊矣。”这也应该是歙县博物馆《馀清斋帖》珍贵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的体现之一吧。
又《鸭头丸帖》，宋时著录于《宣和书谱》，仅录帖名。明时最早见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神宗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此段后又被陈继儒改易数字引入《妮古录》。张丑《清河书画舫》则直接引用《妮古录》文字。
清时《鸭头丸帖》曾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鸭头丸》正文后，又录虞集题记而无高宗题赞。此书著录书迹体例为不正文，后录题跋，且所录极为详尽。清时高宗赞语早已附于《鸭头丸》之后，可知卞永誉成书时并未看见原迹，而是引用他书。《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用书目极为宏富，《鸭头丸》一册则源于何书已难考证，但至少可以推出虞集题记时，高宗题赞一纸还未拼上去。虞集题于天历三年(1330)正月，故高宗赞语拼装时间当晚于1330年。
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馀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惧误。”方不知“敕赐九思”之时，柯虞诸人还不曾于帖后见到所谓高宗赞语，“异论”从何而来。《鸭头丸帖》早在《宣和书谱》中即已定为王献之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卷六考定《宣和书谱》一书撰于宋宣和二年(1120)，20年后宋高宗断无赞其为右军书之理，此赞实为妄人多事才引起“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杨守敬《平帖记》)这样不必要争论。
综上所述，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题赞乃是元天历三年(1330)正月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之间由他处移来拼配成，原文“右军”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被挖改为“大令”。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晋琅琊临沂人，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书法与父齐名，并称“二王”。传世墨迹以《 廿九日帖》、《中秋帖》、《鸭头丸帖》等最为著名。
《鸭头丸帖》，墨迹本，无款，传为王献之书。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行草书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原藏宋太宗秘阁，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廷，崇祯时藏吴新宇家，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清周寿昌等人题跋。
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它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文中对高宗赞语被挖改成“大令”之前的原文是什么，以及拼装、挖改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说明。本文即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自宋《淳化阁帖》后，公私刻帖蔚然成风，王献之名迹《鸭头丸帖》也多次被摹刻入各类丛帖中，考查各帖所刻《鸭头丸》版本之异同，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鸭头丸》，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因移装宋高宗赞语的时间必晚于其所书年代1140年，两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预刻。
明时，《鸭头丸》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馀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周宪王朱有燉临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书，第八卷“历代名臣书”中收王献之《鸭头丸帖》，王跋。此应为翻刻《淳化阁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晋庄朱钟铉之子朱奇源命王进、宋灏灯摹勒上石，其序云：“…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且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数十家…择其尤者…摹勒上石。”其中卷六、七为王献之书，所收《鸭头丸》亦无跋。容庚先生《丛帖目》云其卷六、七分别是与《大观帖》九、十同，此应为由《大观帖》中翻出。
《玉烟堂帖》，二十四卷，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元瑞摹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其中卷二十收《鸭头丸》，无跋。《玉烟堂帖》有董其昌序云：“予友陈元瑞，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若干卷…”此处的《鸭头丸》也应为帖翻帖。
上述三种明刻丛帖所刻《鸭头丸》，虽均无虞集题记及高宗题赞，但因摹自《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非从墨迹摹出，在高宗题赞问题上自然不足为凭。明代最早从墨迹摹出且保留宋高宗题赞原文的刻帖乃是《馀清斋法帖》。
《馀清斋帖》，二十四卷，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刻，成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歙县吴廷撰集。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新安巨富，喜收藏。出其自藏晋、隋、唐、宋名迹，敦请董其昌、陈继儒鉴定，并由杨明时钩勒上石。帖首有董其昌题“馀清斋”三字。法帖原石现藏安徽歙县博物馆，原石拓片展于歙县博物馆“新安碑园”。
因《馀清斋帖》所收多为历代之精品，摹刻又极为精良，此帖一出，即大受推崇。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称赞此帖：“刻极精祥—钩勒亦精善，为明代著名之帖。”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馀清斋帖》…大抵以墨迹上石，又得杨明时铁笔之精，故出明代诸集帖之上。”张伯英《法帖提要》则云其“精品颇多”。
《馀清斋帖》虽名噪当时，然而此帖刻成后极少捶拓，流传不广。欧阳辅《集古求真》云：“《馀清斋帖》全帙至为难得。”郑裕孚《汇帖举要》也称其“全卷不易得”。因拓本难得，故世人难得一见，而此帖在解决宋高宗赞语问题上正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馀清斋帖》中《鸭头丸》一帖，刻入续帖第一册中，刻本与今传墨迹本相对较，有两处不同：其一，高宗赞语墨迹本“大令”，而刻本为“右军”，说明高宗赞原应是在王羲之某帖之后，后被移接到《鸭头丸》帖后。且高宗赞在刻入《馀清斋帖》时还未改成今本的模样，这又为两字的挖补时间的确定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
其二，墨迹本高宗赞语纸后又有题名三行：“河东柳充、圣美，京兆杜昱、宜中同观于安静堂。元丰己未十月望日。”而刻本在高宗赞语与柳充等观款之间又有一跋，跋文照录如下：
“润之携此书以相示，使予终日临卷而忘倦，虽然竞不能穷其下笔用意之法。古人有论逸少书者，云烟霏雾结，凤翥龙蟠，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正，谓是矣。元丰乙丑仲夏望日丹阳章靖仲宁题。建昌夏千必强同观。”
此跋今墨迹本中已佚去。
徐邦达先生认为柳充、杜昱观款“应与高宗赞语同时同处移来”，当为确论。《馀清斋帖》所刻章靖一跋又为这条论断提供了一条旁证：元丰乙丑为1085年，元丰己未为1079年，两者仅相差6年，章跋和柳款原来当然应该是在一起的，又章跋也提到逸少书，正与高宗所题“右军”合，高宗赞、柳充款、章靖跋三者显系同时由王羲之某帖后移来。而章跋也必是在挖改高宗赞语“右军”为“大令”之时割去，以避免跋文中“大令”与“逸少”自相矛盾。
又徐邦达先生所云“王肯堂刻《泼墨斋帖》”一句有误。王肯堂，金坛人，曾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成一帖，帖名为《郁岗斋墨妙》，其中并无《鸭头丸》一帖。《泼墨斋帖》，实由同为金坛人的王秉錞编次，长洲章德懋镌刻。
关于《泼墨斋帖》摹刻年代，张伯英《法帖提要》云“刻之年代，无考”，容庚《丛帖目》记卷末有“ □□□年金坛王氏泼墨摹勒上石”篆书两行，可知张伯英、容庚诸先生所见皆为已残损的较晚拓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其“初拓少见”，故年代难考。又张彦生同书中记为：“明天启四年夏四月，金坛王氏泼墨斋摹勒上石。”
《馀清斋帖》所刻入《鸭头丸》的续帖帖尾有“万历甲寅夏六月馀清斋摹勒上石”篆书纪年字样，据此即可将两字的挖补时间确定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
高宗赞语唯赖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馀清斋帖》可谓功不可没,而后人对《馀清斋帖》中所刻《鸭头丸》一帖亦多家褒扬。墨迹本后有清周寿昌跋云：“第细审真迹，始知各汇帖钩刻失真，当以明吴氏馀清斋刻为胜。杨守敬《书学迩言》：“王大令鸭头丸帖，馀清斋刻之，有宋高宗赞，清超绝尘。阁帖已刻之，重浊不堪矣。”其《平帖记》又云：“(鸭头丸帖)阁帖已刻此，试以馀清斋较之，真天渊矣。”这也应该是歙县博物馆《馀清斋帖》珍贵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的体现之一吧。
又《鸭头丸帖》，宋时著录于《宣和书谱》，仅录帖名。明时最早见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神宗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此段后又被陈继儒改易数字引入《妮古录》。张丑《清河书画舫》则直接引用《妮古录》文字。
清时《鸭头丸帖》曾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鸭头丸》正文后，又录虞集题记而无高宗题赞。此书著录书迹体例为不正文，后录题跋，且所录极为详尽。清时高宗赞语早已附于《鸭头丸》之后，可知卞永誉成书时并未看见原迹，而是引用他书。《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用书目极为宏富，《鸭头丸》一册则源于何书已难考证，但至少可以推出虞集题记时，高宗题赞一纸还未拼上去。虞集题于天历三年(1330)正月，故高宗赞语拼装时间当晚于1330年。
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馀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惧误。”方不知“敕赐九思”之时，柯虞诸人还不曾于帖后见到所谓高宗赞语，“异论”从何而来。《鸭头丸帖》早在《宣和书谱》中即已定为王献之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卷六考定《宣和书谱》一书撰于宋宣和二年(1120)，20年后宋高宗断无赞其为右军书之理，此赞实为妄人多事才引起“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杨守敬《平帖记》)这样不必要争论。
综上所述，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题赞乃是元天历三年(1330)正月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之间由他处移来拼配成，原文“右军”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被挖改为“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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