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什么是“生活”？不外乎人之常情、常理、常识。有一个常识问题：写作，那种伴随着精神创造的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还是痛苦的事？应该说，这是一种快乐的、能获得享受的，甚至是幸福的劳动。写作是有难度的，克服难度有时需要殚精竭虑，但这种痛苦恰是快乐的来源。写作的快乐，一大半来自克服难度的过程，远甚于作品完成后的快乐。写作之于写作者，如同毒品之于瘾君子。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等，都是这样“瘾君子”。写作的痛苦，跟那种被迫的、劳役般的、无精神创造可言的痛苦，完全是两码事。

（二）
会钻这个牛角尖，是因为看了一个戏，《班昭》。东汉女才子班昭，为了修史甘愿牺牲个人，这与当下现实中一些文化人崇尚物质主义、耐不住寂寞形成对照——剧作者在各种场合表示过，写这个戏，有匡正时弊的用意。

据史料记载，班昭在其兄班固死后，受命于汉和帝续写《汉书》。剧中班昭则是在哥哥临终时承诺续写《汉书》。大师兄马续远游归来，发现班昭沉溺于宫廷宴饮，怠于修史，有所责备。班昭觉得很冤枉，说自己“守在书斋面对孤灯，我心已尽力也疲，头已白人已老。我为什么不能，喝几壶茶饮几杯酒偷几日闲醉它几遭？”

品茶、饮酒与修史，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据史料记载，班昭在奉命续写《汉书》之前，就被邀为宫中女官、女眷上课，与朝廷关系相当融洽。班昭之所以是才女，她对写作的喜好是必须的最基本的前提，写作的快乐，不可能被饮乐所代替，聚会、宴饮对她不过是一种休息，调剂，太多了，她必然会厌倦、抗拒，不可能如庸人一样耽于物质的享乐而不能自拔，否则，她就不是班昭了，而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假文人。无论是班固还是班昭，无论是作赋还是修史，仅文字一端，即被同代及后世文人所推崇。《汉书》述史如作赋，用词典雅，语言富有节奏。

据了解，《班昭》剧作者罗怀臻创作成就颇丰，也得过不少“高规格”的奖项，应该是深味写作快乐的，为什么他笔下的才女却视写作为苦役，体会不到写作的快乐？也许就是因为“常识”太平常，太寻常，而戏剧冲突需要的是奇崛，是尖锐，是势不两立，一不留神就容易背离常识，也背离了人性。而缺乏人性深度的戏剧冲突，看起来大起大落，热闹得很，但只能震撼耳目，很难深入灵魂。

（三）

历史上，班昭是在其兄班固死后，受汉和帝之命续写《汉书》的。剧中给班固安排了两个弟子，班固病重，自知无法完成《汉书》，在弟子中选择接班人。

创作不一定要跟史实完全一致，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奇怪的是，剧中班固将妹妹班昭与《汉书》捆绑在一起，两个弟子谁愿续写《汉书》，谁就可以娶班昭为妻。班昭对两人都不满意，但班固说这是为了《汉书》，而且搬出亡父班彪的名义，班昭只能屈从，最后抽签决定嫁了二师兄。

据史料记载，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续写亡父班彪未完成的《汉书》，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被捕入狱。班家上下十分害怕，经过一番申诉，明帝下令释放，令其入皇家图书馆任职，后来成为皇家史官。班固年少时曾在太学读书，又经此地狱到天堂的过山车一般际遇，班固应知修史之风险，如果非把自己疼爱的妹妹许配给她并不爱的弟子，班固内心一定会经历巨大的冲突与挣扎，剧情如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会展开一个人们想象不到的精神世界。但以《班昭》一剧视之，恐怕编剧力有不逮。

剧中二师兄婚后攀附权贵，热衷于为皇太后写歌功颂德的文字，既无心修史，也冷落班昭。班固临终时，是班昭承诺完成《汉书》，班固只说了句“早知如此，我何必择婿！”班固的后悔，言中了择婿与修史“捆绑”这一情节的虚置，因为这一“捆绑”不是剧中人的需要，而是编剧的需要。两者的背离，是该剧一大硬伤。

剧中，班固为了修史，不怕得罪权贵，拒绝为皇太后作《长秋宫圣德颂》。这一戏剧冲突也很皮相。班固曾为章帝作《两都赋》，以赞颂东汉将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还曾为大将军窦宪奉远征匈奴登燕然山而写记功铭文。为皇太后写一篇赋，让班固如此不能忍受，而班昭的终生幸福被葬送，却不见班固多少痛心。

人性往往是在寻常的生活选择与各种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又要当创作家，只有一条路：尽量把戏剧冲突搞得热闹、尖锐，好人好得没有缺点，坏人坏得让人咬牙，以外在的冲突来掩盖内在的分裂与自相矛盾。剧中类似的“硬伤”几乎俯拾即是，使得《班昭》像是急功近利之作，与作者一再强调的为了文化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相去甚远。（作者为《钱江晚报》首席评论员）

（摘自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