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马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忠实助手。不管是交通运输、体育游戏，还是战争、耕种，都离不开它。加之其形体矫健、神态潇洒，人们特别喜欢它，总把它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古往今来，出现了很多塑马、画马的艺术家。在唐代，养马、画马蔚然成风。史书记载，唐玄宗的内厩里就有40万匹良马。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有“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的诗句，形容当时画马的盛况。唐代最有成就的画马名家是曹霸、韩干和韦偃，绘画史上将他们并称“曹、韩、韦”。可惜，流传至今的可靠真迹已不多见，只有韩干的《牧马图》、《照夜白图》(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数件而已。

　　韩干，生卒不详。长安人。少时家贫，曾在一家酒店作佣工。经常在空余时间作画。一次，奉命到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家送酒。主人不在，他就利用等待的时间在地上画了起来。王维回来，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艺术才华，又肯下苦功，就每年资助他两万钱学画。他最初拜曹霸为师，并成为曹霸诸弟子中成绩最优秀者。天宝年间，韩干画名渐大，唐玄宗李隆基召他入宫，命他再拜宫廷画家陈闳〔hong宏〕为师。后来，玄宗见韩干画马与陈闳的风格不一样，问其故，韩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原来，他并不单纯摹仿他人的画法，而是以马为师，细致观察马的各种生活习性、结构动态，终于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对后代影响最大的画马名家。

　　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曾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安史之乱以后，韩干居家办丧事。一天夜里，忽有一头戴高帽、身着红衣者，闯进门来，自称是“鬼使”，请韩干画马一匹。韩干立即画了一匹马并把它烧掉(迷信讲，烧了就是送给了鬼)。不久，这鬼使骑着他画的那匹马，来送礼感谢。这个虚构的故事说明，唐代人认为韩干画马已经画神了。

　　《牧马图》高27.5厘米，横34.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上是黑白两匹马和一个骑在白马上的牧马官。两马膘肥体壮，威武神骏。它们并辔〔pei配〕而行，于静缓中蕴含着动力。牧马官一脸络腮胡，右手拉住疆绳，腰间插一把马鞭，神态自若，气度轩昂。全画先以细劲的铁线勾勒人物、马匹的外轮廓，然后用黑色颜料搀加少量朱红颜料，层层渲染，画出马的结构和体积感。生动地表现出御马“骨力追风，毛彩照地”、“奇毛异状，筋骨既圆”的特色。

　　牛与社会上层人士的关系，不像马那么密切。但它却是犁田、种地的主要劳动力，所以许多以农家风俗为题材的作品中，牛成为不可缺少的表现对象。唐代以画牛著称的有戴嵩、韩滉等。留传至今的名作有戴嵩的《斗牛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韩滉的《五牛图》。

　　《五牛图》高20.8厘米，横139.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的五头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一缓步而行，一回首舐〔shi 适〕舌，一抬头凝视前方，一仰首而鸣，一在荆棵上蹭痒。整幅画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外，别无其他衬景，因此每头牛又可独立成章。在画法上，画家先是以粗笔淡墨，准确地勾出各头牛不同的形态、结构，再以浅色渲染牛的眼、鼻、蹄、趾、皮毛、花色等，使之具有一定的体积感和光感。从整体看来，五头牛都画得神气磊落，性格敦厚，生动自然，颇具田家生活气息。以至200多年后，宋代诗人陆游看了说：“……便觉身在图画，而引起辞官求去的愿望。”

　　《五牛图》在牛的形体塑造上，打破了汉代只画牛侧面和平面的装饰性风格，生动地表现牛的各种动态。尤其是中间一头牛，正对观者，角度独特，但结构、比例、透视关系却画得十分准确。此外，唐画大都画在绢上，《五牛图》却是画在纸上。纸的吸水性强，适宜发挥用笔的长处。画中粗厚多变的线描，在唐画中是极为少见的。

　　流传至今的唐代绘画作品，已是凤毛麟角，这幅《五牛图》也曾几经辗转。辛亥革命前，由清廷内府收藏，后由溥仪携往天津，流失国外。1958年，方以数万元巨资，从香港购回，使这一稀世珍品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韩滉(公元723—787年)，字太冲，长安人。其父韩休曾为玄宗时宰相，为人峭直。《新唐书》中说韩滉“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衽〔ren 任〕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韩滉曾做两浙节度使，后官至宰相。在任期间，他能深入山乡田野，组织百姓治水、养鱼，致力于农田改造与管理，为发展农业生产有过贡献。死后被封为“晋国公”。韩滉自幼聪慧，喜绘画。书法学张旭，绘画则师六朝画家陆探微。《唐朝名画录》说他“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画鉴》(元人汤垕著)说“牛图是其所长”。他的作品流传到宋代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时，还有36件之多，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五牛图》一幅。曾被认为是韩滉手笔的《文苑图》，经近人考证乃五代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