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昆曲六百年》
05-17
反馈
一、昆曲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
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
借助镜头，我们可以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能否知道，在数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什么，听到过什么？我们能否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主角并不是参与展出的两千多件珍贵文物。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曾经是我们祖先生活的一部分，并经历时间和社会转折的洗礼，保存了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命名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在六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来自中国的一种传统戏曲——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
从2001年开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4年冬天，新版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排演的这部《长生殿》，总投资将近800万元，同时请来了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美术设计。台湾儒商陈启德的巨额投资，以及昆曲界以外的顶尖艺术家的加盟，这一切，在2001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江苏省昆剧院排演的新版《桃花扇》，创作阵容同样十分强大，由中国话剧界新锐女导演田沁鑫执导，同时吸引了中日韩三方众多的艺术界顶尖级人物。
《1699·桃花扇》，这样一种命名方式，显示出演创人员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企图；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突然在他们眼前亮相的昆曲，也仿佛来自一个古老的梦境。
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爆满。美国观众惊叹于昆曲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戏剧评论家，甚至把这次巡演和1930年梅兰芳轰动美国东西两岸的巡演相提并论。
人们忍不住惊叹，又解不开心中的谜团，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昆曲究竟是什么？六百年的昆曲史又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是什么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昆曲又沉淀着我们怎样的民族审美文化？
这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苏州，600多年前，昆曲就诞生在苏州的昆山地区，并因此而得名。
苏州的七里山塘街，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做苏州刺史时主持修建的，千百年来一直是姑苏繁华的缩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褒扬的，显然不只是苏州的美丽景色。古往今来,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像。如果非要找一个地方来比拟的话，那么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这里的地价是全国最高的，这里向中央政府交纳的粮食和税银，居然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皇帝的吃、穿、用，几乎都由这里提供。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那时，听昆曲、唱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当年在虎丘上曲会，万人空巷地去看昆曲，我说只有古希腊的大元剧场的悲剧演出，才曾经出现过这种景象，否则我很难比较哪个民族的戏剧演出，曾经出现过如此如火如荼的狂热场面。
虎丘山曲会，不过是明清两百多年间昆曲流行的一个缩影。这迤俪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玛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利玛窦眼中：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
比财富更令利玛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利玛窦看到的正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利玛窦来自歌剧的故乡意大利，巧合的是，此时歌剧也正在意大利兴起，不过和昆曲相比，它的黄金时代要滞后差不多两百年。
那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
就在一百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吴梅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着昆曲的一线生机。
昆曲似乎总是受到文化人的偏爱，他们敏锐地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守护着这支文化血脉。
周秦，苏州大学教授，自幼学习昆曲，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期间，仍然是曲不离口笛不离手。每年秋天，周秦为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开设昆曲艺术选修课，一大批昆曲爱好者慕名而来。
今天的苏州，是一座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同时，苏州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几百年以前的古朴风貌，城内是不许造六层以上建筑的，城中最高的还是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于这座千年的古城。
2002年，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网师园附近，多出了一个叫“南石皮记”的私家园林。
南石皮记的主人是苏州国画院高级画师叶放。叶放的童年是在外曾祖父家的毕园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有了对昆曲的最初记忆。 现在，叶放时常会邀请三五好友在南石皮记小聚，今天的客人是苏州大学的周秦老师和苏州昆剧院的毛伟志。 一处精致的园林，三五个知己，几杯清茶，从容而悠闲。
悠扬的笛声穿越了百年的时光，早已远去的岁月又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明清两朝，中国先后出了204个状元，其中有34个是苏州人。无论是苏州园林，还是诞生在园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
当年，园林的主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从官场上退下来，在最好的地方买一块地，砌一道高墙，把尘世隔开，在里面经营自己的园林。
昆山腔形成后不久，一些民间的音乐家就应邀来到园林的主人家，担当曲师。他们陪同主人和他们的宾客，在园林中吟诗、作画、度曲。
昆山腔的音乐主要以宋词的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调。昆曲运用的曲牌达到两千多种，十分丰富、富于变化。唱词则主要来自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样也沿袭了唐诗宋词的创作传统，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抒发情感。文人们生活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场景。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牡丹亭》讲述的不朽爱情故事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剧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将园林景致与人物情感溶为一体的诗句。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导演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难怪苏州人常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2006年4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上演了三天九个小时的全本大戏。青年学子趋之若鹜。
著名华裔作家白先勇从2002年起，他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竭力在全国各地高校推广昆曲，被人们称作昆曲义工。今天，白先勇讲座的主题是“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
白先勇定义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场文化行动，它重新培养起了一批热爱昆曲的年轻演员和年轻观众。
四百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台上上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也许是双重意义的。一场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而另一场，则是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忠诚守护。
2004年秋天，苏州的南石皮记曾经云集过全球30多个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他们刚刚参加完第5届上海双年展，希望实地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主办方就选择了南石皮记，并在这里上演了《牡丹亭》里的“惊梦”。
就是梦游的感觉,为文化需要亲历，所谓亲历就是你必须在那个情境当中，你必须在庭园里，你在湖边，在楼榭回廊当中走。你会有想像力，一个回顾性的想像力，
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固在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动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
历史，就是过去和未来无穷尽的对话。
让我们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去追溯那些日渐遥远的人和事，去追溯一个民族对美的梦想和追求。
二、迤俪之声起江南
这里是位于苏州市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
历史学家发现的给唐宋诗词谱曲的曲稿。虽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解读，但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依然无法直接用这些曲稿去复原唐宋古乐。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唐宋以来的这些个曲谱的记述，它都是记述它这个主干音，中间夹的一些个夹花的一些小的它都不记，有的甚至就像宋代姜夔姜白石这些东西，那些连节拍都没有，就那么记下来的。所以后人是怎么唱都可以。
难道后人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在唐宋的曲稿中的《步步娇》、《醉扶归》，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吗？但在这份记录中却详尽得多。它就是流行于明代的昆曲的曲谱。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
2006年11月，本片的作曲马洪波正在尝试一段主题的创作，而他所依据的音乐元素就直接来自于一段几百年前的工尺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说:“昆曲的可贵就可贵在它这六百年来，尽管这里面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所以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么样唱的”。
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东、华南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
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全国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搜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塘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除了张野塘之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比如苏州的洞箫名家张梅谷、著名笛师谢林泉和太仓当地的名曲家过云适。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用吴语来演唱，势必会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
怎么办呢？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采用应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在我们昆曲里面，韵白这个“我”，不能叫“我们”不能，“我们”那就是“我”，它是当时的中州韵，是以这个为基础的，跟京剧念韵白是差不多，这个就是它是全国性剧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这些临水的花厅、水阁，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已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
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这个用紫檀木和黄杨木镂雕而成，配以玻璃莲花彩灯的小屋子叫作堂名担，是苏州昆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旧时苏州大户人家若有婚庆做寿等喜事，时常请堂名班子到家里来唱堂会，班主便将堂名唱台拆卸后用箱子挑到主人家，再将它安装在客厅里，称为堂名担。昆山腔改良之后，当时很多民间唱曲班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表演。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止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它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定做”的文学家底。
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当时的文人徐又陵曾在他的《蜗亭杂订》里详细描述过《浣纱记》问世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之彦云集，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句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像话。
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在紫禁城内的玉熙宫上演过。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还不足以直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
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16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甚至众多宋元时期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
在21世纪的舞台上看到的《窦娥冤》，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明代剧本《玉环记》中的一张插图，凝固了历史上的一次堂会。画中的人物加起来也不过十余人，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和神态，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他们在历史中的身份：主人、教习以及演员。他们构成了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家班。
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这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只属于士大夫阶层。
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观剧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正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钱岱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份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西黄鹂坊桥的申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
当时苏州城里流行起一句话，叫“范祝发，申鲛绡”，说的是城里最有名的两出戏，也是最有名的两个家班。一个是范仲淹的子孙范常白家的《祝发记》，另一个就是这西黄鹂坊桥的申宅里上演的《鲛绡记》。
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岱。
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昆曲就这样完全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像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
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像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
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三、昆曲的不朽传奇（上）
位于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在全球表演艺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如果在林肯中心得不到称赞的话，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
1998年，是世界戏剧经典《牡丹亭》诞生的四百周年。林肯艺术中心准备在这一年的艺术节隆重推出全本《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上演，是当年林肯中心艺术节的重头戏，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别期望。
就在这场演出中，陈士争在舞台上设置水塘，放入一群鸭子来代替鸳鸯。演员唱叹之余，鸭子在一旁聒噪，在现场看演出的旅美华裔作家白先勇后来开玩笑说：“当时我真有股冲动，想把那些鸭子烤掉。”
也许正在那一刻，白先勇萌发了要制作一部《牡丹亭》的冲动。
2002年，白先勇来到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此时，他的身份除了人们熟知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知名的华裔作家，还是新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这将是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古人和今人的对话。
昆曲研究学者郑培凯说：“我们看《牡丹亭》，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牡丹亭》的情境,它对于人生真理的追求,对于爱情的追求,对于真情的追求,这个跟我们没有隔阂,《牡丹亭》到21世纪,还能够吸引大家，觉得得到最强烈的共鸣,其实也是这一点”.
在昆曲艺术到达鼎盛之时产生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不朽之作。作者汤显祖和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一样，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在东西方这两个戏剧家身上有着太多的巧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两人同属一个时代，更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1616年逝世。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为什么同时诞生了这两位戏剧家，一切都是偶然吗？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经走过了182年的漫长历程，开始由兴盛转向没落，然而在文化和艺术上却产生了世俗精神的繁荣，昆曲的兴盛几乎达到顶峰。
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也就是今江西抚州市。祖上几代文运兴盛，是颇负盛名的书香世家。汤显祖五岁就能做对子，21岁到南昌参加江西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世人无不对他寄予厚望。
1577年，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举人汤显祖，前往京城参加京都会试。
科举考试对人生的贻误，汤显祖终生不忘，读书读到没有了一点生趣、意趣，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异化。他在《牡丹亭》中让老儒生陈最良展示这种可悲的命运。
十三年寒窗，四度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弹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34岁。
汤显祖处于两种思想，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激烈交锋之中，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统治思想。
汤显祖他们所推崇的思想呢，就是个性主义的，尊重人性发展的一种思想,（在明朝）是一种叛逆的思想。在当初，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先锋派思想。而汤显祖呼应这种思想，他提出了一个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情。这个情在《牡丹亭》中就具体的体现为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
此时，《牡丹亭》已经成为汤显祖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同样也是他心中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白先生对于《牡丹亭》，对于昆曲的感受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十岁的时候，在上海，就是当时抗战胜利了,在上海看过昆曲。到南京跟着他的父亲白崇禧进过美龄宫，在那儿看过昆曲。他就这印象而已。到改革开放，1979年的时候，离开他上一次看昆曲已经四十年了。他回到大陆看到什么都是变化了。但是偶尔在上海又看到了昆曲。这对他的心灵的轰击是很大的。
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台上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明朝万历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无关紧要的闲职。他目击民间惨状，于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当朝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辞意严峻，震动朝野。
1598年春天，49岁的汤显祖回到老家临川，在经历了16年官场沉浮之后，汤显祖终于成为自由作家。
辞官的当年，汤显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脑海中的那个挥之不散的梦，写就为不朽传奇《牡丹亭》。
《牡丹亭》最初名为《还魂记》。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宋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但这个相对单薄的故事在汤显祖的手中做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改动：江西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春天的感召下，与婢女春香往后花园游玩。逛累了回房小睡，梦到书生柳梦梅出现，和她在牡丹亭梅花树下幽会。丽娘在梦中和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欢会。此后，丽娘因相思抑郁而死。三年后，柳梦梅游学偶宿园中，拾得一画，连连呼叫，画中女子现身，和书生梦梅结为人鬼夫妻，终于成就一段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姻缘。
在众多的反对者中 ，态度最坚决的当属苏州曲家沈璟。沈璟是吴江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推崇传奇创作要严守曲律。不过，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且直接动手修改了剧本，使它更符合曲律，便于舞台演出。追求文学美和音乐美的统一，成为这个阶段传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时有纷争，却为后世的传奇创作指明了方向。
《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的戏剧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几乎人手一册，早晚诵读，被称为天下第一本好戏。有一个退休的大学士王锡爵得到《牡丹亭》的稿本后，命令家中的昆剧班急习之，迫不及待地看完演出后，他颇为伤感地说：“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
《牡丹亭》无疑可以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以最苛严的标准选定的几部第一流的佳作之内。
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位于苏州五亩园，这里传承着原生地的昆曲。
2002年，这里悄然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剧院请来了有着“巾生魁首” “旦角祭酒”之称的汪世瑜和张继青担当艺术指导，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扮演者都是剧院的小字辈，年轻的演员被挑选出来在剧中挑大梁。这部由年轻人挑大梁的戏，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
据说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的时候，总是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为杜丽娘拈毫苦吟。他对丽娘的钟爱，已经到了白日消磨肠断句的程度。清朝文人焦循在《剧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家里人怎么都找不着汤显祖，后来发现，他正卧在院子里的柴堆上痛哭流涕，他说：填词填到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时感动，忍不住落泪。
《牡丹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喻：这个慕色怀春的痴情少女，表达了汤显祖追求自由理想的心声。
“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
当职业昆剧班在市井里演出《牡丹亭》后，剧中以情抗理的主旨，在那个时代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一个叫冯小青的扬州女子，年纪轻轻嫁到杭州给人做小妾，她受尽折磨，只能与杜丽娘对话。一天，她写下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18岁夭亡。不久剧作家吴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疗妒羹》。和《牡丹亭》一起流传至今。
自1598年始，上承西厢，下启红楼的《牡丹亭》，以其典雅唯美的演绎手法，冲破藩篱的自由思想，四百多年来不绝于舞台。剧中的至情至爱，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差异，感染了无数人。
2006年，已经在国内和港台地区大获成功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到美国，跨出了海外巡演的第一步。这个四百年前的东方梦境又一次感动了大洋彼岸的西方观众。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汤显祖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和同时期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并列。
《牡丹亭》已经诞生了四百多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感时伤春时，仍然喜欢轻叹一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说的是戏中词，道的是人间情。
四、昆曲的不朽传奇（下）
苏州大学的校园粉墙黛瓦。每年春天，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教室里选修昆曲艺术课程。老师们多数是在自己求学的年代迷恋上水墨昆腔的。如今，他们希望昆曲仍然能够唤起一部分青年学子的热情。
苏州——六百年前，正是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随后，通过遍布全国的江南文人和商人，昆曲也随着大运河飘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记载，山西、贵州、银川等交通闭塞的地区，都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踪迹。
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的两百多年，是昆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传奇的创作高潮，催生了汤显祖和沈璟两位比肩的戏剧大师。二人一个重视文词，一个严守曲律，因而有了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同时期的许多曲家和作者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昆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我们回首昆曲的这段往事，注意到那时的文人墨客曾经传颂过这样一场婚礼：公元1620年，女诗人商景兰嫁给了晚明三大才子之一、也是昆曲史上一位重要的戏曲理论家，祁彪佳。这对才子佳人，都是昆曲的忠实爱好者。我们从祁彪佳生前的日记中看到，他们在七年的时间里，观赏、品评过的昆曲作品，多达86种。
祁彪佳和商景兰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为无数文人羡慕不已。那时的昆曲舞台，搬演最多的也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645年，清军攻进杭州城。此时，祁彪佳正在杭州做官。润六月初四，他收到了满清政府的聘书。两天后，祁彪佳为了保有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贞，选择了投湖自尽。这对才子佳人25年的美满姻缘，遭遇了家国之难，转眼已是人鬼殊途。
在朝代更替的动荡中，很多人遭遇了和祁彪佳相似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明史》的列传中，可以看到长长的殉国官员名录，记录在册的，数以百千记。他们有的是战死，有的是不屈被杀，有的则和祁彪佳一样，自杀殉国。每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历史变故发生了改变。
祁彪佳殉国后不久，一位逃难的孕妇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大师，洪昇。
洪昇与稍晚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这两位作家一南一北，相隔十年，创作了两部震动剧坛的作品——《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台上的霸主，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洪昇的家族在钱塘属于旺族，他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15岁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在当时小有名气。然而洪升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43岁完成《长生殿》时，他已经在国子监做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
历时十年的《长生殿》终于完稿，对洪昇来说，多少是个安慰，他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在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处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殇”期间。洪升遭到举报，被抓进了刑部大牢，一起观剧的50多人全部受到株连。当时，有人做诗感叹：“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昇的不幸，没有使他的作品泯灭。50出的《长生殿》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安史之乱的历史环境中，将爱情与政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又暗含着痛失江山的民族情绪。这与清朝初年人们追忆故国的心情十分契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传奇也随着《长生殿》，登上了抒写时代兴亡的高度。
2004年，由苏州昆剧院排演的《长生殿》来到北京。当时总导演顾笃璜强调说，他要排一版原汁原味的《长生殿》，洪昇的剧本，他只改动了一个字。
因为这个《长生殿》不管从文学上、从戏剧性上、从音乐上、从舞台美术上、从排场上，历来就是一个昆曲班子里最有号召力的剧目。这个剧团能演《长生殿》，意味着它有实力。
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不同，洪昇生活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曲谱，职业昆班也兴盛起来。唱词、曲律和舞台表演的相互融合，使传奇的创作更加成熟。
洪昇生于南曲繁盛的杭州，又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原的“雅音”和南国方言都很熟悉。有史料记载，洪昇曾经与人讨论填词之法，他的追求是，填词时要使用本色的语言。尽管后来传奇的创作整体走向了华丽词藻和堆砌典故的道路；但是，包括洪昇在内的一批传奇作家，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大雅的意境是可以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洪昇是个大文豪，因为《长生殿》这个戏最早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恨歌》写唐明皇想念杨贵妃用一句话，一个意象就是“夜雨闻铃肠断声”。但到了洪昇那儿呢，写一了出戏，这出戏中他怎么写“夜雨闻铃肠断声”呢，他说，淅淅零零，一片凄凉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
《长生殿》曲词的典雅清丽，是后来的一般剧目远远无法比较的。今天，即使不了解昆曲的人，翻看《长生殿》的剧本，也会被其中的绮丽和哀婉所倾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雅致的唱词竟然在那个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位于南京的云锦织造厂，是江宁织造府的原址。康熙四十三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里搬演了全本的《长生殿》。当时，洪昇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返回家乡，曹寅邀请他独居上座观看《长生殿》。
这出戏连演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洪昇陶醉在自己的大作中，由于醉酒，不小心落水身亡。
《长生殿》问世的年代，距离祁彪佳殉国，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祁彪佳在世时，总结过这样的戏剧理论：“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
2006年，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一部名为《1699·桃花扇》的昆曲作品，正式公演。登台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是江苏省昆剧院20年来招收的唯一一批演员。
舞台上年轻的面孔，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观众。
让我们记住传奇创作历史上最后的一页辉煌——1699，这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
《桃花扇》讲述了一个复社文人和一个秦淮歌妓的爱情故事，在这份爱情背后的，却是一个王朝300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
1699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命人连夜将一本刚刚问世的传奇稿本索要进宫。第二年，这部传奇的作者，就因为疑案被革去了官职。他，就是孔尚任——那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昇一起，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的剧作家。
孔尚任，并没有像洪昇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后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南巡路过山东时，他曾经奉命在御前讲读《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开始了仕宦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孔尚任就在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了一批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明代旧臣。他与这些人广泛结交，掌握了大量南明王朝的史实。扬州城中，秦淮河畔，金陵故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这里，正是《桃花扇》中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京城后，孔尚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将自己在秦淮河畔了解到的史实整理加工，以严谨的态度，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南明王朝的“众生相”。
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次演出将《桃花扇》的原本删节成三个小时的内容，运用现代的舞台技术对古老的昆曲进行了“空间改造”。担任总导演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田沁鑫。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的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设计环环相扣，与之前的传奇截然不同。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串演出整个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时，竟然不是以文章发表，而是在昆曲的舞台上表演出来的。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桃花扇》并没有完整的演出纪录。曲谱，也只留下了“访翠”、“寄扇”和“题画”三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昆剧院的“女小生”石小梅和她的先生一起整理过《桃花扇》的曲谱，才使侯方域和李香君登上了现代的昆曲舞台。也才会有今天的这部《1699桃花扇》。
田沁鑫希望，3个小时的演出能够汇聚出两个300年：一个是明代300年的基业，另一个是1699年到今天，昆曲兴衰的三百年。
为了让年轻的演员在现代舞台上展现昆曲的古典魅力，田沁鑫请来江苏省昆剧院的几位退休演员做艺术指导。尽管如此，把这样一部浩大的剧目凝练在三个小时里，仍然非常难。
《桃花扇》中有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在世时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离世后又被载入史册。而孔尚任用尽全力讴歌的，是一位在秦淮河畔吟唱昆曲的歌妓。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忠贞，令很多“大人物”黯然失色。
李香君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文艺作品里最值得钦佩的女性形象之一。
事实上，明代末年，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一群关注现实题材的剧作家。后人将他们称为苏州派，他们创作出了《一捧雪》、《占花魁》、《十五贯》等一批现实题材的佳作。当代戏曲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苏州派的积极创作，促成了昆曲在清代初期又一次崛起，也直接启发了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创作。
明清传奇，秉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创造性地吸收了元杂剧的人物和情节特点，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为昆曲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乾隆时期，朝廷出面组织传奇作者集体创作，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歌功颂德，很少被搬上舞台。传奇不断涌现的年代过去了，昆曲，失去了剧本的支撑，会如何迎接下一个三百年呢？
五、昆曲的璀璨折子戏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几百年间换过无数个主人。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园子的真正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康熙皇帝。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就设在拙政园。
据清初文人姚廷遴的笔记《历年录》记载，这一年的农历12月26日下午，康熙皇帝刚到苏州，在园子里小坐了一会儿，就急忙要到苏州织造祁国臣的家里去。
进了祁家，康熙刚坐定，就问祁国臣：“这里有唱戏的吗？”工部曰：“有。”这里的工部指的就是祁国臣。就苏州织造祁国臣而言，伺候皇帝看戏，是他份内的工作。
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祁家用膳，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昆曲戏。所有戏目都由康熙本人来点，可见他对昆曲的熟悉和喜爱。
现在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是清代的苏州织造暑遗址，也就是祁国臣当年办公的地方。苏州织造暑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替皇帝在苏州遴选昆曲演员，然后送到北京的南府。
“南府”是当时朝廷里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机构。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南府里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苏州巷。
1684年的这次南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此时的苏州，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已经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自幼饱受中国传统熏陶的康熙皇帝而言，苏州无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苏州近郊游玩的康熙皇帝却临时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戏，用了午膳才动身。江南的无限美景，似乎还不及昆曲舞台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
康熙皇帝是个标准的昆曲戏迷。整个大清，像康熙这样的戏迷又何止千万。不要说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就是地主乡绅，甚至于平民百姓，对于昆曲都非常地喜爱和痴迷。
有趣的是，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 折子戏。
戏曲有一个特点，有些观众对于故事都很熟了，他不是在看由头到尾怎么发展，故事怎么曲折，不是这样，他看表演，听他的唱，看他的表演，但是在这一折戏里头表演确实充分地有发挥，就是有他那个艺术魅力.年代久远了以后，就有一些折子戏就成为昆曲的主要演出剧目。
从全本剧到折子戏的演出，昆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昆曲发展到巅峰时期出现的折子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
在今天的苏州昆曲博物馆，我们找到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留下的很多传世的传奇作品，《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后人将它们统称为《笠翁十种曲》。
不过和一般传奇作者不同，李渔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经营着一个职业化的昆曲家班。
李渔不仅会写诗文、写剧本，还会教歌舞。他带着以自己的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昆班到处演出。慢慢地，李渔的家班就逐渐转变为职业戏班。
李渔的昆班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职业昆班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开始纷纷涌现。
与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权极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后的第一个月，就降旨“禁外官蓄养优伶”，一时间各位官员家里豢养的戏子，迫于生计，都纷纷加入到民间职业昆班之中。民间学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而此时，在北京、南京、苏州等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戏园和戏馆。
据当时的苏州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记载：雍正年间，苏州的郭园始开戏馆，到乾隆年间，发展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
这是一幅刻于乾隆年间的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庆春图》。说的是苏州一个叫“庆春楼”的酒楼戏馆。馆子里的人正在喝酒看戏，馆子内外的墙壁上都贴有戏单。这幅画真实地为我们描绘出当时戏馆看戏的场景，昆曲的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传奇创作的高潮正在逐渐消退，昆班想演新剧，也苦于没有好剧本。
和家班时期相比，站在戏馆舞台上的昆曲艺人们，渐渐有了生存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着更大发挥和创作的空间。折子戏的出现，就是昆曲艺人根据市场需求，对传奇脚本做出的最大胆的改变。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记录下昆曲艺人几百年前的探索和尝试的古老典籍。这是清道光十四年刊印的一本昆曲选本：《审音鉴古录》。此书原版可能出自乾隆年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66出折子戏的演出脚本。每一出戏，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服装穿扮，在每段曲文、宾白旁边，还注有提示性的身段和表情。
《审音鉴古录》收录的是梨园行世代相传的昆曲脚本。里面记载着艺人们在排练或演出的间歇，随手记录下的一点一滴的心得。
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昆曲艺人功不可没。自从昆曲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演出中确立了基本的角色行当体系。到折子戏时期，昆曲行当上有了更加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贴近剧中人物的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一共细分出了二十路细家门。
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的类型划分。家门的细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 生、旦、净、末、丑，各个家门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装、化妆。有一些还有自己的脸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写在脸上的。
家门的细分也可以看作角色的脸谱化，对演员来说，更能贴近剧中人物。对观众来讲，则容易理解剧中人物的表演。就折子戏的演出而言，现在观众最注重的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演员的唱功和身段。角色行当不仅和舞台上的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术语。在昆曲舞台上，一歌一舞，皆有规矩，一翻一扑，不离程式。 水袖是最能体现昆曲写意色彩的动作，它虚拟化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中国戏曲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动作。这些水袖技巧，大多数源自昆曲艺人在“折子戏”时期的创造。五彩纷呈的水袖表演，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有着自己的独到内涵，巧妙地诠释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使用水袖的技巧日后也成为戏曲演员们的基本功之一.
昆曲的表演形态和它的表演场景也休戚相关，从现在散落在全国城乡的形状各异的古典戏台可以看出，无论有怎样不同的外观 ，结构都大致相同，舞台呈方行，可以三面看演出，古戏台赋予了艺人发挥表演天才的广阔空间，却也抑制了布景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只能把精力集中在服装、化妆和表演的创作上来。
张继青表演《牡丹亭》里的一出经典折子戏《游园》，杜丽娘身段表演十分复杂。但就是这层次分明的身段表演，既抒发了杜丽娘的感情，又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和她的唱腔、念白一起，把一个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思春、怨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出经典折子戏《夜奔》中，只有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惶惶奔走。黑夜中的遥山近水、偏野荒村都由人物在表演里带出。真可谓情景交融，余味绵长。
昆曲演员通过运用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规范化手段，既刻画了人物、交待了情节、同时又传达情感，渲染了氛围。 戏曲界有句话叫“男怕夜奔”，形象地说出这出戏对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有着极高的要求。
经过折子戏的磨练与锤打，使昆曲逐渐成为一门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表演艺术。上世纪初，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最早用八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那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在歌和舞的结合上，昆曲无疑是最佳的典范。 歌舞的结合，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世界其它主要戏剧流派的最大特点。
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昆曲，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有着浓重的写意色彩。昆曲表演的原理与中国画的画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在“传神”。两者所追求的形似，都是写意的形似。
昆曲，无疑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又因为它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
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接连几个皇帝都是标准的昆曲迷。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来到苏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最关心的也是唱大戏。 乾隆时期，宫里的伶人已经扩大到了1400人的规模。当时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皇家剧团了。 清代作家吴太初所写的《寰垣识略》里有着这样一段描写，“景山内垣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昆曲因此也赢得了无可匹敌的国剧地位。紫禁城里到处都建有戏台，宁寿宫、重华宫、寿安宫都有戏台。 在重华宫的漱芳斋里，是紫禁城内第二大戏台漱芳斋戏台，室内还有一个小戏台：风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经在这里演过戏。 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的皇家园林里，同样都建有规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戏台。 在这些戏台中，仅三层的大型戏台就有6座以上。这样的大戏台，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演员，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来华觐见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庄就观看了一场清宫大戏的演出。
马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今日晨间，余如言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而变，有喜剧、有悲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昆曲折子戏。
乾隆年间，昆曲折子戏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策划一个更大规模的词曲汇编工作。 公元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一批精通词曲的文人聚集到了扬州，领头的是制曲名家黄文旸和李经。从各地搜集来的词曲也源源不断从苏州织造府运到设立在扬州的词曲局，等待修改。 而在五年前，苏州人钱德苍就花了前后十二年时间编选出一部《缀白裘》，《缀白裘》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折子戏，总计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昆曲大多都被收录其中。
历时四年，公元1782年，古今词曲修改工作大功告成。在编撰完成的词曲总集《曲海》中，搜集的明清两朝的杂剧、传奇作品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三种。很多昆曲折子戏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通过昆曲折子戏保留下的一大批经典曲目，后来成为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
以昆曲折子戏为开端，中国戏曲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面繁盛时期。
六、昆曲是百戏之母
这里是江苏省昆山市的千灯镇。600多年前，昆曲的前身昆山腔就是从千灯镇发源。2001年，昆曲被评为全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那以后，很多人会专门赶到镇子上来，在这里寻找昆曲最初的印迹。
事实上，这里也是中国戏曲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昆曲之所以能在300多种中国戏曲中脱颖而出，代表中国戏曲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评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特殊地位。人们把昆曲尊称为“百戏之祖”。
越剧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地方戏曲之一，它的发展就曾经得到了昆曲的滋养。浙江嵊县是越剧的诞生地。早期的越剧就是嵊县人吟唱的乡间小调。1906年，两个说书人在东王村的演出，形成了越剧最初的表演形态。 越剧早期就是坐唱，然后两个人站着唱，然后它进入了上海之后呢，它要改变，它得动脑筋，越剧的改革经过了很多人，其中袁雪风就参与了这个改革。1944年，22岁的袁雪芬已经被誉为越剧新后，然而她清楚地知道越剧进入大上海要走的路还很长。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娱乐界，进入了电影话剧等新兴艺术门类的黄金时期。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艺人借鉴话剧、电影的表演方法，排练出了新越剧。然而，观众并不接受。陷入困境的袁雪芬想到了昆曲。 她觉得昆曲有东西可学，它的舞蹈身段还是很优美的，所以我们请昆曲，郑传鉴做我们技导，来帮助我们。
郑传鉴，昆曲传字辈艺人，11岁考入苏州昆曲传习所，专攻老生。 今天，越剧改革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郑传鉴于1996年离世，袁雪芬也伴随着越剧进入了耄耋之年。当年的传字辈艺人只剩下了倪传钺。传习所的旧址里也不再有笛声悠扬，曾经与郑传鉴是莫逆之交的倪传钺还能回忆起当年越剧改革的情形。
1944年，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成立，她正式聘请了郑传鉴到剧团担任技术导演，负责指导演员的舞蹈身段。他参与了不少新戏的舞蹈和身段设计，让越剧演员的表演逐步走向典雅和规范。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越剧吸收昆曲表演技巧的每个细节一一展现。在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这段舞蹈就借鉴了昆曲表演中的身段。后来，袁雪芬也把昆曲比喻成越剧改革中的“奶娘”。
昆曲这个无私的“奶娘”不仅仅滋养了越剧一个孩子。郑传鉴本人后来也被很多剧团请过去做“技导”，不仅仅是越剧团，当时上海的沪剧、苏剧等各种剧团都出现过传字辈艺人的身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昆曲传字辈艺人表演生涯的黄金年龄。那么，这样一批杰出的昆曲艺人，为什么会靠着给其它剧团做技术指导谋生呢？
从抗战以后到解放前，这几年中间，昆曲演员也是很悲惨的，很多人是到越剧团去教越剧了，有的人去教人家舞蹈、身段，甚至于更惨的就是摆小摊、卖点儿纸烟。
从苏州虎丘山曲会的辉煌到解放前的黯淡，昆曲的发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为什么京剧逐渐取代昆曲成为了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主角？让我们回到昆曲折子戏辉煌岁月的末期，去寻找答案。
大清王朝的第四个皇帝乾隆酷爱昆曲。即位之初就开始在紫禁城里修建戏台，在当时专门管理戏曲演出的机构南府里养着一千多号人为皇上唱戏。外出巡幸时，各地的官员们同样在皇帝的看戏问题上大做文章。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找到对乾隆皇帝出巡有详细记载的《南巡盛典》。公元1780年，乾隆第五次来到江南。烟花三月的扬州，春意盎然。船行至镇江，龙舟离岸还有十里，管事太监进舱禀报，说看见岸上有个巨大无比的桃子， 乾隆命令加速靠岸，将近码头时，几百枚焰火忽然从桃子周围直窜云霄，顷刻间桃子从中间裂开，露出一个舞台，几百人在上面歌舞欢腾。原来，这是为迎接圣驾，地方上特意新排的大戏——《寿山福海》。这是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为了讨好乾隆皇帝而精心设计的。 各地的戏班纷纷向扬州聚集。一时间，扬州的舞台异常活跃，盛况空前。那么，扬州盐商组织的戏班准备的是什么戏呢？当时文人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众多声腔和昆曲共同迎接圣驾了。
那么，花雅二部当初又是如何划分呢？
扬州有个最大的盐商叫江鹤亭，他就把他家的戏班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雅部就是昆曲，昆曲以外的都叫花部，是这么样的。江鹤亭就这样把戏曲给分了类了。
在众多花部声腔里，有一支特别引人注意，那就是用徽调演唱的徽戏。徽戏就是京剧的前身。扬州的盐商们大多来自安徽，他们从家乡带来戏班，用雄厚的财力支持徽班的演出。徽班吸收各地花部声腔之所长。而且以扬州为根据地，沿运河上下流动演出。在当时已经显现出和昆曲一争高下的态势。我们在《扬州画舫录》里也能看到众多声腔四方而来的记载。
从此，众多的地方花部声腔开始撼动昆曲的地位。许多戏曲著作的记载中将这段历史称为“花雅之争”。
乾隆后期,中国戏曲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以徽班为代表的戏曲团体用花部乱弹这样新颖的唱腔，精彩的表演，给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此时的昆曲演出开始受到冷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公元1790年，当朝的乾隆皇帝八十岁了，各地照例要组织戏班进京贺寿。一个叫高朗亭的人带领自己的徽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大运河进京。高朗亭是扬州赫赫有名的艺人，乾隆几次南巡，高朗亭都曾参与接驾，很受乾隆喜爱。
大运河的终点是北京海子，这里是京城戏园的繁盛地。戏班在这里走红的话，就会身价倍增，名播全国。高朗亭心中对此一定充满了渴望。
三庆班的演出昆乱杂奏，很快压倒了京城其它戏班。紧接着， “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史称“四大徽班进京”。
在当时的《新增都门纪略》一书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京剧形成的标志。此后几十年间，京剧迅速赢得了上至皇家下到民间的追捧，戏曲舞台上掀起了 一阵“徽班”热。这无疑加速了昆曲的衰落。
曾经统治了大清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女人，也以自己的喜好影响着戏曲舞台。紫禁城里最大的戏台畅音阁现在上演得最多的是新兴的京剧。而当年，乾隆皇帝修建畅音阁，却是为了听昆曲。
这是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找到的咸丰年间升平署为皇家准备的昆曲戏谱。许多年以后，皇宫里已不再演出这些折子戏。昆曲正如戏词中所写的“时运衰倒”了。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十九世纪初，清朝的统治走到了末期。连年的战事，不仅给这个王朝带来沉重打击，也使得昆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京城的昆弋班日渐衰落，生存更加困难，已经不能独立成班。昆曲艺人于是转入各种戏班，和众多声腔同台演出。
中国戏曲史由此进入了昆曲与花部乱弹相互交流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昆曲以自己空前的艺术成就影响着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类声腔。
道光年间，正值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画家沈蓉圃绘制了这幅同光十三绝，他挑选了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其中朱莲芬、杨鸣玉、徐小香还有梅巧伶、时小福，就是昆班出身，他们都是京剧界昆乱不挡的优秀艺人。
直到今天， 京剧界依然以这个准则作为衡量一个京剧演员艺术成就的标准之一。学习昆曲也是京剧演员的必修课。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先生给我们演示了一段京剧表演中常运用的昆曲身段。
众所周知，梅兰芳是京剧大师，可是却很少有人清楚，梅兰芳的演艺生涯却和昆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京的广和剧场是梅兰芳第一次登台亮相的地方，1904年，10岁的梅兰芳在这里演出的剧目就是昆曲《长生殿》。
不过，在成名以前，梅兰芳却没有系统学习过昆曲。1914年，处于艺术生涯上升阶段的梅兰芳，专心学习了三十多出昆曲。之后，就开始陆续登台演出昆曲。
梅兰芳这段时期演出的昆曲剧目有《断桥》，《思凡》、《琴挑》、《闹学》等等，很多都成了他日后的代表作品。不仅如此，他还将昆曲的表演元素带入了他对京剧的创新中。
梅兰芳和余振飞同为跨越昆曲与京剧的艺术大师，他们的这次合作也传为佳话。
其实，京剧演员对昆曲表演技巧的吸收，仅仅是昆曲影响京剧的一个侧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京剧剧目中，有很多都脱胎于昆曲剧目。
中国戏曲的神奇因子，通过一代代艺人的口口相传，跨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剧种，顽强地流传下来。
花部非常兴盛的时候，人们心中的祖师爷还是昆曲，不管是京剧，地方戏剧，比如像马兰从事的（黄梅戏），他们往往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严凤英这样，他一定要到昆曲的老师傅那儿学两手。
1961年上映的由严凤英主演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中有一段织女手持古典圆扇子的舞蹈。曾经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任女主角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给我们讲述了这段舞蹈的来历。
在南京的甘家大院，也是国内最大的平民住宅。新中国解放前，这里的主人是昆曲名家、“江南笛王”甘贡三。当年，甘家时常会有昆曲同期，也就是昆曲清唱活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严凤英流落到南京，结识甘家老四甘律之。甘律之将严凤英引荐给了父亲。
1954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炮走红，严凤英也因为唱腔、身段俱佳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
在这次汇演后的座谈会上，戏剧家田汉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汉给她介绍一个好师傅，就是白云生了。
白云生是北方昆曲名家，曾经指出过严凤英表演中身段的不足。不久，严凤英就正式拜白云生为师，接受规范的昆曲身段训练。
昆曲对地方戏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曲目和表演的借鉴上。有的地方戏曲，还和昆曲结合起来，在地方剧种中形成了独立的昆曲流派。
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四川段，船工号子在这里回荡了许多年。然而就在这方孕育了粗犷和苍凉的水土中，也不难寻找昆曲的踪影。
2006年秋天。四川省川剧院正在为参加艺术节加紧排练。在排练现场，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昆曲唱腔。川剧的声腔由昆、高、胡、弹、灯五个部分组成，所占份量最重的就是昆曲。这是川剧《易胆大》里的一段昆曲唱段，在今天的川剧演出中已经很普遍了。
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昆曲刚传到四川时，影响并不大。同治年间，一个叫吴棠的人被派到四川做总督，才改变了昆曲在四川的命运。
昆曲开始在当地的很多戏园子里上演。在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看到的当年昆曲在成都演出的戏单。
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大的川剧班社三庆会的演出场所。清朝末年，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衰落，同样也影响到了四川，昆班改搭三庆会。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了，昆曲艺人经常与川剧艺人同台演出昆曲。就这样，昆曲的众多元素被川剧逐渐吸收。
1979年出版的《川剧昆曲汇编》，主持这次编篡的就是眼前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刘泉老人，该书共搜集整理了在成都地区演出过的昆曲曲目达200多出。
传统的川剧演出每天都在上演，经常能吸引很多观众，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戏曲有300多种。但无论如何演变发展，相互之间都有几份相似。中国戏曲就在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一步步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它们就像同一座山脉的不同山峰，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七、昆曲的一脉相传
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40多个贫家子弟应召入所习艺。 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这位老人名叫倪传钺，他是当年应召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99岁高龄，传字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了”。 20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京剧的天下。
我们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20世纪初，南方昆曲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苏州， 曾经“看戏通国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在，整个苏州仅有全福班、大章班、大雅班、鸿福班四大坐城班勉强维持。
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城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鸦片战争之后，昆曲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当时也是兵荒马乱，人们也听不了那种在他们看起来是过于平静、过于高雅的声音。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昆剧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纂员周作人。 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 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 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 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1961年上映的由严凤英主演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中有一段织女手持古典圆扇子的舞蹈。曾经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任女主角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给我们讲述了这段舞蹈的来历。
在南京的甘家大院，也是国内最大的平民住宅。新中国解放前，这里的主人是昆曲名家、“江南笛王”甘贡三。当年，甘家时常会有昆曲同期，也就是昆曲清唱活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严凤英流落到南京，结识甘家老四甘律之。甘律之将严凤英引荐给了父亲。
1954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炮走红，严凤英也因为唱腔、身段俱佳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 在这次汇演后的座谈会上，戏剧家田汉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汉给她介绍一个好师傅，就是白云生了。白云生是北方昆曲名家，曾经指出过严凤英表演中身段的不足。不久，严凤英就正式拜白云生为师，接受规范的昆曲身段训练。
昆曲对地方戏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曲目和表演的借鉴上。有的地方戏曲，还和昆曲结合起来，在地方剧种中形成了独立的昆曲流派。 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四川段，船工号子在这里回荡了许多年。然而就在这方孕育了粗犷和苍凉的水土中，也不难寻找昆曲的踪影。
2006年秋天。四川省川剧院正在为参加艺术节加紧排练。在排练现场，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昆曲唱腔。川剧的声腔由昆、高、胡、弹、灯五个部分组成，所占份量最重的就是昆曲。这是川剧《易胆大》里的一段昆曲唱段，在今天的川剧演出中已经很普遍了。
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昆曲刚传到四川时，影响并不大。同治年间，一个叫吴棠的人被派到四川做总督，才改变了昆曲在四川的命运。昆曲开始在当地的很多戏园子里上演。在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看到的当年昆曲在成都演出的戏单。
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大的川剧班社三庆会的演出场所。清朝末年，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衰落，同样也影响到了四川，昆班改搭三庆会。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了，昆曲艺人经常与川剧艺人同台演出昆曲。就这样，昆曲的众多元素被川剧逐渐吸收。
1979年出版的《川剧昆曲汇编》，主持这次编篡的就是眼前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刘泉老人，该书共搜集整理了在成都地区演出过的昆曲曲目达200多出。传统的川剧演出每天都在上演，经常能吸引很多观众，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戏曲有300多种。但无论如何演变发展，相互之间都有几份相似。中国戏曲就在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一步步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它们就像同一座山脉的不同山峰，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八、昆曲归来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1955年，戏剧家袁牧之和作家丁玲在杭州疗养，偶然发现了一支叫国风昆苏剧团的昆剧班还在表演传统的昆曲。惊喜之余，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昆剧班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一家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生存困难、生活惨淡，即将面临解散。国风剧团的顶梁柱正是周传瑛王传淞等一代传字辈艺人。袁牧之、丁玲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有关领导，国风剧团这才有了创编新剧目赴京演出的机会。
从浙江到北京，从广和剧场到中南海，那一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6 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篇社论的发表，正式宣告昆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6年是昆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之后，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的昆曲演出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间曲友组织的曲社，保定和天津还成立了培养年轻昆曲演员的学校。这些当时演出的照片和票房上座的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昆曲舞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1年11月，古城苏州迎来了一批归乡的游子。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到会的十六位传字辈艺人都已是古稀之年。十年的文革几乎将昆曲这支兰花连根拔起，但它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新的时期，古老的昆曲艺术该何去何从？1982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会演上，国家文化部提出了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
在这次会演上，江苏省昆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参演的大戏都是昆曲经典《牡丹亭》。不过，两个剧团的演绎却是大相径庭，唱了一出不折不扣的对台戏。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演出方式，张继青的表演质朴无华，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 上海昆剧团的舞台上则充满大胆的想象和创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华文漪饰演的杜丽娘身后的布景也在不断变化：书房、闺阁、花园、道观一一出现。伴随着布景的变化，灯光也在不断变化。更让观众们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昆剧团还对剧中一部分比较难懂的唱词和一些曲调进行了删改和调整。这样的改革使上昆版《牡丹亭》引发了专家的争论。 关于如何保护昆曲的讨论也由此展开。
会演结束后，江苏省昆剧院得到了“继承奖”，上海昆剧团得到了“革新奖”。但昆曲界关于昆曲保护的两种立场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各家昆曲剧团，做着各种努力，想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但是，昆曲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人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和生疏已久的唱腔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出现。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载体蜂拥而至。 人人都在追赶着这个潮流，中国传统戏曲普遍受到冷遇。 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成名成家的昆曲大师，还是刚刚入行的学员，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昆曲的舞台下面，观众越来越少。
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演出的冷清场景。那些日子，王芳每年只有少量的小剧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昆曲舞台，王芳甚至找不到小生来和她搭戏。
昆曲面临的困境，同样也让老一辈昆曲艺术家心急如焚。1984年，全国七大昆曲演出团体之一的温州永嘉昆剧团宣布解散。就在这一年，一封关系昆曲未来命运的信从上海寄往了北京中南海。寄信人是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
在信中，俞振飞表达了对昆曲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担忧，并恳请中央重点保护昆曲。俞振飞的这封信道出了整个昆曲界的心声：那就是不能任由昆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昆曲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整个社会会重新认识到昆曲的意义和价值。
俞振飞的信寄到中央之后不久，一系列保护昆曲的文件和措施陆续出台，文化部还组织了大量的昆曲汇演，以求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剧目。各地昆曲剧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力求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 多方的共同努力，能改变昆曲和昆曲人未来的命运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各地昆曲剧团获得了很多海外演出的机会。欧洲、北美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都留下了中国昆曲的身影。美伦美奂的昆曲往往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昆曲受到的欢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台湾演出时受到的礼遇和引发的轰动。 演出的热闹场景和在祖国大陆演出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为什么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台湾观众，会表现出对昆曲这样一种中国传统高雅艺术的热爱呢？
大陆昆曲剧团在台湾地区受到的礼遇，在香港、澳门等地同样多次出现。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昆曲是中华文明的根和血脉，它清晰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趣。 而昆曲也因为它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大量西方观众。
昆曲早已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美国和日本等地，都有昆曲曲友自发成立的曲社。张惠新所在的昆曲艺术研习社就是最有影响的海外曲社之一。曲社于1995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已经拥有了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曲社的每一次公开演出，都会有大批观众赶来捧场。对当地人而言，昆曲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
真正的艺术总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赢得认可和热爱。昆曲的魅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品位和追求。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六百年的昆曲又将迎接它的下一个百年。但在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能知道昆曲呢？它是过于古老吗？还是过于高雅？无论如何，昆曲已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沉默了太久。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该怎样守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瑰丽的遗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时代命题。
苏州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传统的抢救，因为它是昆曲的故乡。2000年我们办了第一届的昆曲艺术节，我们在想着怎么申报遗产，因为园林申报以后马上就热了，但是还没有做成的时候，有了非物质遗产这一说，结果就在国家申报很多的项目中间我们的昆曲被选上了。
2001年5月18号，就是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长，叫松浦晃一郎。由他来正式宣布，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单的十九个项目，其中有中国的昆曲。而且中国的昆曲艺术在十九个项目里面是评委全票通过的。 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个古老而高雅的昆曲又充满了活力。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支强心针的力量一下子就使得我们的昆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国际的关注。 在政府、民间、专业团体几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昆曲的演出市场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
2004年秋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排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那个20年前曾经无戏可演的王芳饰演了一号女主角——杨贵妃。 这一年的苏州昆剧院，还有另一部重头戏，那就是由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带着几许神秘，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它高贵典雅、精致美丽。一时间昆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时尚话题。
昆曲培养年轻观众，大学校园是最重要的阵地。昆曲进校园也是文化部关于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实施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方案，全国7家昆剧院团每团每年必须到大学校园进行不少于20场公益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和全本《长生殿》的上演，让昆曲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整个中国迈入一个崛起的世纪，昆曲又一次出现在舞台的中央。盛世元音再次唱响！
六百年的昆曲，焕发了新的青春，回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2006年7月，三年一届的中国昆曲艺术节如期在苏州举行。这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昆曲节。全国7家昆剧院团都带来了自己新排的大戏。 与以往两届昆曲节不同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昆曲社团也第一次在昆曲展演中亮相。
在过去几年中，苏州这个昆曲的发源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昆曲博物馆、昆曲演出场所、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演出、教育、传承、研究和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
迤俪之声在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古老的苏州响起，虎丘的千人石上再次聚满了昆曲迷。 悠扬的笛声穿过花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回荡。 在城市的喧闹中，人们听到了一片宁静。 昆曲如同一幕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 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 四百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江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 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 八十多年前，40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 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 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了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
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
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
借助镜头，我们可以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能否知道，在数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什么，听到过什么？我们能否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主角并不是参与展出的两千多件珍贵文物。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曾经是我们祖先生活的一部分，并经历时间和社会转折的洗礼，保存了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命名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在六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来自中国的一种传统戏曲——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
从2001年开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4年冬天，新版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排演的这部《长生殿》，总投资将近800万元，同时请来了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美术设计。台湾儒商陈启德的巨额投资，以及昆曲界以外的顶尖艺术家的加盟，这一切，在2001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江苏省昆剧院排演的新版《桃花扇》，创作阵容同样十分强大，由中国话剧界新锐女导演田沁鑫执导，同时吸引了中日韩三方众多的艺术界顶尖级人物。
《1699·桃花扇》，这样一种命名方式，显示出演创人员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企图；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突然在他们眼前亮相的昆曲，也仿佛来自一个古老的梦境。
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爆满。美国观众惊叹于昆曲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戏剧评论家，甚至把这次巡演和1930年梅兰芳轰动美国东西两岸的巡演相提并论。
人们忍不住惊叹，又解不开心中的谜团，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昆曲究竟是什么？六百年的昆曲史又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是什么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昆曲又沉淀着我们怎样的民族审美文化？
这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苏州，600多年前，昆曲就诞生在苏州的昆山地区，并因此而得名。
苏州的七里山塘街，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做苏州刺史时主持修建的，千百年来一直是姑苏繁华的缩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褒扬的，显然不只是苏州的美丽景色。古往今来,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像。如果非要找一个地方来比拟的话，那么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这里的地价是全国最高的，这里向中央政府交纳的粮食和税银，居然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皇帝的吃、穿、用，几乎都由这里提供。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那时，听昆曲、唱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当年在虎丘上曲会，万人空巷地去看昆曲，我说只有古希腊的大元剧场的悲剧演出，才曾经出现过这种景象，否则我很难比较哪个民族的戏剧演出，曾经出现过如此如火如荼的狂热场面。
虎丘山曲会，不过是明清两百多年间昆曲流行的一个缩影。这迤俪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玛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利玛窦眼中：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
比财富更令利玛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利玛窦看到的正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利玛窦来自歌剧的故乡意大利，巧合的是，此时歌剧也正在意大利兴起，不过和昆曲相比，它的黄金时代要滞后差不多两百年。
那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
就在一百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吴梅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着昆曲的一线生机。
昆曲似乎总是受到文化人的偏爱，他们敏锐地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守护着这支文化血脉。
周秦，苏州大学教授，自幼学习昆曲，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期间，仍然是曲不离口笛不离手。每年秋天，周秦为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开设昆曲艺术选修课，一大批昆曲爱好者慕名而来。
今天的苏州，是一座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同时，苏州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几百年以前的古朴风貌，城内是不许造六层以上建筑的，城中最高的还是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于这座千年的古城。
2002年，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网师园附近，多出了一个叫“南石皮记”的私家园林。
南石皮记的主人是苏州国画院高级画师叶放。叶放的童年是在外曾祖父家的毕园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有了对昆曲的最初记忆。 现在，叶放时常会邀请三五好友在南石皮记小聚，今天的客人是苏州大学的周秦老师和苏州昆剧院的毛伟志。 一处精致的园林，三五个知己，几杯清茶，从容而悠闲。
悠扬的笛声穿越了百年的时光，早已远去的岁月又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明清两朝，中国先后出了204个状元，其中有34个是苏州人。无论是苏州园林，还是诞生在园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
当年，园林的主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从官场上退下来，在最好的地方买一块地，砌一道高墙，把尘世隔开，在里面经营自己的园林。
昆山腔形成后不久，一些民间的音乐家就应邀来到园林的主人家，担当曲师。他们陪同主人和他们的宾客，在园林中吟诗、作画、度曲。
昆山腔的音乐主要以宋词的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调。昆曲运用的曲牌达到两千多种，十分丰富、富于变化。唱词则主要来自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样也沿袭了唐诗宋词的创作传统，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抒发情感。文人们生活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场景。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牡丹亭》讲述的不朽爱情故事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剧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将园林景致与人物情感溶为一体的诗句。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导演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难怪苏州人常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2006年4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上演了三天九个小时的全本大戏。青年学子趋之若鹜。
著名华裔作家白先勇从2002年起，他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竭力在全国各地高校推广昆曲，被人们称作昆曲义工。今天，白先勇讲座的主题是“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
白先勇定义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场文化行动，它重新培养起了一批热爱昆曲的年轻演员和年轻观众。
四百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台上上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也许是双重意义的。一场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而另一场，则是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忠诚守护。
2004年秋天，苏州的南石皮记曾经云集过全球30多个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他们刚刚参加完第5届上海双年展，希望实地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主办方就选择了南石皮记，并在这里上演了《牡丹亭》里的“惊梦”。
就是梦游的感觉,为文化需要亲历，所谓亲历就是你必须在那个情境当中，你必须在庭园里，你在湖边，在楼榭回廊当中走。你会有想像力，一个回顾性的想像力，
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固在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动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
历史，就是过去和未来无穷尽的对话。
让我们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去追溯那些日渐遥远的人和事，去追溯一个民族对美的梦想和追求。
二、迤俪之声起江南
这里是位于苏州市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
历史学家发现的给唐宋诗词谱曲的曲稿。虽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解读，但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依然无法直接用这些曲稿去复原唐宋古乐。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唐宋以来的这些个曲谱的记述，它都是记述它这个主干音，中间夹的一些个夹花的一些小的它都不记，有的甚至就像宋代姜夔姜白石这些东西，那些连节拍都没有，就那么记下来的。所以后人是怎么唱都可以。
难道后人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在唐宋的曲稿中的《步步娇》、《醉扶归》，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吗？但在这份记录中却详尽得多。它就是流行于明代的昆曲的曲谱。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
2006年11月，本片的作曲马洪波正在尝试一段主题的创作，而他所依据的音乐元素就直接来自于一段几百年前的工尺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说:“昆曲的可贵就可贵在它这六百年来，尽管这里面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所以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么样唱的”。
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东、华南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
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全国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搜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塘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除了张野塘之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比如苏州的洞箫名家张梅谷、著名笛师谢林泉和太仓当地的名曲家过云适。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用吴语来演唱，势必会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
怎么办呢？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采用应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在我们昆曲里面，韵白这个“我”，不能叫“我们”不能，“我们”那就是“我”，它是当时的中州韵，是以这个为基础的，跟京剧念韵白是差不多，这个就是它是全国性剧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这些临水的花厅、水阁，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已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
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这个用紫檀木和黄杨木镂雕而成，配以玻璃莲花彩灯的小屋子叫作堂名担，是苏州昆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旧时苏州大户人家若有婚庆做寿等喜事，时常请堂名班子到家里来唱堂会，班主便将堂名唱台拆卸后用箱子挑到主人家，再将它安装在客厅里，称为堂名担。昆山腔改良之后，当时很多民间唱曲班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表演。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止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它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定做”的文学家底。
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当时的文人徐又陵曾在他的《蜗亭杂订》里详细描述过《浣纱记》问世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之彦云集，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句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像话。
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在紫禁城内的玉熙宫上演过。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还不足以直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
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16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甚至众多宋元时期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
在21世纪的舞台上看到的《窦娥冤》，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明代剧本《玉环记》中的一张插图，凝固了历史上的一次堂会。画中的人物加起来也不过十余人，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和神态，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他们在历史中的身份：主人、教习以及演员。他们构成了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家班。
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这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只属于士大夫阶层。
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观剧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正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钱岱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份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西黄鹂坊桥的申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
当时苏州城里流行起一句话，叫“范祝发，申鲛绡”，说的是城里最有名的两出戏，也是最有名的两个家班。一个是范仲淹的子孙范常白家的《祝发记》，另一个就是这西黄鹂坊桥的申宅里上演的《鲛绡记》。
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岱。
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昆曲就这样完全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像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
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像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
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三、昆曲的不朽传奇（上）
位于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在全球表演艺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如果在林肯中心得不到称赞的话，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
1998年，是世界戏剧经典《牡丹亭》诞生的四百周年。林肯艺术中心准备在这一年的艺术节隆重推出全本《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上演，是当年林肯中心艺术节的重头戏，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别期望。
就在这场演出中，陈士争在舞台上设置水塘，放入一群鸭子来代替鸳鸯。演员唱叹之余，鸭子在一旁聒噪，在现场看演出的旅美华裔作家白先勇后来开玩笑说：“当时我真有股冲动，想把那些鸭子烤掉。”
也许正在那一刻，白先勇萌发了要制作一部《牡丹亭》的冲动。
2002年，白先勇来到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此时，他的身份除了人们熟知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知名的华裔作家，还是新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这将是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古人和今人的对话。
昆曲研究学者郑培凯说：“我们看《牡丹亭》，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牡丹亭》的情境,它对于人生真理的追求,对于爱情的追求,对于真情的追求,这个跟我们没有隔阂,《牡丹亭》到21世纪,还能够吸引大家，觉得得到最强烈的共鸣,其实也是这一点”.
在昆曲艺术到达鼎盛之时产生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不朽之作。作者汤显祖和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一样，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在东西方这两个戏剧家身上有着太多的巧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两人同属一个时代，更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1616年逝世。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为什么同时诞生了这两位戏剧家，一切都是偶然吗？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经走过了182年的漫长历程，开始由兴盛转向没落，然而在文化和艺术上却产生了世俗精神的繁荣，昆曲的兴盛几乎达到顶峰。
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也就是今江西抚州市。祖上几代文运兴盛，是颇负盛名的书香世家。汤显祖五岁就能做对子，21岁到南昌参加江西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世人无不对他寄予厚望。
1577年，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举人汤显祖，前往京城参加京都会试。
科举考试对人生的贻误，汤显祖终生不忘，读书读到没有了一点生趣、意趣，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异化。他在《牡丹亭》中让老儒生陈最良展示这种可悲的命运。
十三年寒窗，四度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弹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34岁。
汤显祖处于两种思想，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激烈交锋之中，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统治思想。
汤显祖他们所推崇的思想呢，就是个性主义的，尊重人性发展的一种思想,（在明朝）是一种叛逆的思想。在当初，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先锋派思想。而汤显祖呼应这种思想，他提出了一个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情。这个情在《牡丹亭》中就具体的体现为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
此时，《牡丹亭》已经成为汤显祖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同样也是他心中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白先生对于《牡丹亭》，对于昆曲的感受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十岁的时候，在上海，就是当时抗战胜利了,在上海看过昆曲。到南京跟着他的父亲白崇禧进过美龄宫，在那儿看过昆曲。他就这印象而已。到改革开放，1979年的时候，离开他上一次看昆曲已经四十年了。他回到大陆看到什么都是变化了。但是偶尔在上海又看到了昆曲。这对他的心灵的轰击是很大的。
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台上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明朝万历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无关紧要的闲职。他目击民间惨状，于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当朝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辞意严峻，震动朝野。
1598年春天，49岁的汤显祖回到老家临川，在经历了16年官场沉浮之后，汤显祖终于成为自由作家。
辞官的当年，汤显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脑海中的那个挥之不散的梦，写就为不朽传奇《牡丹亭》。
《牡丹亭》最初名为《还魂记》。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宋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但这个相对单薄的故事在汤显祖的手中做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改动：江西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春天的感召下，与婢女春香往后花园游玩。逛累了回房小睡，梦到书生柳梦梅出现，和她在牡丹亭梅花树下幽会。丽娘在梦中和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欢会。此后，丽娘因相思抑郁而死。三年后，柳梦梅游学偶宿园中，拾得一画，连连呼叫，画中女子现身，和书生梦梅结为人鬼夫妻，终于成就一段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姻缘。
在众多的反对者中 ，态度最坚决的当属苏州曲家沈璟。沈璟是吴江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推崇传奇创作要严守曲律。不过，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且直接动手修改了剧本，使它更符合曲律，便于舞台演出。追求文学美和音乐美的统一，成为这个阶段传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时有纷争，却为后世的传奇创作指明了方向。
《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的戏剧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几乎人手一册，早晚诵读，被称为天下第一本好戏。有一个退休的大学士王锡爵得到《牡丹亭》的稿本后，命令家中的昆剧班急习之，迫不及待地看完演出后，他颇为伤感地说：“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
《牡丹亭》无疑可以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以最苛严的标准选定的几部第一流的佳作之内。
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位于苏州五亩园，这里传承着原生地的昆曲。
2002年，这里悄然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剧院请来了有着“巾生魁首” “旦角祭酒”之称的汪世瑜和张继青担当艺术指导，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扮演者都是剧院的小字辈，年轻的演员被挑选出来在剧中挑大梁。这部由年轻人挑大梁的戏，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
据说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的时候，总是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为杜丽娘拈毫苦吟。他对丽娘的钟爱，已经到了白日消磨肠断句的程度。清朝文人焦循在《剧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家里人怎么都找不着汤显祖，后来发现，他正卧在院子里的柴堆上痛哭流涕，他说：填词填到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时感动，忍不住落泪。
《牡丹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喻：这个慕色怀春的痴情少女，表达了汤显祖追求自由理想的心声。
“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
当职业昆剧班在市井里演出《牡丹亭》后，剧中以情抗理的主旨，在那个时代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一个叫冯小青的扬州女子，年纪轻轻嫁到杭州给人做小妾，她受尽折磨，只能与杜丽娘对话。一天，她写下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18岁夭亡。不久剧作家吴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疗妒羹》。和《牡丹亭》一起流传至今。
自1598年始，上承西厢，下启红楼的《牡丹亭》，以其典雅唯美的演绎手法，冲破藩篱的自由思想，四百多年来不绝于舞台。剧中的至情至爱，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差异，感染了无数人。
2006年，已经在国内和港台地区大获成功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到美国，跨出了海外巡演的第一步。这个四百年前的东方梦境又一次感动了大洋彼岸的西方观众。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汤显祖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和同时期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并列。
《牡丹亭》已经诞生了四百多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感时伤春时，仍然喜欢轻叹一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说的是戏中词，道的是人间情。
四、昆曲的不朽传奇（下）
苏州大学的校园粉墙黛瓦。每年春天，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教室里选修昆曲艺术课程。老师们多数是在自己求学的年代迷恋上水墨昆腔的。如今，他们希望昆曲仍然能够唤起一部分青年学子的热情。
苏州——六百年前，正是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随后，通过遍布全国的江南文人和商人，昆曲也随着大运河飘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记载，山西、贵州、银川等交通闭塞的地区，都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踪迹。
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的两百多年，是昆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传奇的创作高潮，催生了汤显祖和沈璟两位比肩的戏剧大师。二人一个重视文词，一个严守曲律，因而有了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同时期的许多曲家和作者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昆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我们回首昆曲的这段往事，注意到那时的文人墨客曾经传颂过这样一场婚礼：公元1620年，女诗人商景兰嫁给了晚明三大才子之一、也是昆曲史上一位重要的戏曲理论家，祁彪佳。这对才子佳人，都是昆曲的忠实爱好者。我们从祁彪佳生前的日记中看到，他们在七年的时间里，观赏、品评过的昆曲作品，多达86种。
祁彪佳和商景兰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为无数文人羡慕不已。那时的昆曲舞台，搬演最多的也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645年，清军攻进杭州城。此时，祁彪佳正在杭州做官。润六月初四，他收到了满清政府的聘书。两天后，祁彪佳为了保有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贞，选择了投湖自尽。这对才子佳人25年的美满姻缘，遭遇了家国之难，转眼已是人鬼殊途。
在朝代更替的动荡中，很多人遭遇了和祁彪佳相似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明史》的列传中，可以看到长长的殉国官员名录，记录在册的，数以百千记。他们有的是战死，有的是不屈被杀，有的则和祁彪佳一样，自杀殉国。每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历史变故发生了改变。
祁彪佳殉国后不久，一位逃难的孕妇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大师，洪昇。
洪昇与稍晚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这两位作家一南一北，相隔十年，创作了两部震动剧坛的作品——《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台上的霸主，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洪昇的家族在钱塘属于旺族，他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15岁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在当时小有名气。然而洪升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43岁完成《长生殿》时，他已经在国子监做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
历时十年的《长生殿》终于完稿，对洪昇来说，多少是个安慰，他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在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处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殇”期间。洪升遭到举报，被抓进了刑部大牢，一起观剧的50多人全部受到株连。当时，有人做诗感叹：“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昇的不幸，没有使他的作品泯灭。50出的《长生殿》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安史之乱的历史环境中，将爱情与政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又暗含着痛失江山的民族情绪。这与清朝初年人们追忆故国的心情十分契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传奇也随着《长生殿》，登上了抒写时代兴亡的高度。
2004年，由苏州昆剧院排演的《长生殿》来到北京。当时总导演顾笃璜强调说，他要排一版原汁原味的《长生殿》，洪昇的剧本，他只改动了一个字。
因为这个《长生殿》不管从文学上、从戏剧性上、从音乐上、从舞台美术上、从排场上，历来就是一个昆曲班子里最有号召力的剧目。这个剧团能演《长生殿》，意味着它有实力。
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不同，洪昇生活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曲谱，职业昆班也兴盛起来。唱词、曲律和舞台表演的相互融合，使传奇的创作更加成熟。
洪昇生于南曲繁盛的杭州，又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原的“雅音”和南国方言都很熟悉。有史料记载，洪昇曾经与人讨论填词之法，他的追求是，填词时要使用本色的语言。尽管后来传奇的创作整体走向了华丽词藻和堆砌典故的道路；但是，包括洪昇在内的一批传奇作家，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大雅的意境是可以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洪昇是个大文豪，因为《长生殿》这个戏最早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恨歌》写唐明皇想念杨贵妃用一句话，一个意象就是“夜雨闻铃肠断声”。但到了洪昇那儿呢，写一了出戏，这出戏中他怎么写“夜雨闻铃肠断声”呢，他说，淅淅零零，一片凄凉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
《长生殿》曲词的典雅清丽，是后来的一般剧目远远无法比较的。今天，即使不了解昆曲的人，翻看《长生殿》的剧本，也会被其中的绮丽和哀婉所倾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雅致的唱词竟然在那个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位于南京的云锦织造厂，是江宁织造府的原址。康熙四十三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里搬演了全本的《长生殿》。当时，洪昇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返回家乡，曹寅邀请他独居上座观看《长生殿》。
这出戏连演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洪昇陶醉在自己的大作中，由于醉酒，不小心落水身亡。
《长生殿》问世的年代，距离祁彪佳殉国，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祁彪佳在世时，总结过这样的戏剧理论：“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
2006年，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一部名为《1699·桃花扇》的昆曲作品，正式公演。登台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是江苏省昆剧院20年来招收的唯一一批演员。
舞台上年轻的面孔，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观众。
让我们记住传奇创作历史上最后的一页辉煌——1699，这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
《桃花扇》讲述了一个复社文人和一个秦淮歌妓的爱情故事，在这份爱情背后的，却是一个王朝300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
1699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命人连夜将一本刚刚问世的传奇稿本索要进宫。第二年，这部传奇的作者，就因为疑案被革去了官职。他，就是孔尚任——那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昇一起，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的剧作家。
孔尚任，并没有像洪昇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后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南巡路过山东时，他曾经奉命在御前讲读《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开始了仕宦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孔尚任就在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了一批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明代旧臣。他与这些人广泛结交，掌握了大量南明王朝的史实。扬州城中，秦淮河畔，金陵故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这里，正是《桃花扇》中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京城后，孔尚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将自己在秦淮河畔了解到的史实整理加工，以严谨的态度，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南明王朝的“众生相”。
江苏省昆剧院的这次演出将《桃花扇》的原本删节成三个小时的内容，运用现代的舞台技术对古老的昆曲进行了“空间改造”。担任总导演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田沁鑫。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的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设计环环相扣，与之前的传奇截然不同。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串演出整个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时，竟然不是以文章发表，而是在昆曲的舞台上表演出来的。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桃花扇》并没有完整的演出纪录。曲谱，也只留下了“访翠”、“寄扇”和“题画”三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昆剧院的“女小生”石小梅和她的先生一起整理过《桃花扇》的曲谱，才使侯方域和李香君登上了现代的昆曲舞台。也才会有今天的这部《1699桃花扇》。
田沁鑫希望，3个小时的演出能够汇聚出两个300年：一个是明代300年的基业，另一个是1699年到今天，昆曲兴衰的三百年。
为了让年轻的演员在现代舞台上展现昆曲的古典魅力，田沁鑫请来江苏省昆剧院的几位退休演员做艺术指导。尽管如此，把这样一部浩大的剧目凝练在三个小时里，仍然非常难。
《桃花扇》中有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在世时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离世后又被载入史册。而孔尚任用尽全力讴歌的，是一位在秦淮河畔吟唱昆曲的歌妓。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忠贞，令很多“大人物”黯然失色。
李香君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文艺作品里最值得钦佩的女性形象之一。
事实上，明代末年，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一群关注现实题材的剧作家。后人将他们称为苏州派，他们创作出了《一捧雪》、《占花魁》、《十五贯》等一批现实题材的佳作。当代戏曲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苏州派的积极创作，促成了昆曲在清代初期又一次崛起，也直接启发了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创作。
明清传奇，秉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创造性地吸收了元杂剧的人物和情节特点，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为昆曲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乾隆时期，朝廷出面组织传奇作者集体创作，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歌功颂德，很少被搬上舞台。传奇不断涌现的年代过去了，昆曲，失去了剧本的支撑，会如何迎接下一个三百年呢？
五、昆曲的璀璨折子戏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几百年间换过无数个主人。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园子的真正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康熙皇帝。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就设在拙政园。
据清初文人姚廷遴的笔记《历年录》记载，这一年的农历12月26日下午，康熙皇帝刚到苏州，在园子里小坐了一会儿，就急忙要到苏州织造祁国臣的家里去。
进了祁家，康熙刚坐定，就问祁国臣：“这里有唱戏的吗？”工部曰：“有。”这里的工部指的就是祁国臣。就苏州织造祁国臣而言，伺候皇帝看戏，是他份内的工作。
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祁家用膳，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昆曲戏。所有戏目都由康熙本人来点，可见他对昆曲的熟悉和喜爱。
现在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是清代的苏州织造暑遗址，也就是祁国臣当年办公的地方。苏州织造暑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替皇帝在苏州遴选昆曲演员，然后送到北京的南府。
“南府”是当时朝廷里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机构。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南府里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苏州巷。
1684年的这次南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此时的苏州，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已经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自幼饱受中国传统熏陶的康熙皇帝而言，苏州无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苏州近郊游玩的康熙皇帝却临时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戏，用了午膳才动身。江南的无限美景，似乎还不及昆曲舞台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
康熙皇帝是个标准的昆曲戏迷。整个大清，像康熙这样的戏迷又何止千万。不要说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就是地主乡绅，甚至于平民百姓，对于昆曲都非常地喜爱和痴迷。
有趣的是，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 折子戏。
戏曲有一个特点，有些观众对于故事都很熟了，他不是在看由头到尾怎么发展，故事怎么曲折，不是这样，他看表演，听他的唱，看他的表演，但是在这一折戏里头表演确实充分地有发挥，就是有他那个艺术魅力.年代久远了以后，就有一些折子戏就成为昆曲的主要演出剧目。
从全本剧到折子戏的演出，昆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昆曲发展到巅峰时期出现的折子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
在今天的苏州昆曲博物馆，我们找到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留下的很多传世的传奇作品，《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后人将它们统称为《笠翁十种曲》。
不过和一般传奇作者不同，李渔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经营着一个职业化的昆曲家班。
李渔不仅会写诗文、写剧本，还会教歌舞。他带着以自己的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昆班到处演出。慢慢地，李渔的家班就逐渐转变为职业戏班。
李渔的昆班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职业昆班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开始纷纷涌现。
与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权极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后的第一个月，就降旨“禁外官蓄养优伶”，一时间各位官员家里豢养的戏子，迫于生计，都纷纷加入到民间职业昆班之中。民间学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而此时，在北京、南京、苏州等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戏园和戏馆。
据当时的苏州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记载：雍正年间，苏州的郭园始开戏馆，到乾隆年间，发展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
这是一幅刻于乾隆年间的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庆春图》。说的是苏州一个叫“庆春楼”的酒楼戏馆。馆子里的人正在喝酒看戏，馆子内外的墙壁上都贴有戏单。这幅画真实地为我们描绘出当时戏馆看戏的场景，昆曲的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传奇创作的高潮正在逐渐消退，昆班想演新剧，也苦于没有好剧本。
和家班时期相比，站在戏馆舞台上的昆曲艺人们，渐渐有了生存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着更大发挥和创作的空间。折子戏的出现，就是昆曲艺人根据市场需求，对传奇脚本做出的最大胆的改变。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记录下昆曲艺人几百年前的探索和尝试的古老典籍。这是清道光十四年刊印的一本昆曲选本：《审音鉴古录》。此书原版可能出自乾隆年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66出折子戏的演出脚本。每一出戏，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服装穿扮，在每段曲文、宾白旁边，还注有提示性的身段和表情。
《审音鉴古录》收录的是梨园行世代相传的昆曲脚本。里面记载着艺人们在排练或演出的间歇，随手记录下的一点一滴的心得。
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昆曲艺人功不可没。自从昆曲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演出中确立了基本的角色行当体系。到折子戏时期，昆曲行当上有了更加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贴近剧中人物的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一共细分出了二十路细家门。
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的类型划分。家门的细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 生、旦、净、末、丑，各个家门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装、化妆。有一些还有自己的脸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写在脸上的。
家门的细分也可以看作角色的脸谱化，对演员来说，更能贴近剧中人物。对观众来讲，则容易理解剧中人物的表演。就折子戏的演出而言，现在观众最注重的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演员的唱功和身段。角色行当不仅和舞台上的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术语。在昆曲舞台上，一歌一舞，皆有规矩，一翻一扑，不离程式。 水袖是最能体现昆曲写意色彩的动作，它虚拟化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中国戏曲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动作。这些水袖技巧，大多数源自昆曲艺人在“折子戏”时期的创造。五彩纷呈的水袖表演，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有着自己的独到内涵，巧妙地诠释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使用水袖的技巧日后也成为戏曲演员们的基本功之一.
昆曲的表演形态和它的表演场景也休戚相关，从现在散落在全国城乡的形状各异的古典戏台可以看出，无论有怎样不同的外观 ，结构都大致相同，舞台呈方行，可以三面看演出，古戏台赋予了艺人发挥表演天才的广阔空间，却也抑制了布景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只能把精力集中在服装、化妆和表演的创作上来。
张继青表演《牡丹亭》里的一出经典折子戏《游园》，杜丽娘身段表演十分复杂。但就是这层次分明的身段表演，既抒发了杜丽娘的感情，又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和她的唱腔、念白一起，把一个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思春、怨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出经典折子戏《夜奔》中，只有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惶惶奔走。黑夜中的遥山近水、偏野荒村都由人物在表演里带出。真可谓情景交融，余味绵长。
昆曲演员通过运用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规范化手段，既刻画了人物、交待了情节、同时又传达情感，渲染了氛围。 戏曲界有句话叫“男怕夜奔”，形象地说出这出戏对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有着极高的要求。
经过折子戏的磨练与锤打，使昆曲逐渐成为一门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表演艺术。上世纪初，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最早用八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那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在歌和舞的结合上，昆曲无疑是最佳的典范。 歌舞的结合，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世界其它主要戏剧流派的最大特点。
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昆曲，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有着浓重的写意色彩。昆曲表演的原理与中国画的画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在“传神”。两者所追求的形似，都是写意的形似。
昆曲，无疑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又因为它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
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接连几个皇帝都是标准的昆曲迷。 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来到苏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最关心的也是唱大戏。 乾隆时期，宫里的伶人已经扩大到了1400人的规模。当时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皇家剧团了。 清代作家吴太初所写的《寰垣识略》里有着这样一段描写，“景山内垣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昆曲因此也赢得了无可匹敌的国剧地位。紫禁城里到处都建有戏台，宁寿宫、重华宫、寿安宫都有戏台。 在重华宫的漱芳斋里，是紫禁城内第二大戏台漱芳斋戏台，室内还有一个小戏台：风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经在这里演过戏。 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的皇家园林里，同样都建有规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戏台。 在这些戏台中，仅三层的大型戏台就有6座以上。这样的大戏台，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演员，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来华觐见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庄就观看了一场清宫大戏的演出。
马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今日晨间，余如言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而变，有喜剧、有悲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昆曲折子戏。
乾隆年间，昆曲折子戏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策划一个更大规模的词曲汇编工作。 公元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一批精通词曲的文人聚集到了扬州，领头的是制曲名家黄文旸和李经。从各地搜集来的词曲也源源不断从苏州织造府运到设立在扬州的词曲局，等待修改。 而在五年前，苏州人钱德苍就花了前后十二年时间编选出一部《缀白裘》，《缀白裘》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折子戏，总计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昆曲大多都被收录其中。
历时四年，公元1782年，古今词曲修改工作大功告成。在编撰完成的词曲总集《曲海》中，搜集的明清两朝的杂剧、传奇作品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三种。很多昆曲折子戏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通过昆曲折子戏保留下的一大批经典曲目，后来成为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
以昆曲折子戏为开端，中国戏曲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面繁盛时期。
六、昆曲是百戏之母
这里是江苏省昆山市的千灯镇。600多年前，昆曲的前身昆山腔就是从千灯镇发源。2001年，昆曲被评为全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那以后，很多人会专门赶到镇子上来，在这里寻找昆曲最初的印迹。
事实上，这里也是中国戏曲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昆曲之所以能在300多种中国戏曲中脱颖而出，代表中国戏曲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评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特殊地位。人们把昆曲尊称为“百戏之祖”。
越剧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地方戏曲之一，它的发展就曾经得到了昆曲的滋养。浙江嵊县是越剧的诞生地。早期的越剧就是嵊县人吟唱的乡间小调。1906年，两个说书人在东王村的演出，形成了越剧最初的表演形态。 越剧早期就是坐唱，然后两个人站着唱，然后它进入了上海之后呢，它要改变，它得动脑筋，越剧的改革经过了很多人，其中袁雪风就参与了这个改革。1944年，22岁的袁雪芬已经被誉为越剧新后，然而她清楚地知道越剧进入大上海要走的路还很长。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娱乐界，进入了电影话剧等新兴艺术门类的黄金时期。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艺人借鉴话剧、电影的表演方法，排练出了新越剧。然而，观众并不接受。陷入困境的袁雪芬想到了昆曲。 她觉得昆曲有东西可学，它的舞蹈身段还是很优美的，所以我们请昆曲，郑传鉴做我们技导，来帮助我们。
郑传鉴，昆曲传字辈艺人，11岁考入苏州昆曲传习所，专攻老生。 今天，越剧改革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郑传鉴于1996年离世，袁雪芬也伴随着越剧进入了耄耋之年。当年的传字辈艺人只剩下了倪传钺。传习所的旧址里也不再有笛声悠扬，曾经与郑传鉴是莫逆之交的倪传钺还能回忆起当年越剧改革的情形。
1944年，袁雪芬的雪声越剧团成立，她正式聘请了郑传鉴到剧团担任技术导演，负责指导演员的舞蹈身段。他参与了不少新戏的舞蹈和身段设计，让越剧演员的表演逐步走向典雅和规范。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越剧吸收昆曲表演技巧的每个细节一一展现。在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这段舞蹈就借鉴了昆曲表演中的身段。后来，袁雪芬也把昆曲比喻成越剧改革中的“奶娘”。
昆曲这个无私的“奶娘”不仅仅滋养了越剧一个孩子。郑传鉴本人后来也被很多剧团请过去做“技导”，不仅仅是越剧团，当时上海的沪剧、苏剧等各种剧团都出现过传字辈艺人的身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昆曲传字辈艺人表演生涯的黄金年龄。那么，这样一批杰出的昆曲艺人，为什么会靠着给其它剧团做技术指导谋生呢？
从抗战以后到解放前，这几年中间，昆曲演员也是很悲惨的，很多人是到越剧团去教越剧了，有的人去教人家舞蹈、身段，甚至于更惨的就是摆小摊、卖点儿纸烟。
从苏州虎丘山曲会的辉煌到解放前的黯淡，昆曲的发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为什么京剧逐渐取代昆曲成为了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主角？让我们回到昆曲折子戏辉煌岁月的末期，去寻找答案。
大清王朝的第四个皇帝乾隆酷爱昆曲。即位之初就开始在紫禁城里修建戏台，在当时专门管理戏曲演出的机构南府里养着一千多号人为皇上唱戏。外出巡幸时，各地的官员们同样在皇帝的看戏问题上大做文章。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找到对乾隆皇帝出巡有详细记载的《南巡盛典》。公元1780年，乾隆第五次来到江南。烟花三月的扬州，春意盎然。船行至镇江，龙舟离岸还有十里，管事太监进舱禀报，说看见岸上有个巨大无比的桃子， 乾隆命令加速靠岸，将近码头时，几百枚焰火忽然从桃子周围直窜云霄，顷刻间桃子从中间裂开，露出一个舞台，几百人在上面歌舞欢腾。原来，这是为迎接圣驾，地方上特意新排的大戏——《寿山福海》。这是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为了讨好乾隆皇帝而精心设计的。 各地的戏班纷纷向扬州聚集。一时间，扬州的舞台异常活跃，盛况空前。那么，扬州盐商组织的戏班准备的是什么戏呢？当时文人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众多声腔和昆曲共同迎接圣驾了。
那么，花雅二部当初又是如何划分呢？
扬州有个最大的盐商叫江鹤亭，他就把他家的戏班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雅部就是昆曲，昆曲以外的都叫花部，是这么样的。江鹤亭就这样把戏曲给分了类了。
在众多花部声腔里，有一支特别引人注意，那就是用徽调演唱的徽戏。徽戏就是京剧的前身。扬州的盐商们大多来自安徽，他们从家乡带来戏班，用雄厚的财力支持徽班的演出。徽班吸收各地花部声腔之所长。而且以扬州为根据地，沿运河上下流动演出。在当时已经显现出和昆曲一争高下的态势。我们在《扬州画舫录》里也能看到众多声腔四方而来的记载。
从此，众多的地方花部声腔开始撼动昆曲的地位。许多戏曲著作的记载中将这段历史称为“花雅之争”。
乾隆后期,中国戏曲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以徽班为代表的戏曲团体用花部乱弹这样新颖的唱腔，精彩的表演，给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此时的昆曲演出开始受到冷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公元1790年，当朝的乾隆皇帝八十岁了，各地照例要组织戏班进京贺寿。一个叫高朗亭的人带领自己的徽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大运河进京。高朗亭是扬州赫赫有名的艺人，乾隆几次南巡，高朗亭都曾参与接驾，很受乾隆喜爱。
大运河的终点是北京海子，这里是京城戏园的繁盛地。戏班在这里走红的话，就会身价倍增，名播全国。高朗亭心中对此一定充满了渴望。
三庆班的演出昆乱杂奏，很快压倒了京城其它戏班。紧接着， “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史称“四大徽班进京”。
在当时的《新增都门纪略》一书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京剧形成的标志。此后几十年间，京剧迅速赢得了上至皇家下到民间的追捧，戏曲舞台上掀起了 一阵“徽班”热。这无疑加速了昆曲的衰落。
曾经统治了大清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女人，也以自己的喜好影响着戏曲舞台。紫禁城里最大的戏台畅音阁现在上演得最多的是新兴的京剧。而当年，乾隆皇帝修建畅音阁，却是为了听昆曲。
这是我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找到的咸丰年间升平署为皇家准备的昆曲戏谱。许多年以后，皇宫里已不再演出这些折子戏。昆曲正如戏词中所写的“时运衰倒”了。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十九世纪初，清朝的统治走到了末期。连年的战事，不仅给这个王朝带来沉重打击，也使得昆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京城的昆弋班日渐衰落，生存更加困难，已经不能独立成班。昆曲艺人于是转入各种戏班，和众多声腔同台演出。
中国戏曲史由此进入了昆曲与花部乱弹相互交流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昆曲以自己空前的艺术成就影响着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类声腔。
道光年间，正值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画家沈蓉圃绘制了这幅同光十三绝，他挑选了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其中朱莲芬、杨鸣玉、徐小香还有梅巧伶、时小福，就是昆班出身，他们都是京剧界昆乱不挡的优秀艺人。
直到今天， 京剧界依然以这个准则作为衡量一个京剧演员艺术成就的标准之一。学习昆曲也是京剧演员的必修课。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先生给我们演示了一段京剧表演中常运用的昆曲身段。
众所周知，梅兰芳是京剧大师，可是却很少有人清楚，梅兰芳的演艺生涯却和昆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京的广和剧场是梅兰芳第一次登台亮相的地方，1904年，10岁的梅兰芳在这里演出的剧目就是昆曲《长生殿》。
不过，在成名以前，梅兰芳却没有系统学习过昆曲。1914年，处于艺术生涯上升阶段的梅兰芳，专心学习了三十多出昆曲。之后，就开始陆续登台演出昆曲。
梅兰芳这段时期演出的昆曲剧目有《断桥》，《思凡》、《琴挑》、《闹学》等等，很多都成了他日后的代表作品。不仅如此，他还将昆曲的表演元素带入了他对京剧的创新中。
梅兰芳和余振飞同为跨越昆曲与京剧的艺术大师，他们的这次合作也传为佳话。
其实，京剧演员对昆曲表演技巧的吸收，仅仅是昆曲影响京剧的一个侧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京剧剧目中，有很多都脱胎于昆曲剧目。
中国戏曲的神奇因子，通过一代代艺人的口口相传，跨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剧种，顽强地流传下来。
花部非常兴盛的时候，人们心中的祖师爷还是昆曲，不管是京剧，地方戏剧，比如像马兰从事的（黄梅戏），他们往往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严凤英这样，他一定要到昆曲的老师傅那儿学两手。
1961年上映的由严凤英主演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中有一段织女手持古典圆扇子的舞蹈。曾经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任女主角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给我们讲述了这段舞蹈的来历。
在南京的甘家大院，也是国内最大的平民住宅。新中国解放前，这里的主人是昆曲名家、“江南笛王”甘贡三。当年，甘家时常会有昆曲同期，也就是昆曲清唱活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严凤英流落到南京，结识甘家老四甘律之。甘律之将严凤英引荐给了父亲。
1954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炮走红，严凤英也因为唱腔、身段俱佳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
在这次汇演后的座谈会上，戏剧家田汉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汉给她介绍一个好师傅，就是白云生了。
白云生是北方昆曲名家，曾经指出过严凤英表演中身段的不足。不久，严凤英就正式拜白云生为师，接受规范的昆曲身段训练。
昆曲对地方戏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曲目和表演的借鉴上。有的地方戏曲，还和昆曲结合起来，在地方剧种中形成了独立的昆曲流派。
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四川段，船工号子在这里回荡了许多年。然而就在这方孕育了粗犷和苍凉的水土中，也不难寻找昆曲的踪影。
2006年秋天。四川省川剧院正在为参加艺术节加紧排练。在排练现场，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昆曲唱腔。川剧的声腔由昆、高、胡、弹、灯五个部分组成，所占份量最重的就是昆曲。这是川剧《易胆大》里的一段昆曲唱段，在今天的川剧演出中已经很普遍了。
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昆曲刚传到四川时，影响并不大。同治年间，一个叫吴棠的人被派到四川做总督，才改变了昆曲在四川的命运。
昆曲开始在当地的很多戏园子里上演。在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看到的当年昆曲在成都演出的戏单。
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大的川剧班社三庆会的演出场所。清朝末年，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衰落，同样也影响到了四川，昆班改搭三庆会。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了，昆曲艺人经常与川剧艺人同台演出昆曲。就这样，昆曲的众多元素被川剧逐渐吸收。
1979年出版的《川剧昆曲汇编》，主持这次编篡的就是眼前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刘泉老人，该书共搜集整理了在成都地区演出过的昆曲曲目达200多出。
传统的川剧演出每天都在上演，经常能吸引很多观众，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戏曲有300多种。但无论如何演变发展，相互之间都有几份相似。中国戏曲就在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一步步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它们就像同一座山脉的不同山峰，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七、昆曲的一脉相传
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40多个贫家子弟应召入所习艺。 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这位老人名叫倪传钺，他是当年应召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99岁高龄，传字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了”。 20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京剧的天下。
我们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20世纪初，南方昆曲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苏州， 曾经“看戏通国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在，整个苏州仅有全福班、大章班、大雅班、鸿福班四大坐城班勉强维持。
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城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鸦片战争之后，昆曲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当时也是兵荒马乱，人们也听不了那种在他们看起来是过于平静、过于高雅的声音。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昆剧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纂员周作人。 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 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 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 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1961年上映的由严凤英主演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中有一段织女手持古典圆扇子的舞蹈。曾经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任女主角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给我们讲述了这段舞蹈的来历。
在南京的甘家大院，也是国内最大的平民住宅。新中国解放前，这里的主人是昆曲名家、“江南笛王”甘贡三。当年，甘家时常会有昆曲同期，也就是昆曲清唱活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严凤英流落到南京，结识甘家老四甘律之。甘律之将严凤英引荐给了父亲。
1954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炮走红，严凤英也因为唱腔、身段俱佳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 在这次汇演后的座谈会上，戏剧家田汉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汉给她介绍一个好师傅，就是白云生了。白云生是北方昆曲名家，曾经指出过严凤英表演中身段的不足。不久，严凤英就正式拜白云生为师，接受规范的昆曲身段训练。
昆曲对地方戏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曲目和表演的借鉴上。有的地方戏曲，还和昆曲结合起来，在地方剧种中形成了独立的昆曲流派。 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四川段，船工号子在这里回荡了许多年。然而就在这方孕育了粗犷和苍凉的水土中，也不难寻找昆曲的踪影。
2006年秋天。四川省川剧院正在为参加艺术节加紧排练。在排练现场，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昆曲唱腔。川剧的声腔由昆、高、胡、弹、灯五个部分组成，所占份量最重的就是昆曲。这是川剧《易胆大》里的一段昆曲唱段，在今天的川剧演出中已经很普遍了。
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昆曲刚传到四川时，影响并不大。同治年间，一个叫吴棠的人被派到四川做总督，才改变了昆曲在四川的命运。昆曲开始在当地的很多戏园子里上演。在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看到的当年昆曲在成都演出的戏单。
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大的川剧班社三庆会的演出场所。清朝末年，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衰落，同样也影响到了四川，昆班改搭三庆会。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了，昆曲艺人经常与川剧艺人同台演出昆曲。就这样，昆曲的众多元素被川剧逐渐吸收。
1979年出版的《川剧昆曲汇编》，主持这次编篡的就是眼前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刘泉老人，该书共搜集整理了在成都地区演出过的昆曲曲目达200多出。传统的川剧演出每天都在上演，经常能吸引很多观众，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戏曲有300多种。但无论如何演变发展，相互之间都有几份相似。中国戏曲就在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一步步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它们就像同一座山脉的不同山峰，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八、昆曲归来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 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1955年，戏剧家袁牧之和作家丁玲在杭州疗养，偶然发现了一支叫国风昆苏剧团的昆剧班还在表演传统的昆曲。惊喜之余，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昆剧班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一家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生存困难、生活惨淡，即将面临解散。国风剧团的顶梁柱正是周传瑛王传淞等一代传字辈艺人。袁牧之、丁玲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有关领导，国风剧团这才有了创编新剧目赴京演出的机会。
从浙江到北京，从广和剧场到中南海，那一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6 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篇社论的发表，正式宣告昆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6年是昆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之后，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的昆曲演出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间曲友组织的曲社，保定和天津还成立了培养年轻昆曲演员的学校。这些当时演出的照片和票房上座的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昆曲舞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1年11月，古城苏州迎来了一批归乡的游子。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到会的十六位传字辈艺人都已是古稀之年。十年的文革几乎将昆曲这支兰花连根拔起，但它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新的时期，古老的昆曲艺术该何去何从？1982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会演上，国家文化部提出了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
在这次会演上，江苏省昆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参演的大戏都是昆曲经典《牡丹亭》。不过，两个剧团的演绎却是大相径庭，唱了一出不折不扣的对台戏。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演出方式，张继青的表演质朴无华，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 上海昆剧团的舞台上则充满大胆的想象和创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华文漪饰演的杜丽娘身后的布景也在不断变化：书房、闺阁、花园、道观一一出现。伴随着布景的变化，灯光也在不断变化。更让观众们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昆剧团还对剧中一部分比较难懂的唱词和一些曲调进行了删改和调整。这样的改革使上昆版《牡丹亭》引发了专家的争论。 关于如何保护昆曲的讨论也由此展开。
会演结束后，江苏省昆剧院得到了“继承奖”，上海昆剧团得到了“革新奖”。但昆曲界关于昆曲保护的两种立场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各家昆曲剧团，做着各种努力，想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但是，昆曲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人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和生疏已久的唱腔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出现。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载体蜂拥而至。 人人都在追赶着这个潮流，中国传统戏曲普遍受到冷遇。 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成名成家的昆曲大师，还是刚刚入行的学员，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昆曲的舞台下面，观众越来越少。
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演出的冷清场景。那些日子，王芳每年只有少量的小剧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昆曲舞台，王芳甚至找不到小生来和她搭戏。
昆曲面临的困境，同样也让老一辈昆曲艺术家心急如焚。1984年，全国七大昆曲演出团体之一的温州永嘉昆剧团宣布解散。就在这一年，一封关系昆曲未来命运的信从上海寄往了北京中南海。寄信人是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
在信中，俞振飞表达了对昆曲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担忧，并恳请中央重点保护昆曲。俞振飞的这封信道出了整个昆曲界的心声：那就是不能任由昆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昆曲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整个社会会重新认识到昆曲的意义和价值。
俞振飞的信寄到中央之后不久，一系列保护昆曲的文件和措施陆续出台，文化部还组织了大量的昆曲汇演，以求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剧目。各地昆曲剧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力求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 多方的共同努力，能改变昆曲和昆曲人未来的命运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各地昆曲剧团获得了很多海外演出的机会。欧洲、北美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都留下了中国昆曲的身影。美伦美奂的昆曲往往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昆曲受到的欢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台湾演出时受到的礼遇和引发的轰动。 演出的热闹场景和在祖国大陆演出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为什么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台湾观众，会表现出对昆曲这样一种中国传统高雅艺术的热爱呢？
大陆昆曲剧团在台湾地区受到的礼遇，在香港、澳门等地同样多次出现。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昆曲是中华文明的根和血脉，它清晰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趣。 而昆曲也因为它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大量西方观众。
昆曲早已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美国和日本等地，都有昆曲曲友自发成立的曲社。张惠新所在的昆曲艺术研习社就是最有影响的海外曲社之一。曲社于1995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已经拥有了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曲社的每一次公开演出，都会有大批观众赶来捧场。对当地人而言，昆曲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
真正的艺术总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赢得认可和热爱。昆曲的魅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品位和追求。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六百年的昆曲又将迎接它的下一个百年。但在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能知道昆曲呢？它是过于古老吗？还是过于高雅？无论如何，昆曲已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沉默了太久。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该怎样守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瑰丽的遗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时代命题。
苏州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传统的抢救，因为它是昆曲的故乡。2000年我们办了第一届的昆曲艺术节，我们在想着怎么申报遗产，因为园林申报以后马上就热了，但是还没有做成的时候，有了非物质遗产这一说，结果就在国家申报很多的项目中间我们的昆曲被选上了。
2001年5月18号，就是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长，叫松浦晃一郎。由他来正式宣布，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单的十九个项目，其中有中国的昆曲。而且中国的昆曲艺术在十九个项目里面是评委全票通过的。 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个古老而高雅的昆曲又充满了活力。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支强心针的力量一下子就使得我们的昆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国际的关注。 在政府、民间、专业团体几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昆曲的演出市场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
2004年秋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排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那个20年前曾经无戏可演的王芳饰演了一号女主角——杨贵妃。 这一年的苏州昆剧院，还有另一部重头戏，那就是由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带着几许神秘，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它高贵典雅、精致美丽。一时间昆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时尚话题。
昆曲培养年轻观众，大学校园是最重要的阵地。昆曲进校园也是文化部关于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实施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方案，全国7家昆剧院团每团每年必须到大学校园进行不少于20场公益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和全本《长生殿》的上演，让昆曲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整个中国迈入一个崛起的世纪，昆曲又一次出现在舞台的中央。盛世元音再次唱响！
六百年的昆曲，焕发了新的青春，回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2006年7月，三年一届的中国昆曲艺术节如期在苏州举行。这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昆曲节。全国7家昆剧院团都带来了自己新排的大戏。 与以往两届昆曲节不同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昆曲社团也第一次在昆曲展演中亮相。
在过去几年中，苏州这个昆曲的发源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昆曲博物馆、昆曲演出场所、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演出、教育、传承、研究和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
迤俪之声在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古老的苏州响起，虎丘的千人石上再次聚满了昆曲迷。 悠扬的笛声穿过花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回荡。 在城市的喧闹中，人们听到了一片宁静。 昆曲如同一幕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 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 四百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江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 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 八十多年前，40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 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 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了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
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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