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玉亭，男，京剧武生。原名郭雨顺，生在北京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里。祖父以给人家挑水为生。父亲郭维元是个人力车夫。母亲则每天在街头替人家缝缝补补苦度光阴。

郭雨顺的叔叔郭喜庆是北京富连成科班的头科学生。雨顺七岁那年，家中无力抚养，也把他送进富连成学戏。雨顺生在贫寒人家，小小年纪也不知什么礼，入科的头一天，刚练完功，已到开饭时候，伙房师傅把饭菜抬了上来，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心的雨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就狼吞虎咽吃起饭来。老师一见，这还了得，如此犯了大忌，就因为“抢饭”，雨顺被革除回家。

父母把雨顺带回家又急又气。多一张嘴，多一份负担，经过一番教训，雨顺二次来到富连成。这次雨顺谨记父母教诲，练功在前，吃喝在后，不招灾，不惹事。谁想一天早上刚天亮就被老师的藤条打醒，原来是自己身边的同学在半夜里逃跑了。老师责问他那个师兄跑到哪儿去了？雨顺说不知道。老师便不由分说把他劈头盖脸痛打一顿。雨顺又委屈又生气，以致被打急，张嘴骂了老师一句。徒弟敢骂师傅，大逆不道，为此，雨顺二次被科班革除。雨顺挨打是冤枉的，但为了生活，父母含泪托其叔叔喜庆再次把他送进富连成。这次三进科班总算踏实了，雨顺也有了行当，学文武花脸。该着他与富连成无缘，没过几个月，由于孩子们睡的是又潮又湿的地铺，雨顺渐渐生了一身浓疮，每天疼痛难忍，科班只好告知家里把他接回。等雨顺的疥疮养好之后，再进富连成也没那么容易了。此时，海参威（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人邀郭喜庆等人去演出，父母便把雨顺交给喜庆，取艺名月楼，叔侄很快踏上了北去的征程，这年他才九岁。

海参威有个由俄国人开办的小科班，班主是中国人叫张殿华。郭喜庆一行人到此以后，便把月楼写给了小科班学戏，喜庆除演出外，也在科班里教戏。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科班解散，郭喜庆只好带月楼坐上狗爬犁离开海参威。

叔侄来到三岔口（今黑龙江省东宁县），这里有个女武生，丈夫在电厂当电工。女武生一看月楼长得很精神，便与郭喜庆商量把月楼写给她做徒弟。郭喜庆本来带着这个侄儿就感到累赘，所以慨然应诺，并向女武生夫妇索取了二百块大洋的酬金。他拿到钱后，便终日出入于赌场，过他那“快活”的日子去了。从此，月楼随女师傅改学武生。女武生教徒很严厉，这倒使月楼在少年时代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月楼跟随女师傅不到三年，一次练功不慎，竟把腿摔折了。女师傅很婉惜，无奈，派人把郭喜庆找来，将月楼交还给他。月楼在三岔口的三年学艺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随后，郭喜庆又把月楼带到了哈尔滨。这时的月楼已能上场演一些角色了。郭喜庆嗜赌成癖，为了赌钱有本，他又把月楼以三百块大洋写给了当地戏班的李大麻子，期限三年。李大麻子收下月楼有两个用意，一是想把月楼当作摇钱树，演戏给他挣钱；二是还可以给他当仆佣，为他端屎端尿、干些家务。月楼在李大麻子家除去练功外，还得当使唤小子，起早睡晚服侍主人的一家，稍有不到，就要挨主人的打骂。时间没过多久，可巧有个北京人，看到月楼在此受罪，回到北京后告诉了月楼的父亲。郭维元心急如焚，于是变卖了家中仅有的生活用物，登车直奔哈尔滨。郭维元找到李大麻子，请求把孩子领回去。李大麻子哪里肯干，言说期限未到，不然就退还三百块大洋。郭维元被逼无奈，只得哭诉于街头。一天，偶然一位北京籍的邮电局长路过，对郭维元的困苦十分同情，在他的协助下，郭维元告到法院，请求从李大麻子处领回孩子。法院判处倒也公允，责令李大麻子将月楼交给其父带回。正当月楼与父亲庆幸团聚的时刻，又有人来告：李大麻子父子对法院判决不服，决心要把月楼父子弄死才得罢休。月楼父子闻讯不知所措，欲走无钱，幸好还是那位好心的邮电局长借钱相助。月楼与父亲乘坐一辆马车逃出哈尔滨四十余里，在一个小车站登上火车到沈阳。到达沈阳不久，郭维元这个老实巴交的车夫，连惊带吓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月楼掩埋了年仅三十七岁的父亲，随即又去寻找叔叔，跟他一起搭班，跟他学戏。随着年龄的增长，月楼的技艺也日渐提高，如《摩天岭》、《独木关》、《武松杀嫂》等已成为他经常上演的剧目，而且很受观众欢迎。

郭月楼跟随叔叔在沈阳等地演出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扮相英俊，两眼虽然较小，却非常有神。他身材适中，长靠、箭衣、短打戏均能胜任，而且作为武生，还具备了冲、猛、漂、帅等特点。所以，观众对他的演出十分赞赏。

月楼十八岁那年，叔叔带他来到长春演出。叔侄来到长春之后，看到隆春戏院外面斗大字的广告却写出了“特邀大武生盖玉亭主演”。郭喜庆莫明其妙地找到戏院老板侯八说：“你这儿既然接来了大武生盖玉亭，还邀我们来干什么？”侯八冲郭喜庆神秘的一笑，然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侯八最先邀请的是名武生张玉亭，这张玉亭在东北一带颇有声望，技艺出众。不料张玉亭嫌隆春戏院地方偏僻，不好卖座，没有答应，反而去了地处繁华街面的燕春戏院，生意十分兴隆。侯八一见张玉亭拒绝自己邀请，在燕春演出又很上座，心中非常嫉恨。为了出这口气和招徕观众，终于想出了写出“特邀大武生盖玉亭主演”广告的主意，意思是你张玉亭的技艺好，我这儿还有盖过你的。侯八的“妙计”果然见效，观众慕名而至。第一天月楼上演《收姜维》，第二天上演《金钱豹》，过硬的戏码，出色的技艺，台下掌声雷动，从此隆春戏院每日门庭若市。张玉亭所在的燕春戏院日渐冷清，很快张玉亭就离开了长春。为了叫座，郭月楼正式更名盖玉亭，一连在长春演了两个月，每月挣三百块大洋，这是盖玉亭成名迈出的第一步。

在长春演了两个月戏之后，哈尔滨的华乐戏院又将盖玉亭叔侄接去，在那里可巧又与张玉亭打了个对台，经过一番台上的较量，盖玉亭以年轻武生的有利优势，为华乐舞台争得了观众，张玉亭再次悄悄离开了他所在的剧场。一个月后，沈阳共益舞台又将盖玉亭接去，不仅演出了不少拿手好戏，还排出了新戏《张纹祥判马》，他扮演窦一虎，也很轰动。这出戏成为他后来常演的剧目之一。艺人出名处处接迎，继沈阳之后，他又在大连演了四个月戏。当然，戏越演越精，人也越演越红。大连演罢，他又来到了海河之滨的天津卫。

在天津戏不好唱，尤其初来乍到的艺人想在这块地上站住脚，没有出类拔萃的功夫是很难办到的。为了打开局面，盖玉亭以自己的拿手戏《怀都关》打第一炮。他这出戏与众不同，扮相上为改良派，他扮演主角郑庄公，穿改良靠、裹腿、打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他使用的大刀，仅刀头就有二尺多长，宽一尺左右，上有三个大刀鼻环，舞动起来满台生风。在这个戏中，除去武打外，他仅一个会阵上马的动作就令台下观众“炸窝”，他扮演的郑庄公，从兵丁手中取过大刀（此时是以刀代马），一个上马的跨腿动作，紧接着单腿不落地，飞快的三个干净利落的转身，然后既脆又稳的提刀亮相，立时台下喝彩之声几乎震耳欲聋。这出戏演出之后，观众送他一个美称——大刀盖。从此以后，大刀盖玉亭的名字便广为传开。

盖玉亭二十一岁时，在戏班里打武行的薛三大爷等人的撮合下，与天津贫苦人家的万姑娘结婚。次年，盖玉亭把母亲接来，一家人随着郭喜庆奔赴上海。

盖玉亭到上海之后，即住班在丹桂第一台。在上海戏好唱，只要有本事、卖力气，观众是喜欢捧场的。盖玉亭很快在上海红了起来，成为丹桂第一台的顶粱武生。一天，盖玉亭收到一封红帮组织的来信，要他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把五十元大洋寄到某某处，否则将有性命危险。盖玉亭一家看到这封信焦急万分，为了以防不测，只好照信行事。一连几个月，有时全家的日子过得很紧，但给红帮们的这笔钱是不能躲过的。

盖玉亭的钱由他叔叔掌管，叔叔郭喜庆爱赌博，常常把生活费用输得精光。有时盖玉亭要用钱，只有向别人借。为了要钱，往往叔侄俩发生口角，郭喜庆以长者的身份，动不动对已成名的侄儿使用武力。盖玉亭不堪忍受，一次挨打后，偷偷约了四个傍角的艺人一块儿坐船到了大连。因为戏衣、盔头都在叔叔手中掌管，他们空手而来，只得求助于唱花脸的崔湘亭。崔把他们介绍给戏院经理，经理一听正求之不得，当即为他们借了行头。盖玉亭以《挑滑车》等戏打炮，一下子又红了，经理高兴得把他们留了下来。

郭喜庆发现侄儿逃跑，也慌了手脚，盖玉亭在时每月挣六百块现大洋，他一走，钱就没有了。郭喜庆打听到侄儿的去处后，亲自追到大连，要侄儿随他回去。盖玉亭执意不肯，最后郭喜庆再三表示决不再打了，而且在崔湘亭等人面前写了保证字据，盖玉亭这才与叔叔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没多久，丹桂第一台的经理死了。戏班的老板为了拴住盖玉亭在这里长期演戏，极力主张让他接任经理，并担任主演。盖玉亭性子执拗，坚决不肯，由此又惹怒了叔叔，郭喜庆又要动手打人了，毕竟侄儿已经二十六岁，又有上次出走的先例。郭喜庆准备以冷不防的方法来打盖玉亭，不料被侄媳万氏知道了，她把事情悄悄告诉丈夫，盖玉亭决定再次出走。一天，盖玉亭以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怀孕的妻子，乘船去天津岳母家。

从1927年至1931年，盖玉亭在上海总共生活了四年。四年间，他与上海观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以高超技艺而蜚名上海剧坛。1930年他在丹桂第一台与著名演员蓉丽娟、刘筱衡、陈筱穆、筱兰芬、张韵楼合作演出的新编连台本戏《开天辟地》曾轰动一时。盖玉亭在剧中扮演蚩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单独演出的传统剧目也颇受欢迎，常演的剧目有《艳阳楼》、《恶虎村》、《铁公鸡》等。他演每一个传统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都有绝招。如他演《拿高登》饰花花太岁高登，身穿箭衣、褶子，头戴扎巾，口挂长长的“黑扎”髯口，脚蹬二寸半厚底靴，腰系几乎拖至脚面的大带，在这样繁杂的穿戴下，他舞蹈自如。在表演上马动作时也有一绝，即接过马鞭紧跟着一个右脚向前“踹燕”，同时头向后仰几乎着地，全身形成水平状态，就在这一刹那的舞蹈动作中，他表演得美中见险，险中见美，每每到此，四座惊叹，一个武生演员若没有坚实的功底，是很难取得如此舞台效果的。

1930年春节前，他还参加了由上海梨园公会会长周信芳主持的“救济贫苦同业”大义务戏的演出。这次演出由上海十三个戏班的主演们参加，可谓名流荟萃，盛况空前。丹桂第一台则是以蓉丽娟、盖玉亭等人为首。这次演出，周信芳先生亲自执排了一出《大观园》（《红楼梦》中元春省亲的一段故事），由蓉丽娟主演，而盖玉亭却与刘汉臣、林树森、高雪樵、王虎臣等名武生、名老生扮演太监。盖玉亭与其他名演员不计牌位，不计角色大小，通力合作，这在上海剧坛中成为一段佳话。

十里洋场的从艺生活，使盖玉亭饱受坎坷，而在艺术上却眼界开阔、广闻博采。由于受到海派京剧的进一步影响（他在东北期间已深受海派艺术的熏陶与传授），他在剧目上对《反西凉》、《广泰庄》等都采取了海派的演法。《收姜维》是一出典型的海派戏，扮相上别于京朝派，不勾脸，只是揉脸，在额头处画一小太极图，扎改良靠，戏中连打带骂（一种演唱、表舞形式）。演出中力求火爆、节奏快，观众十分爱看。上述剧目逐渐成了盖玉亭的代表作。除此，他在上海的最大收获，是在演出中结识了以演关羽戏而驰名的李吉来，并向他学习了一些老爷戏，为他以后演出关羽戏奠定了基础。

1931年盖玉亭回到天津，应中原公司剧场管事何茂卿邀去演出。历来演员打炮唱戏都要对当地的权贵、把头登门拜望。盖玉亭这次既不是初来，心里也讨厌这一套，所以就没有这么做。谁想在演出中却被权贵、把头们来了个“下马威”。这一天是他和著名京剧演员谭富英同台演出，他情绪饱满、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舞台上，刚演了一会儿，忽然台下爆发出一片喝倒彩的声音，盖玉亭莫明其妙。台下秩序混乱，观众议论纷纷，戏已经很难往下演。盖玉亭暗自思忖自己没出错呀！再一琢磨，噢！一定是自己事先没登门拜客，所以权贵们雇来一群无赖故意捣乱呐。想到此，他火冒三丈，立时把手中的大刀往台上一扔，把头上的盔头一摘，气乎乎走到台口，冲着台下鼓倒掌的人群厉声喝道：“你们捣什么乱？我盖玉亭哪儿错了？叫倒好儿，不就是因为我没登门拜客吗？在台下起哄没能耐，有种的到台上来！”台下被这突如其来的斥责惊呆了，坐在前边看戏的权贵们面面相觑十分尴尬。风波最终在何茂卿等人的调解下平息了，盖玉亭不畏权势的行动，总算为戏班的同行们出了一口气。

盖玉亭在中原公司演了三个月戏，又转到大舞台。1931年阴历八月，他携带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来到大连，年底转赴哈尔滨。1932年初，东北三省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盖玉亭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得不携妻带子奔波于东北的大小城市。然而，每到一地，看戏者廖廖无几，一家大小常常忍饥挨饿。自1932年开始，盖玉亭曾先后到过吉林、长春、沈阳、海龙、齐齐哈尔、海拉尔、辽源、珲春、抚顺、敦化、丹东、旅顺等地，并且在长春、大连两地曾各呆了四年左右。他在长春演戏期间，又结识了著名文武老生唐韵笙。盖玉亭在艺术上又吸收了唐韵笙的一些特点，使自己的表演风格更为突出。尤其在演出关羽戏方面，他将李吉来的南派演法与唐韵笙的关东派演法融为一体，既表现出关羽的威严、肃穆、威风凛凛，又在舞蹈的上马、趟马表演中，以大幅度并颇有激情的动作，展示出这位武将的神采。他演出的海派戏《吴汉杀妻》、《七擒孟获》，也受到了唐韵笙的教益。

1945年日本投降，盖玉亭在大连与同业们欢庆抗战胜利。春节过后，他应烟台艺术救国会二分会的邀请，到烟台丹桂戏园演出。日本投降后的烟台，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当地群众非常喜欢京剧。盖玉亭到烟台的头三天演出《怀都关》、《拿高登》、《古城会》。此时盖玉亭已年过四十，艺术上更臻成熟、老练，功夫、表演无一不佳，盖玉亭成了烟台丹桂戏园鼎鼎大名的主要演员。在烟台一年多的时间里，盖玉亭经常与解放军接触。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的队伍，与他在上海、天津所受的欺凌、压迫及在东北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生活形成了鲜的对比。最使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是一次给解放军演戏，戏台搭在露天，演出中忽然下起大雨，在部队同志再三劝说下才停演。在回家的路上，因路滑他不慎掉进了污水坑，头被碰破，鲜血直淌。过路的解放军发现后急忙把他救起来送到部队医院。部队负责人仲曦东等到医院看望他，还送来猪肉、糖果、点心，让他好好治疗，他感到解放军真比亲人还亲。1947年春节前夕，解放军战略转移，国民党部队进入烟台。艺人们重新过起了苦难的生活。国民党部队剧团乘机招兵买马，动员盖玉亭参加，但他拒不加入，并把戏园的底包演员们组织起来，与大家同舟共济。

国民党军队败退撤离烟台之际，威胁盖玉亭跟他们走。盖玉亭宁死不从，国民党军队就暗地把他的妻儿和戏箱弄走，然后派士兵用枪押着他上了轮船。国民党军官为了寻欢作乐，强迫盖玉亭唱戏，而盖玉亭托病拒演。他们恐吓要枪毙他，他也从不示弱。盖玉亭在国民党军队的胁迫下，经上海、镇江、蚌蜱又进入大别山，最后到达宿县，这时已经是1948年了。宿县很快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盖玉亭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和艺人们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指战员演出，并且写信给仲曦东同志要求参军。仲曦东接到信的当天夜里，就把盖玉亭和其他艺人接了去。从此，盖玉亭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盖玉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以后，很快投入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战火纷飞中，他和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为广大指战员演出，没有戏台，就在旷场上把雪堆积起来上面铺上木板进行演出，给指战员们清唱、翻跟头、演戏中的片段。到部队医院慰问伤病员时，有条件就演他的拿手戏，没条件就给伤病员表演武功。在演出中，盖玉亭看到服装、道具不够用，便找到部队负责同志，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多年来用血汗钱购置的戏箱，全部无代价地交公，这些行头价值万金，满满装了一大卡车。淮海战役结束后，他又随部队南下，进南京，下沪、杭，不论条件如何艰苦，走到哪里，演到哪里。

1949年初，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京剧团，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七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剧团设在杭州。这时他在京剧团不仅是主要演员之一，还担负起培养年轻演员的工作。演出之余，为弟子王天柱等人说戏、练功。他还担任了剧团戏委会委员的职务，为剧团的建设、发展出谋献策。1950年，因三野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需要主演和教员，他奉命调到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工作。同年8月，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考验，盖玉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盖玉亭随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到上海演出。一天，他在街头盘查一个可疑分子时，不慎手枪走火，子弹从大腿穿入膝盖。伤口刚刚愈合，全国就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剧团奉命北上慰问部队。在东北慰问赴朝志愿军的演出中，他从不因身体有伤而喊苦叫累。一次，有位在《将相和》剧中扮演廉颇的演员闹情绪，晚上的演出眼看就要“亮台”，盖玉亭十分生气，竟然不顾伤口疼痛，立刻化妆扮演。演出结束，观众才知道舞台上那位威风凛凛的“老将军”原来是个靠拄双拐杖走路的重伤员。

1952年，七兵团政治部京剧团奉命调北京组建军委总政治部京剧团。部队首长考虑工作需要，于第二年又将盖玉亭从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调回，从事教员工作及演出。总政京剧团服务于全军，经常跋山涉水奔赴各地演出。1953年冬天，他随剧团到西北高原慰问部队，每天坐在大卡车上，寒风刺骨，汽车颠簸，尤其在翻越六盘山等高山峻岭时，有人胆战心惊，而他却若无其事的和大家有说有笑。在冰天雪地的露天舞台上演戏，在繁重和艰苦的工作面前，盖玉亭总是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去干。有人问他：“给部队演出这么艰苦、危险，你又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难道一点儿都不害怕，一点儿也不为自已以后着想吗？”盖玉亭回答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是党给了我新生，我服从党的需要，不能总考虑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曾无条件地应邀到总政歌舞团负责辅导工作，除京剧之外，又为舞蹈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5年，总政京剧团与西南军区京剧院合并改建为中国京剧院四团，盖玉亭担任教员组组长。1958年，剧团提出在一年里演出“千场戏”。盖玉亭等一队人马顶着烈日奔波于石家庄、保定、望都、深县、沧县、安国、正定、辛集等地，除了演出自己拿手的关羽戏《古城会》、《走麦城》外，还经常演无名配角。若没有担任演出角色，他就在后台为大家打洗脸水、端茶、递毛巾，千方百计找工作干。只要能挤出时间，他还给青年人说戏。

1958年9月，中国京剧院四团奉命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盖玉亭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裕生活，携带妻儿老小来到了宁夏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身为宁夏京剧院学员队教师的盖玉亭，长年跟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们一道，顶着炎热的酷暑，冒着刺骨的严寒，在露天的院落里练功、排戏。盖玉亭本来是专说武生戏的教师，但是为了使学员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兼管孩子们的基本功和武功课。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是简单的腿功或是繁重的毯子功，他都认真对待，十分负责，每天累得满头大汗。到宁夏初期，他还为自治区越剧团演员教授基本功，为秦腔剧团培养青年演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拜师收徒又开始盛行起来。这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却又搞起了请客、送礼之类的旧仪式。剧团里也有人劝他这样做，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可不能搞旧意识啊！年轻人都是我的学生，谁学我都教。”他有求必应、诲人不倦。在总政京剧团时他的学生有王天柱、刘松超、石铁梁、刘昭伦等。到“四团”和宁夏以后，又教了舒茂林、李韵章、张元志、义维华、钱振国、刘海生、班增奎等。他教戏总是诱导学生为党的文艺事业勤学苦练，将来都能成为人民的优秀演员。在三年生活困难期间，盖玉亭不但不收任何礼物，反而看到学生演出或练功时，自己掏腰包买些酒菜去关怀、奖励他们。到宁夏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为剧团里的中青年演员教了《石秀探庄》等一批优秀传统剧目。1962年初，他与梁连柱、樊富顺老师合作，为学生示范演出了《古城会》，颇得好评。

“文化大革命”前夕，盖玉亭退休，但十年浩劫时，并未放过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善良艺人，以莫须有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戴上白袖章扫大街。在逆境中，盖玉亭对党充满信念，默默地等待着，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做出正确结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强加在盖玉亭身上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1977年恢复演出传统戏时，他又被宁夏京剧团聘任为教员。政策落实了，首先考虑的不是他那已住了二十几年的两间土坯房该拆迁了，也没有去想他应按离休对待，工资该补了，却一心想着如何把失去的十年时间抢回来，多为中青年演员说几出戏，把自己一生所学到的技艺统统传给他们。他不顾年老多病，每天拄着拐杖，按时步行到京剧团的排练场，指导中青年演员练功、排戏。他虽然眼花、耳背、腿脚不灵，但培养后生力量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当年。

1981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宁夏分会在银川举办中青年演员学习班，要聘请自治区著名戏曲艺术家讲课，盖玉亭应邀向演员们传授了自己如何演关羽戏的心得体会，受到与会中青年演员们的热烈欢迎。1981年6月23日，《宁夏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上登载了长篇通讯《我是共产党员》，报导了他的先进事迹。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这篇通讯。

盖玉亭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他逝世后，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追认他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的戏曲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