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田香蜜湖社区文化站，每个礼拜天都有一场秦腔演出活动，时间从下午两点到五六点不等。演唱者和观众大多都来自本市关内外，有一些演员观众甚至从广州、东莞、惠州等地赶来，可谓是铁杆的秦腔迷了。

秦腔在西北地区是盛行了几个世纪，这一点，凡是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可是，对远在东南海滨的深圳来说，于清新的海风里夹杂有这么一股烈烈的秦风，虽然难免有那么些黄土的呛鼻味儿，可还是会让这个城市多几分文化的厚重和历史的沧桑的。就像美国的国土上在流行摇滚音乐的同时，那古老的苏格兰民谣依然有其独特魅力。

秦腔自古以来就和大地亲近，因为它本就是从老秦人面对深厚如黄土高原般的苦难时所发出的怒吼，还有数千年来在那片土地上被苍天和大地折磨得煎熬难耐时的沉沉的呻吟。

这吼叫起于周秦。自夏时远离国政，到商朝时的整体衰落，秦人被迫远徙渭水上游群山谷地，族群复兴，重归中原，便是数十代秦人的夙愿。由于久居西垂，常与西戎为战，秦人在特定的环境里也更为勇猛骠悍。于中原而言，秦地偏僻苦穷，封建诸侯也较山东诸国要晚了数百年。可以说，秦人是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里一路走近历史，迈进文明，重造辉煌的。时至今天，我们可以从《诗经·秦风》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有兴师，修我戈矛”里感受到秦人赳赳壮烈，共赴国难的悲壮，也能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矣，雨雪霏霏”里体会到秦人的真挚缠绵。可以说，秦人的喜怒哀乐，都在秦腔里逼真地演绎了出来，虽然当时并没有今天业已成型的秦腔。

历史的烟尘虽已迷蒙远淡，但不朽的终将不朽，例如一个民族的传承，有时是以典籍的形式保存，但更多的时候，散落在民间的那些歌谣小调，更真实地承载着一个民族不为人知的情怀。

经过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秦行法治，富强于群雄之间。历六世而到嬴政，终统一华夏，文明大兴。当后世的人们，面对秦始皇陵那些高大威猛神态各异的兵马俑，能否想到那些秦军锐士心里在想着些什么？他们以数量虽不占优势，然而凭以一当百的精悍，横扫天下，靠的仅仅是手上的长剑尖矛吗？我常常在想，秦军应当是吼着秦腔东出函谷，远征天下的。这一点，我是从秦腔的风格里感悟到的，也许有失于偏颇，但我不能不这样想——因为秦人的性格是这样的。

强汉盛唐，四方咸服，万国来朝。长安，为华夏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耀。就在那时，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便达到了顶峰，此后便一直没有被超越的纪录，直到今天。我不知道当时在长安的梨园内，那个天才的艺人李隆基在排演《霓裳羽衣曲》时，有没有想到秦风的雄烈苍凉也应当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边庭流血似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即使在开元盛世，边疆也是危机四伏，狼烟遍地。“安史之乱”像一场狂风暴雨，将一个煌煌大唐吹打得落花流水，春梦如云。从宋元明清，到今日，只有那明时的城墙支撑着一座长安城的架子。夜半三更，残月当楼，古老的埙声里吹送出来的，可是一个民族如水般冰凉的感叹？

通常，秦腔研究专家会将秦腔发源的历史追溯到明朝，盛行于清朝雍正乾隆前期，后为四大徽班进京所排挤，逐渐退归西北。但我一直不愿意相信秦腔起源于明朝，或者说，我心目中的秦腔是那种秦人之腔，从黄土地的深层处迸发出来的民族的呐喊，吼叫，呻吟。它响彻了这个民族从蛮荒贫困走向文明强盛的整个行程，也是这个民族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的壮歌。只是在后来，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去，让这片洒满了强汉盛唐旧梦的土地有了更多的苍凉和追忆。秦腔最淋漓尽致的表达方式就是仰起脖子满脸通红地吼唱，而表达主题也多为英雄忠烈，侠义正道，慷慨激昂，如《金沙滩》杨家将满门赴难，《赵氏孤儿》忠义直薄云天，《周仁回府》仁义一言信守如山等等。

所以，当我常常向喜欢秦腔的朋友阐述我的“秦腔怪论”时，他们都会置之一笑。他们不相信秦腔就是秦人对今昔强盛的怀念，他们也不相信秦腔就是秦人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对为国为民的忠志节烈的崇敬礼赞，他们更不相信那种精神会源源不断地至今流传。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不仅仅是秦腔，就连当初热及一时的国粹京剧，时至今日也是倍受冷落。不过，与京剧的群众基础不同的是，秦腔的生命力往往在民间，因为西北人的苦难可能只有秦腔才能承载得起。

当秦腔在深圳唱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便多了几许厚重的声响。尽管深圳现代化的繁华和嘈乱会很快地淹没这些吼唱，但这来自遥远的西北的吟唱，却依依追忆着周秦汉唐的强盛，也演绎着这个民族的离合悲欢，更是将沉沉悠悠的思考留给这座城市——西北风刮来的秦腔，曾在深圳的某个角落里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