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辞店》是黄梅戏传统剧目中最具魅力的剧目之一，也是严凤英大师早期代表作之一。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受到观众的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它的热爱程度，不但没有衰减，反而与日俱增。

《小辞店》又名《蔡鸣凤辞店》，还有《菜刀记》、《牌刀记》（因望江一带称菜刀为牌刀）之称。故事大意是：蔡鸣凤娶妻朱莲，数月后出外贸易，与买饭女刘凤英相恋。不久，朱莲在家也和屠夫陈大雷私通。三年后，蔡鸣凤接岳丈朱茂青家书，决心回家，遗弃了店主姐。半路上遇见了小偷魏大算。魏大算想偷蔡鸣凤的钱，便暗暗跟随蔡鸣凤一道，先经过朱家，后来到蔡家。当晚蔡鸣凤就被朱莲和陈大雷用菜刀杀死。魏躲在床下，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朱茂青到女儿家来，朱莲乘机诬赖父亲“谋财杀婿”。朱茂青因此被打入监牢。最后因魏大算自首，才了结此案。

听文艺界的老人们说，解放前，在安庆城里有很多戏班子演黄梅戏，而主要是有以王少舫为首的“民众”和以严凤英为首的“胜利”两个剧团。那里竞争也颇激烈，每晚都形成打擂台的局面。“胜利”这边，只要票房有下跌的势头，马上挂出严凤英的《小辞店》，于是门票到下午就告罄。晚上是门庭若市，散场后是围赌后台要一赌“店主姐”的风采。有的观众是跟随严凤英转台，她演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这在安庆一带传为佳话。老人们还说，严凤英演店主姐刘凤英像是合二为一、天人合一，严凤英就是刘凤英，刘凤英在严凤英身上复活。当然，刘凤英这个剧中的人物，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也可能是有一个“蓝图”，更可能是众多女性的综合体。她的来龙去脉并不重要，戏剧史家也没有去考证索引。而“严凤英就是刘凤英”这样一个认可，在当时和以后的观众心中是无法抹去的，这是严凤英演出来的。

我是黄梅戏的小字辈，严大师陨落时，我还没有出生。

这次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决定要把全本《小辞店》搬上舞台，由我饰演刘凤英这一角色。我感到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我能接过一代代人地传递，今天轮到我来饰演刘凤英一角，这是我的运气和福分；担心的是，怕我演不好，辜负了老师和观众的希望。反正压力很大。在剧院领导韩再芬及导演何培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树立起信心，勇敢地走进排练场。

在进入黄梅戏学校时，老师就教过我演唱其中一折的“辞店”。那时，我是个“邻家小女孩”，什么都不懂，只是生搬硬套的模仿，也就是接受“填鸭”。什么领会剧情，唱出感情，从人物出发等等都沾不上边。但我是幸运的，在我进入黄梅戏界后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对我照顾关心，特别是著名黄梅戏演员胡静老师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过去，在黄梅戏界有一种说法：男怕“访友”，女怕“辞店”。因为这两出戏，都是硬中硬的唱功戏，都是需要倾注充沛的情感，演起来是相当累人的。而胡静老师演唱的《小辞店》是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圈内是一直得到认可的。这次，她把她的艺术，把她多年的舞台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她对我一句一句地教，一个字一字地“抠”。由这么多老师和领导及同仁的保驾护航，我再也不用东张西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演戏了。

《小辞店》有当时社会的市井风貌，是一个局部的《清明上河图》。演出这样一个传统戏，不能时尚化，要有朴素的历史的质感。

我理解的刘凤英，她是一个小镇上开饭店的妇女，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她既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也不像潘金莲那样轻浪轻浮，更不是反抗型的烈女节妇。在戏中，她与蔡鸣凤的三年恋情，是值得同情也是争议最多的地方。她是有夫之妇，可是，她的丈夫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人，而且沾染上赌博的恶习，不养家，不顾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刘凤英一个弱女子身上。由于她开饭店，接触了社会上各种人等：“到春来宿的是芜湖、南京、上海，到夏来宿的是宿松、望江、石牌，到秋来宿营的是桐城、岳西一带，到冬来宿营的是徽州、屯溪石台。”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且她长得很好看：“奴店中来往的客人山人海，哪一个不爱我除非他是个痴呆。”刘凤英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福，没有一个港湾让她栖息，没有一宽厚的肩膀让她依偎。而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子，她的情感生活要有人来填充。而她追求的目标不是泛爱，什么“正人君子”“富豪客”她还看不上眼，单单出现了一个蔡鸣凤“令人可爱”，于是“私配了鸾偕”。有人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是不能用标尺来丈量，为什么“他”和“她”就好上了？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是孽债，是情缘。这个戏不能用“婚外情”的现代道德评判来指责，要用历史唯物观来看待。要知道，在那个社会，只能是男人“休妻”，不许女人“休夫”。

我塑造的刘凤英，尽量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多情善良、楚楚动人、可爱可叹的下层社会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