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幼年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所受的自然是传统的国学教育，这种以私塾为传授方式，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教育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唯一的教学模式。黄宾虹的宗族前辈黄生(白山)是徽州朴学的奠基人，所著《字诂》和《义府》，由文字考证入手，由音韵而通义理，由义利而通经史。祖父黄吕是新安画派画家之一，因此黄宾虹自幼便禀承家学。11岁时，始读前辈黄生所著《字诂》及他的另一宗族前辈黄承吉(号春谷)所著《梦陔堂文说》、《经说》等书。他对金石、文字考据学的兴趣应该始于幼年时期，而他对诗文、经史的研究同时影响到以后他对画理、画史和画评的考证和分析。黄宾虹直至他30岁前，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之前，一直过着读书、习画的生活，并先后就读于金华丽正书院、长山书院以及后来的安庆敬敷书院。此时的书院教学体制仍然是“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本”，学习的目的仍在科举取仕，黄宾虹本人也曾先后参加县试及院试。《金华县志》载“(黄宾虹)5岁入塾读书、学画，14岁入金华丽正书院，21岁补廪贡生。”可见黄宾虹所受的教育是旧式国学教育，青年时期所走的道路依然是科举考试的道路，但他聪颖好学的禀赋也由此奠定了他深厚的国学基础。黄宾虹一生著述很多，但只用文言文写作，从始至终几乎没有大的改变。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尤其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报刊骤然增多，黄宾虹时任上海《时报》编辑，对这场从内容到形式对传统文化发动挑战和攻击的运动应该有所了解和耳闻，但这似乎没有给黄宾虹带来太大的影响。全国解放后，黄宾虹在给孙女黄高勤的信中道：“通俗语我不能写，草草，意不尽言。”可见他对传统文化的偏执，而这种偏执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出自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进而形成的无法改变的习惯，而是出自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参悟，出自对传统文化由衷的热爱和崇敬。

黄宾虹在1907年去上海之前，大部分时间居于家乡歙县。歙县，古属徽州，明清时期经济、文化非常发达，有藏镪百万的富商巨贾，以豪富天下著称。到清末时虽已渐趋衰落，但原富有之家所藏书画古玩却仍然很多。黄宾虹从幼年时起，便得以观览各代书画珍品，“故家旧族，古物犹存者，因得见古人真迹，多为佳品;有董玄宰、查二瞻画，犹爱之，习之又数年。”为他以后的传统画学功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事实上，一个人幼年的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目标的选择和人格的塑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年长后，“遍求唐、宋画章法临摹之几十年。”“频数年收获之利，计所得金，尽以购古今书画，悉心研究，考其优绌，无一日之间断。”他一生的很多时间都用于对传统画学和金石学的考察研究上。

黄宾虹当年的身份并不纯粹是后人眼中的中国山水画家，而是个博学的编辑，教授美术史课的老教员;是一个笃好书画、金石、文字、精于鉴赏的文物鉴定专家。他在书法、金石研究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只不过被他的画名所掩盖而已。正是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再加上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才造就了他以后的成功。
黄宾虹一生经历了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可以说一个人一生很难经历这样动荡、这样巨大的社会变化，然而无论是政权的交替，还是思想意识的变更，都始终没有动摇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几十年始终如一的思维方式;始终如一的艺术主张;乃至始终如一的文风，似乎看不出多少因社会变化给他带来的影响。从中看出黄宾虹的艺术主张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而他的一生是与他对国学的精通和对民族文化的博学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