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晚期的仪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体的地位，由此．隶书由出自徒隶的庶民化书风，一跃而成为庙堂体。隶书的这种“文本”演化，超出了它的原初文化学规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误读”。
在很大程度上，汉隶极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
汉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所谓汉碑即指神道碑，这是汉碑与一般汉代刻石的重要区别。“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其实不然，刻碑之兴，当在汉季，古只谓之刻石。”墓碑的前身是碑。碑是古代宫庙门前及墓地用测日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