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夏、商、周、秦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概述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发现夏代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商周属于奴隶社会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包括多种用途的器物，其中礼器、乐器比重最大，而礼器中的鼎和乐器中的钟具有代表性。金文，就是铸或刻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大篆”、“籀文”。普通的铭文都很简短，但较之诸甲骨文长而完整。平均每器为二十至五十字，也有少于十字或多于二百字者。在甲骨文盛行的商代，青铜器有铭文的大多只二三字，长至十字或数十字的为数不多，书风受甲骨文的影响，从书法的角度看，商代金文近似甲骨文体势，至周的金文无论从文字还是书法，均与甲骨文拉开了距离。尊礼尚施，事鬼神敬而远之。”因此，甲骨文退下了历史的舞台，钟鼎文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这一时期以《毛公鼎》铭文为代表,笔法精美绝伦，纵向结体，严谨遒劲，行气流贯，十分难得。此外，还有《颂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等。
大公鼎
毛公鼎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帛书、竹（木）简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波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1） 局部
概述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发现夏代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商周属于奴隶社会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包括多种用途的器物，其中礼器、乐器比重最大，而礼器中的鼎和乐器中的钟具有代表性。金文，就是铸或刻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大篆”、“籀文”。普通的铭文都很简短，但较之诸甲骨文长而完整。平均每器为二十至五十字，也有少于十字或多于二百字者。在甲骨文盛行的商代，青铜器有铭文的大多只二三字，长至十字或数十字的为数不多，书风受甲骨文的影响，从书法的角度看，商代金文近似甲骨文体势，至周的金文无论从文字还是书法，均与甲骨文拉开了距离。尊礼尚施，事鬼神敬而远之。”因此，甲骨文退下了历史的舞台，钟鼎文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这一时期以《毛公鼎》铭文为代表,笔法精美绝伦，纵向结体，严谨遒劲，行气流贯，十分难得。此外，还有《颂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等。
大公鼎
毛公鼎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帛书、竹（木）简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波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1）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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