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永平
（一）戏曲、曲艺音乐的渐趋成熟

上海近代历史上流传过很多声腔剧种与曲种，尤其是明昆曲形成于上海近邻昆山，波及甚深。晚清上海曲家巨擘俞粟庐（上海人），主持吴局，自组粟社，使上海一度成为昆曲演出中心。最为重要的是，现存的《遏云阁曲谱》、《集成曲谱》等重要的昆曲传统乐谱，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明清三百年来昆曲音乐艺术的结晶。京剧自本世纪前已在上海形成了被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音乐特色，这就是在接受京皮黄的同时，保留了诸多的老徽调、梆子唱腔及京剧早期的唱法，还兼容了不少吴语地区的民歌小调。二十年代以来，大量连台本戏的上演，加强了音乐的一定戏剧性。而周信芳“麒派”艺术的形成，音乐上具有苍劲质朴、富于激情的特点而自成一格。产生于上海本地的沪剧，其音乐在进入都市后，在原山歌调的基础上，吸收了苏滩的一些唱腔音调节奏，同时加快了各唱腔板式化的进程，剧种腔调趋于成熟，由本世纪初的“本滩”进入“申曲”阶段，至1941年定型为沪剧。至三、四十年代，已出现了王筱新、施春轩、筱文滨和石筱英、解洪元、邵滨孙、杨飞飞、丁是娥、王盘声等唱腔流派。除京、昆、沪剧种以外，流入上海的其它剧种和曲种，也都由于上海特定的环境，大多获得了发展与成型的机遇，在各剧种声腔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近代上海戏曲舞台上较有影响的“苏滩”，它原是一种曲艺清唱形式，自本世纪前在上海组成第一个苏滩班后，二十年代一度成为上海主要舞台艺术之一。越剧从1917年进入上海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的三种腔调：四工腔、尺调腔、弦下腔等都是在上海形成的。四十年代后又形成了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六大流派唱腔，为五十年代后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它如粤剧、淮剧、扬剧、绍剧、甬剧等，均因为在上海拥有大量的乡民观众而发展迅速。而现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曲艺之一的评弹，也是在上海异地开花结果，发展出繁花似锦的众多流派。另一种在上海本地形成的滑稽戏，其南腔北调的音乐风格也为上海所独创，成为一种特殊的喜剧及其音乐形式之一。

（二）“大同乐会”与民间丝竹社团活动
上海地区的民间器乐，在城镇中活动的，由于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产生了各种异化现象，在郊县活动的，在进入都市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较为突出的是明清以来琵琶乐的发展与古琴乐的复兴。继清代琵琶艺术呈北衰南盛以来，南派的无锡、平湖、浦东、崇明四派中，上海已占其二，其重心移到了江南一带，并以上海地区最为集中。浦东派琵琶，始祖为上海南汇的鞠士林，弟子有鞠茂堂、陈子敬和程春塘，并以陈子敬为最。陈子敬的再传弟子沈浩初1929年编著出版《养正轩琵琶谱》，对浦东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崇明派近代琵琶名家沈肇州于1916年编辑出版了《瀛州古调》，使崇明派琵琶乐曲及其演奏技巧流传开来。崇明派琵琶另一传派被称为“樊氏三辈”（樊紫云、樊少云、樊伯炎）。而长期在国立音乐院任教的朱英，是近代以来平湖派琵琶的最主要传人。1921年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员身份，赴美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并为来宾表演，被认为是近代有记载的赴国外琵琶独奏的第一人。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上海出现了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琵琶流派--汪（昱庭）派。汪氏对我国琵琶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琵琶演奏新人。这些后起之秀大多成为后来全国琵琶乃至民乐界的中坚力量。如孙裕德、李廷松、卫仲乐、秦鹏章以及金祖礼、张萍舟、陈天乐、陈永禄、杨大钧、柳尧章、程午嘉、浦梦古等。我国古琴乐的发展虽然连绵流长，但自本世纪以来，已缺乏组织与交流。1934年由张子谦、查阜西、彭祉卿等琴家发起组织的“今虞琴社”，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琴事业的复苏和流布，奠定了基础，一时使上海成为全国古琴活动的中心。其出版的《今虞琴刊》虽只发行了一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其次，从本世纪初开始，上海民间丝竹乐活动也渐兴旺。以往乡村中那种锣鼓喧天的合奏形式，因不能适应市民欣赏和演出环境的需求，因而不得不摒弃锣鼓响器和唢呐，运用只加少量击节性乐器的“清丝竹”形式。这种活动开始在茶楼定期聚会，以乐会友，切搓技艺，合作演奏，自娱娱人，后来形成了社团性质的丝竹组织。如较早的“文明雅集”（1911）、“钧天乐处”（1915）、，“清平集”（1917）、“国声社”（1918）、“国乐研究社”（1919）等，“国声社”1919年编著的《国声集》，是现能见到的最早一本记录上海民间丝竹乐曲的乐谱。丝竹高手有杨志刚、郑耕莘、周星宝、袁诵尧、许仙、张志翔、金忠信、张丽生、朱少梅、楼恂如、王云甫、任悔初、倪燮跃、蔡之炜等。至二十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社团，其特点是有的社团已从演奏一般丝竹乐曲，扩大为整理或改编演奏其它的一些民乐传统乐曲等，主要的社团有：友声旅行团国乐组-上海国乐研究会（1920）、紫韵乐会-中国国乐团（1920）、乐林国乐社（1923）、霄兆乐团（1925）、云和国乐学会（1927）、侯家宅国乐组（1928）、梅友国乐研究社（1932）、沪东国乐社（1945）、“中国管弦乐团（1941）以及一些商界组织的社团，如“华联同乐会国乐组”、“邮务工会国乐组”、“新亚药厂国乐队”、“上海纱布联谊社国乐组”等，另有市郊的丝竹班、打唱班、道教班仍很兴旺。丝竹高手和民乐演奏家有周俊卿、周晋升、曹向春、姚守梅、李廷松、孙裕德、金祖礼、陈璋庚（陈重）、金筱伯、褚光荣、陈永禄、陆春龄、周惠等。

在众多的社团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成立于1920年的“大同乐会”。会长郑觐文，卫仲乐曾任乐务主任。“大同乐会”虽然是一个业余音乐团体，但已具有准专业民族音乐团体性质。它在民族乐队编制与乐器的改良；在改编与创作乐曲；在培养民族音乐专门人才等方面，对日后上海乃至全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柳尧章对《春江花月夜》的改编成功，无疑是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论是乐曲内容还是其演奏形式，均对我国传统国乐有了很大的突破，成为我国民族合奏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除了众多的江南丝竹社团外，本世纪以来，由于大量广东人集聚于虹口一带，为数众多的广东音乐社团应运而生，至二十年代，其规模与影响均为民间音乐之最。如松柏丝竹会、中华音乐会、精武体育会粤乐组、俭德储蓄会粤乐组，还有红光大戏院、广东大戏院以及大新、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均设有粤乐组。另有岭东丝竹会、韩江丝竹会、光华潮乐丝竹会等潮州音乐社团。最主要的是，广东音乐艺人思想解放、善于吸收、勇于革新，而成为一时乐坛的主力，创作了一批清新明快、爽人耳目的作品。其中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贡献最为突出。吕早年在上海的音乐活动，他创制高胡，改进和发展演奏技巧，获得极大成功。乐队由此改为以高胡为主，表现力大为提高，吕对现代广东音乐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广东音乐奠定了基础。在上海装设无线电台和早期无声电影时期，都大量运用了粤乐和粤曲，而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更是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