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墨生
于右任（1879－1964），原伯循，字右任，号骚心。陕西三原人。曾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创办《神州日报》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1931年创立草书社，1936年又编著《标准草书》，影响很大。出版有《于右任草书正气歌 》、《于右任墨迹选》等。

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于右任书法在近现代书法发展史中特殊的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对于这位碑派大家的书法，人们已有很多研究，在这里篇幅所限，只好先讨论笔者最感重要的问题。



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划归为雄强或者说阳刚这个美学范畴的书法大家，前后有两个人物最为重要，那就是吴昌硕和于右任。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的书坛，仍然是碑派书法的天下。虽然外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在根本上并没有能够使有志气有胆识的国民骄子改变他们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于右任生逢此际，慷慨以国，从政从戎，奔走革命，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留下了令人钦敬的一笔。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不同于人处。也就是说，早期的于右任不多属于艺术的，更多是属于社会政治的。这些奇特不凡的生活经历，动荡不平的社会历史，不会不对他的书法生涯产生影响。后半生的于右任虽然未必尽属于诗、书，但历史仍然使他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和极有影响的诗人。评价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似不能脱离这种历史框限。就艺术来说，在碑学观念的笼罩下，于右任的书法贡献主要是什么？一般说来，论于氏的书法就不能不提“标准草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于右任从普及推广规范化草书体势中找到了使书法走向通俗大众化的艺术道路。这一善意导向的文化观念也许是为了传统艺术的深植民众土壤，因为他当时提出的“四个标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便不全是艺术的范畴。应该看到，对“标准草书”的提倡在那个时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即便在今天的书界，呼吁人们把法度“标准”一下也并非过时。但是，我们估价一个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往往要陷入一个“怪圈”中：从艺术学角度？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标准草书”的力倡标准化、规范化，其宗旨便具有社会文化学的肯定价值，似乎艺术视角的价值便要弱得多。因为艺术可以不考虑科学的问题。也许有人要说，起码要求革法“标准”并不错。当然，胡涂乱抹是“天文”，而不是“草书”。既“草书”’，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草法”，即便各家各帖有异。仍在大的“标准”之内，人们终可识读，否则便被置诸“草书”艺术之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草书”并不怎么具有艺术审美上的意义，当不是瞎说。必须强调，我们并不反对“草书”的“草法”要“标准”——我们要在国际标准的规定范围内踢足球，否则“入球”也没有用。法度的规范化不应该成为风格多样化的对立体，他们有矛盾，但高明的书家就是要统一这个矛盾——在限制中显出身手。这便是从艺术本体论看“标准草书”问题。事实上，于右任先生在30年代倡导标准草书以来，书法的发展仍然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而衍进。作为这一艺术主张的于右任基本上没有成功。

然而，作为书法实践家的于右任却成功了。他在深入理解碑学传统、创造性地继承碑派书法的同时，开拓了碑帖结合派的审美新视野，创立了吞吐古今、大气磅礴的“于体行书”面貌。他所承接的是来自于赵之谦、何绍基、杨守敬、康有为、沈曾吴昌硕一脉的碑骨帖魂式的书法余脉，并赋予了鲜明的自家气质。张裕制的做作与误解派法、李瑞清的战颤习气与无力的追摹漫德视觉、康有为的外呈雄强之气，都没有给右任的行楷书留下多少不好的影响，他接受了他们的美学观，却没有接受他们的实践论。于氏直参三代，深研六朝，“朝临石门铭，摹写十三家”（自作诗句），融身于博大精深的碑版墓志之中，终于建树了自己的风范——雄迈清新、古朴贝雅。于右任行楷书，起笔收笔报去繁饰的笔法以简驭繁，以平东奇，直入平出而意态万方，可谓深悟“帖法”。这种笔法上的“书滑”不仅证明了他是真知运笔之妙的大家，同时也是他平中见奇、寓雄逸于质直美学理想具体体现。他的笔法的外象虽然狂平直简捷的，其内含却相当厚重和丰富，是“绚烂之极”后的“归分平淡”，所体现的审美品味异常深刻和富有艺术感染力。“欲造平谈天真难”，于右任的笔致美差足当之无愧。在字的结体上，他油桐源碑版墓志摩崖法乳也师心自用，妙于剪裁，具有兀然独秀的痴呆。奇正相生、疏密相间、开合揭放备及变化的手段，呈露着“熟后生”、“生后熟”的锤炼心匠。这种笔法与结字上的一致性，足以张明他的“深入浅出”于传统美感和古人技法的本领——艺术胆识、艺术能力的综合力。就上述特征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融组碑帖两大美感式样于一炉的书界巨子，也可以认为他是开拓了即演书法新格局的一代大家。
气格上的兼容性、表现上的洗炼化，集中为于右任书法的美学特征：雅、大、自然。

在寻找书法笔致美、结构美、意境美的努力中，于右任形成段真难的碑风。是历史社的人文背景和个性气质、文化素养以燎陈官的书艺传统合了“于体行书”。于右任的草书也堪称独步，其笔致如锦裹铁，行气冲和虚灵，一派儒雅蕴藉之风。在这种数限馍为体势的书体上，于氏以盘纤的个性笔调直接古代的草书覆辙。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对后来书法发展的影响都是20世纪前期他人无与伦比的，也是整个20世纪极少几位书法重镇之一。目配书法的“写”的意蕴臻于一种完美。在开拓碑派书法美和创造历四结合新的美感式样方面．他都是一个承先启后型的转捩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