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峻岫
摘要：

弋阳腔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弋阳腔诞生在江西弋阳。弋阳腔一诞生，就以它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魅力迅速地弥漫于中国的戏曲舞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演奏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高亢的旋律，创造了中国戏曲的新形式，揭开了中国戏曲史的新篇章。

弋阳腔自由的表演风格和高亢的旋律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凝结成的。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战乱未已、灾荒不断。洪武二十四年，弋阳户数，19，718户，人口51，653人。至清顺治六年，弋阳县人口仅有11，801人，人口锐减五分之四。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把弋阳腔锻造成了“高腔”。弋阳腔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弋阳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秉性耿直，崇尚宗教。弋阳腔熔铸了弋阳人的性格。通过对戏曲的审美活动，获得了自我释放，自我减压，自我陶醉的艺术享受，最终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明代弋阳人口急剧减少，“固有户存而人去者，逋亡迁徙，不著汔土也著于世矣。”由此，对于嘉靖年间“弋阳之调绝”，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释。

关键词：弋阳腔 高腔 顽强生命力

昆曲艺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这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一大幸事。同为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对中国各地传统戏曲声腔影响更加深远的弋阳腔，依然处于国人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状况，实在是一件憾事。幸好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的迹象。

全国弋阳腔（高腔）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27日在弋阳腔的发源地江西弋阳召开。与会的各地专家、教授，各抒己见，掘微探幽，释惑析疑，成果不小。虽然本人提交了一篇《弋阳腔的形成、传播与其社会现状》的论文。但是，十五分钟的发言，颇觉意犹未尽，特作此文，一来就教，二来为弋阳腔鼓呼。

一、 南戏早期进入弋阳的可能性

弋阳腔为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南戏出自温州，亦称“永嘉戏”。浙江、江西是邻省，春秋时期同为吴、越属地。江西饶州、信州与浙江温州近在咫尺。且元代饶州、信州归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管辖。既然两省有如此密切的地理、历史渊源，诞生于浙江温州的南戏在它形成之初就应该进入弋阳。

按明祝允明《猥谈》的说法，南戏“出于宣和（1119）之后，南渡之际”。刘壎《词人吴用章传》：“至咸淳（1265—1274），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这是一段关于南戏进入江西珍贵的最早的文字记载。然而却不能因此得出南戏在咸淳以后进入弋阳的结论。否则，南戏在诞生一百多年之后才进入弋阳，而随后又在弋阳孕育了影响深远地“弋阳腔”，则是令人费解的。

花象太先生于1991年主持修纂的《弋阳县志》，根据民间传说猜测南戏进入弋阳，与南宋弋阳人陈康伯和南宋弋阳人周执羔等人有关，值得重视。

南宋弋阳人陈康伯（1097—1165），宣和三年进士。此时，正是所谓“宣和与民同乐”、“第奏乐行酒进杂剧而已”1的戏剧文化大繁荣时期。作为一名新科进士，陈康伯追随当时的社会潮流和朝野上下的喜好，成为一名南戏的热心者，是可以预见的。陈康伯出仕不久在家丁忧三年，其间，为乡里做了一件大事。“贵溪盗将及其乡，康伯起义丁逆击，俘其渠魁，邑得全。”2由此可见陈康伯在家乡是轰轰烈烈地，而不是一味地哀凄守制深居简出的。

陈康伯晚年多次要求辞官回家。“明年，改元隆兴，请益坚，遂以太保、观文殿大学士、福国公判信州”。3一次丁忧，在家闲居；一次在家乡（信州）做官，作为经历过“宣和与民同乐”且“进封鲁国公”4的朝廷重臣，陈康伯与南戏在弋阳的流传全然无关，似乎说不过去。

陈康伯与温州人王十朋是同时代人，他们同朝为官。绍兴三十一年，王十朋“改除吏部侍郎，力辞，出知饶州”。5王十朋“赴饶州任职，路经弋阳县，就曾在碧落洞天书院（元代改名叠山书院）讲学，并拜访在家丁忧的陈康伯。王十朋赠陈一批南戏剧本。”6虽然这段文字来自于民间传闻，却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弋阳人周执羔（1094—1170）为宣和六年进士。也是在朝野上下沉迷于“涂抹粉墨作优戏”7文化氛围中走上仕途的，且第一次任职就在浙江湖州。建炎初，周执羔“寻以继母刘疾，乞归就养，调抚州宜黄县丞”。8绍兴五年（1135），周执羔又丁母忧，回到弋阳。“明年春，迁太常丞。会始议建明堂，大乐久废不修，诏奉常习肄之，访辑旧闻，庀阅工器，制作始备。累迁右司员外郎。”9南渡以后，“中原既失，礼乐沦亡。”10一切“教坊乐器，乐书乐章”，音乐人才都损失殆尽。周执羔作为太常丞，既要监制乐器完善乐章，健全国家的礼乐制度，还要到民间去访辑旧闻，搜罗乐舞人才。如果说，这样一位礼乐方面的官员，竟然置南戏于不顾，更是不合情理的事。

其实，所谓“倡优淫哇之声”早在“政和”（1111）时期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起来。“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11当时，在州郡岁贡设宴之时，以倡优淫哇之声代替雅正音乐《鹿鸣》的风气，当属普遍现象。陈康伯和周执羔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为南戏积极地传播者是可以想象的。
宋代弋阳属饶州。饶州文化发达，人才辈出。鄱阳洪皓以及他的三个儿子洪适、洪遵、洪迈“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孙森然，以著述吟咏自乐。”12洪迈的《夷坚志》多处写到当时的戏曲活动。其中《优伶箴戏》更是一篇了解宋代戏曲的重要文章。

饶州贵溪人张运与陈康伯同为宣和三年进士，官至集英殿修撰，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洲。饶州乐平人魏安行与周执羔同为宣和六年进士。魏安行先做湖南长沙市丞，后为弋阳县令，官儿作到了家门口，与陈康伯、周执羔等人唱和应酬则是必然的。从宋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进士出身的饶州人还有浮梁人程克俊、程瑀，德兴人张杞、汪藻、张焘，乐平人朱嗣孟等。不能说这些人都与南戏关系密切，但是，要忽视宣和时期南戏在饶州的存在也是困难的。

南戏在饶州的活跃尚有两座南宋墓葬出土的瓷戏俑为证。一是1979年在江西景德镇出土的南宋查九曾墓葬瓷戏俑。一是1975年出土于鄱阳县南宋洪子成墓葬瓷戏俑。查九曾墓葬时间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洪子成是洪迈的孙子，洪皓的曾孙。洪皓生于公元1088年，逝于公元1155年。洪子成墓葬的时间为公元1264年。饶州洪氏家族的戏剧情结起码延续了四代二百多年之久。

二、 弋阳腔形成的社会因素

弋阳腔产生于元末明初，这是目前戏剧史家们共同的认识。然而，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几乎战乱未已。既有对金人入侵的激烈抵抗，也有贫苦农民因为压迫深重难以苟活的抗争；有大义凛然挽救危亡的民众聚义，也有对倭寇以及叛乱者坚决地反击。

元末，江西更加陷入战乱之中。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江西袁州爆发了响应“白莲教”的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在饶州和信州一带，展开反元战斗。“白莲教”的起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13无数百姓在骚乱和战火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保其乡，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14

明代，弋阳多苦难。“弋地兵燹频仍，官和庐舍荡为榛莽。”15正德间“江西、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16“正德二年，丁卯，余干知县潘泰，横苛激民，余乾七、王浩八等聚众遥（姚）源作乱，流劫弋阳。”17

“正德五年（1510）姚源盗起，将犯弋阳。”直到正德七年“构乱猖獗，弋阳募兵所在，攘掠居民。”18这场官逼民反的动乱波及贵溪、铅山、乐平、德兴、鄱阳等地。

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百姓遭受宁王朱宸濠叛乱之苦。朱宸濠派人四处收买皮张，制造甲胄，打造兵器，操练兵勇，收编鄱阳湖一带的胡匪大盗，图谋作乱。王守仁出兵平叛，战火殃及整个赣江鄱阳湖地区。

“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毛海峰犯闽、广地。用兵。有叛兵自闽出，犯而取道于弋。始筑邑城。”19

嘉靖四十年（1561），辛酉秋七月，刘贼袁三（即袁凤）等破玉山，顺流而下，掌贵溪县事。……十月，闽、广流贼从火烧岭突入弋南冈湖山（即江浒山）焚掠一月。”20

除了兵匪制造的战火之外，明代弋阳地区的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明正德三年（1508）弋阳、余干、鄱阳、乐平、贵溪、德兴一带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21据明代万历九年刊本《弋阳县志》记载：“嘉靖三年（1524）五月，大水入县门衢巷，舟楫民舍，漂没无数”。“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大水”。“嘉靖十九年（1540）夏秋之交，雨旱相仍。”这一年为庚子年，邻县贵溪，发生了大饥荒。县志记载：“民有取草根树皮以食者。至今故老语荒年，必称庚子。”22“嘉靖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544、1545），连旱，禾稼伤损，民多饿筟（莩）”。“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四月，连雨蛟出，水湧平地数尺，漂没良田庐舍”。“万历三年（1575）夏饥”。“万历五年（1577）四月，大水，河溢，灌至仪门，天雨黑子，状如荞麦，各乡皆有之”。23
明代江西的田赋是沉重的，洪武二十一年，南昌“官田一亩岁收租五斗。”24至永乐时，“江西十三府官田租重十倍民田。”25“明代，江西人民，以只有全国1/20的田地，承担着全国1/15强的田赋，亩平均田粮额较全国平均米麦数高出近三升。”26

除此以外，江西还要负担三大藩王和诸多小藩王沉重的苛捐杂役。“南昌、建昌、饶州宗室固在，民疲供亿，视临江、吉、信、抚诸郡，殆有加焉。”27除了沉重的田赋，大小藩王残酷的剥削以外，更有豪强缙绅疯狂地掠夺、兼并土地。而这些占有土地的缙绅豪强“积岁应纳之粮，分毫不输，无敢诘问。”28以至于“造成“江西公私匮竭，人民滋困”。29有良知的地方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但赋重疫繁，富者贫，贫者致无以为生。……细民终岁不知盐肉之味，加之贪暴纵横，愁苦无愬。此皆我辈司牧者之罪也。”30

洪武二十四年，弋阳户数，19，718户，人口51，653人。至嘉靖六年，弋阳户数已不满万户，仅剩下9，711户。从嘉靖六年至嘉靖四十七年，四十一年间，弋阳户口再减至9，421户。至清顺治六年，弋阳县仅存11，801人，人口锐减五分之四。“厘井环匝，为一方之雄镇，（的弋阳）今仅有空城，民居寥寥矣。”31

战乱和灾荒不已，锻造了弋阳及其附近地区百姓顽强不屈的性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催征则恃强抗拒，习以为常。”32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尔年以来，人心不古，淳者漓，朴者斫，强狠徂诈之习侵兴，是以狱讼不息，盗贼滋蔓，视昔盖径庭矣。”33

弋阳人生性耿直，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是有传统的。明万历年间弋阳知县新安人程有守说：“弋吴丸邑也，犹当古百里之封，先辈之高风孤节，凛凛有生气，山川文物甲于江右。”34所谓“高风孤节，凛凛有生气”，就是对弋阳人秉性耿直，嫉恶如仇，敢做敢当精神的另一种解读，另一种阐释。

弋阳腔与昆腔同样脱胎于南戏，但是，弋阳腔和昆腔产生的社会背景大相径庭。虽然最初昆腔也是：“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士女顺口可歌而已”。35但是，昆腔经过了文人在书斋里的精雕细琢，经过了知识分子诗酒会友，檀板轻敲，细心玩味，缓词磨调，精心包装的艺术加工。

元明时期弋阳及其附近地区严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弋阳腔不可能是浅斟低唱，不可能舒缓委婉，不可能追求雅致精巧。弋阳腔不是在文人的书斋里诞生的，不是供花前月下玩味的，不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消遣，甚至不是在达官贵人的酒席宴上演唱的。弋阳腔是下层民众的戏曲，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产物，是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挣扎和呐喊；是站在悬崖边上，对命悬一线者的召唤和拯救；是面对饥饿和死亡时生活勇气的鼓舞；是人生理想的寄托和对生命的一种解读。

弋阳人的性格、风俗、习惯就是弋阳腔产生的环境和土壤。这样的环境和土壤决定了弋阳腔不可能是纤细的，轻浮的，艳丽的，繁缛的，只能是质朴无华，浑厚大气，锣鼓铿锵，铁板铮铮，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把弋阳腔锻造成了“高腔”。弋阳腔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弋阳腔的艺术风格是质朴的，不是粗率的；是激情澎湃的，不是冷漠悲戚的；是统摄人的灵魂的，不是喧闹低俗的；是恣肆汪洋的，不是孱弱轻浮的。弋阳腔艺术是建立在弋阳（整个饶州地区）丰厚的人文文化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丰富的地域文化之上的。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特殊的人文精神是弋阳腔艺术蓬勃发展的源泉。弋阳腔倚靠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力造成人心灵的震撼。锣鼓铿锵，以情动人，不受约束地自由发挥，和“改调歌之”、“错用乡语”、富有表现力和激情的帮腔，使得弋阳腔获得了超越方言土语和地域文化局限的艺术贯穿力、亲和力，以及融合各种地域文化的穿透能力。

三、 弋阳腔广泛传播是由于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

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神庙记》中说：“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杨。”对于汤显祖的这段话，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当我们对弋阳人在元、明时期，特别是嘉靖前后遭遇战乱和灾荒不断的苦难，有所了解的时候，对所谓“弋阳之调绝”，应该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

明万历版《弋阳县志》对于弋阳民生凋敝，人口锐减的解释是：“弋之民数百年生聚，宜鳞鳞矣。然稽之版籍，固有户存而人去者，逋亡迁徙，不著汔土也著于世矣。”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对无休止的战乱和连年不断地灾荒，人民大量地迁徙和逃亡，是必然的。

万历版的《弋阳县志》对于弋阳风俗江河日下，人心不古，感慨良多。“今醇朴之意侵衰，寒盟夺嫁，讦讼无已，又多宰牛溺女，力禁不止，不能无江河日下之感。”36明中叶以后的弋阳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不但男婚女嫁的古礼得不到遵循，连作为命根子的牛也要被宰杀，而且“溺女”成风，屡禁不止。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以农为本，重视家庭子女，视耕牛如同生命。无男婚女嫁，则人伦尽失；无犁牛耕种则不为“正业”，连亲生骨肉都不能养育则难为爷娘人家。明代“宰牛溺女，力禁不止”的弋阳，到处可见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场景。

大批的弋阳人宰牛、溺女，迁徙和逃往的现实，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代弋阳人口为什么大幅度地锐减，也为我们理解“弋阳之调绝”找到了新的解释。一切生路都断了，摆在弋阳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逃往、迁徙，流亡他乡，另谋生计。其中一些人自然就会操持旧业，吃“开口饭”，以路为家，以戏为田，四处卖艺糊口而已。

明代江西人口的逃往和迁徙，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江西填湖广”。明成化年间丘濬著《江右民迁荆湖议》说：“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37桂萼的《江西图序》说：“弘治以来，赋役渐繁，土著之民，少壮者多不务穑事，至弃妻子不顾，礼俗日坏，出营四方，恶少间出矣。”38万历年间人张瀚则说：“（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39万历十六年版的《南昌府志》说：“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40

明代江西流民的“糊口之技”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行业呢？王士性《广志绎》说：“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41明万历版《南昌府志》更加明确地说：“（江西）地窄民绸，多以手艺教书为生，趂食四方，南北要途，居辄成市……”42也就是说，弋阳以及江西各地四处逃亡的“流民”，本就身无长物，经过长途跋涉的艰辛之后，只剩下一张口了。要想活命，只能做“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的无本生意。

“流民”之中有商贾，但是更多的则是工匠、医巫、占卜、教书、堪舆之人，当然也包括演唱和热爱弋阳腔的人。元代江西杂剧作家赵善庆就是一个善风水堪舆的阴阳学正。赵善庆饶州乐平人，乐平正是弋阳的邻县。

明徐渭《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南词叙录》刊刻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也就是说嘉靖三十八年前后，弋阳腔已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了。这与汤显祖“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的说法看似矛盾实为相承。明成化、弘治至嘉靖年间正是江西弋阳及其整个江西地区百姓生活最艰难，生存最危急，生命最困顿，不得不挟技艺，趂食四方，作“无本生意”的时候。

迁徙和逃亡，使得弋阳腔在它的原发地绝迹了，但是在人们所到之地，弋阳腔依然流行着。据明代范濂《云间据目钞》记载：“戏子在嘉、隆交会时，有弋阳人入郡为戏，一时翕然崇尚，弋阳遂有家于松者。……”这段史料，正是弋阳人逃亡至松江一带“吃开口饭”并定居下来的真实记录。由于弋阳人的到来，“弋阳梨园”在苏、松一带兴盛一时，不是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偏见，有意排挤来自下层民众的弋阳腔，短时间内弋阳腔是不会在苏、松一带没落下去的。

大批逃亡的弋阳及其周边地区的百姓，四处寻找安身的处所，一部分人经过邻县乐平、浮梁，进入安徽皖南一带，与当地的余姚腔相结合，产生了“乐平腔”和“青阳腔”；一部分人经贵溪、宜黄，继续深入到福建、广东，推动了当地地方戏曲的变革；还有一些人经南昌进入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就亲眼见到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的情形。

四处逃亡的流民，一路播撒着弋阳腔的影响。加之浓浓的思乡情结，化不开的乡愁，在流民中间蔓延，只好以激越的弋阳腔来排解。此后又有了江右商人的加入，壮大了弋阳腔的声势，扩大了弋阳腔在各地的影响。“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改调歌之”、“错用乡语”的灵活和包容，使得弋阳腔在各地的土壤中扎下根来，由此派生而来的地方戏曲逐渐繁盛起来，弋阳腔也就成了许多地方戏曲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