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汉剧院赴港演出前，在广州公演《花灯案》，剧场效果非常强烈，观众被演出紧紧地吸引住。这个戏，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看完戏走出剧场，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激动地想着这个问题。

当然，一个戏受不受观众欢迎，情况比较复杂。比方这个《花灯案》，因为赴港演出，舞台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都经过一番认真的设计和制作，演员表演格外卖力，导演下了功夫，整个舞台光彩夺目，使人觉得面目一新。这些也是观众欢迎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台戏，吸引住观众的，使观众随着剧情发展产生喜怒哀乐剧场效果的，首先是剧本。是这个剧本写得好。

据说，汉剧传统也有这出戏，是一出短戏，即现在最后一场“供状”的内容□=夥□后，有人曾经整理改编过，增加了一两场，还不是一个晚会的长剧。这次，汉剧院编剧丘丹青同志参照传统戏一些情节，主要是根据通俗说部丛书《岭南即事》的羊城掌故《王大儒供状》进行改编。从现在这个剧本看，我觉得改编者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因为掌故的《王大儒供状》故事加“判语”，不足两千字，而且糟粕很多，现在剧本的许多精采情节又是掌故所无，可见作者的匠心创造。

说剧本写得好，首先是写了几个有性格的人物。

先说王大儒与陈彩凤。员外陈聪，一心想把女儿彩凤嫁入贵门，聘穷秀才王大儒回家做老师，隔帏教陈彩凤。对这两个年轻师生，员外“隔帏”还不放心，还骗女儿，说教她的先生是个满脸麻子的丑怪老头；另方面又对王大儒说他的女儿是个懒散流鼻涕的姑娘，企图以此断他们男女私念。不料元宵节观灯，熙来攘往的游人中，王大儒与陈彩凤相遇，陈彩凤见王大儒一表人才，顿生爱念，通过梅香，要与他结伴同行去观灯，尽管王大儒说“大街之上，男女同行，岂不惹人非议”，也无法摆脱。迫于无奈，王大儒惟有同路隔行，“书生辈莫被人指背闲讲，我只好远随她低首倘佯。”从观灯到上路，彩凤谈到她的老师才学高超，可惜是个满脸麻子的丑老头，王大儒也说东家告诉他教的是个流鼻涕姑娘，梅香插嘴“相公来教小姐你，岂不美妙呀！”就这样，梅香穿针引线，彩凤热情奔放，借灯景的张生与莺莺，妙嫦追舟，梁山伯与祝英台，处处主动表示爱情，王大儒却老实戆直得一切照书本所说解灯，气得彩凤情不自禁地说“天下的读书人象他（明指梁山伯，暗示王大儒）那样，女儿辈就休想嫁夫郎”。一场观灯，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划得细致人微。如果说，这段戏有梁祝的“十八相送”之妙，它还有一点独特的是王所教的，“丑”女学生和彩凤所从的“怪”老师，这“丑”和“怪”，埋下一条迷人的伏线，使后面的戏，更波澜起伏妙趣横生。

第二场“揭帏”，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戏。由于元宵放假，王大儒□=坛虏史镆惶欤□第二天晚上，员外要王大儒补昨天的课，殊不知这晚上，王、陈各自有约城隍庙相会，而都不知相约的人就在眼前。他们在员外的监视下，补课心神恍惚，王大儒“强抑心绪补一课，惟望东山月上迟”，陈彩凤“欲求脱网思无计，厄运偏偏在此时！”员外监教一阵，见王大儒教三从之义，读一句，陈彩凤跟一句，坐定补课了，嘱王要向女儿详析此三从四德之后，自己去了饮酒。王、陈见员外走远，两人因挂着城隍约会，心不在焉，王心乱言错“既嫁从父，未嫁从夫”，彩凤听老师语无伦次，调皮地不断发问，想作难老师而借机溜走。当王教到“夫死从子”时，彩凤问：“先生，夫死若无子，该从谁呢？”王被问得无话可答，只好说：“书上无言”。这些问答，不是游戏，更不是廉价噱头，而是这两个人物性格的进一步刻划。一个求爱心切，热情奔放，一个诚实戆直，循规蹈距。戏发展到王、陈冲口而出“如今东山月上，怎到城隍庙旁？”互相听见之后，互相之间还以为自己昨晚之事曾被对方看见，于是说“你去我就不去了！”彩凤怨这“丑怪老头太多事！”王大儒笑这“懒散姑娘不痴”。梅香忽然觉得老师的声音很象昨晚的相公，想出一个问字的办法揭帏相见，一看，双方都呆了，原来就是昨天相见约今晚相会之人。正当惊喜交集的时候，梅香一看。“员外来了！”陈彩凤、王大儒慌乱中坐错了厢房，员外看见他们神情和坐错位置，一怒之下，“三两碎银”赶走了王大儒，拆散了这对有情人。这场戏，写的是男女爱情，但不是卿卿我我，而是把束缚男女青年婚姻自主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揭露、鞭挞、嘲讽，这种嘲讽，不是直说直教，也非公式图解，而是形象地通过人物性格的刻划体现。已故戏剧家洪琛谈到，剧本是否写得成功，要“究问那作者说话的方式，是否戏剧的，是否善用戏剧技巧，是否能将他所要说的话，用一个动人的故事具体敷衍出来，而不是率直地座谈式地笨说。这，正是此戏写得好和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作家写戏的成败，在于对人物塑造的细粗，观众看戏印象的深浅，也在于舞台形象的优劣。人们看完《花灯案》，除了谈王大儒和陈彩凤，众口皆赞那个栩栩如生的知县。封建社会的县太爷，按封建情理，王大儒与陈彩凤，无媒苟合，当然应该判罪。但此时此地此官，一反常规，即如《岭南即事》“判语”所述：“此风流之案，所必诛冤孽之场不可赦者也。然朝廷有略法以原情，官府亦设身而处地。红妆少女，赚人是柳叶之眉；黄卷书生，误我是桃花之命。蝼蚁亦知春色好，斯人未免有情，梦魂不到故乡来，本县曾经此苦，王氏才高堪拆桂，暂且偷花，陈家女技擅描龙，何妨引凤。珠明玉美，一双是地下神仙，女貌男才，两个非色中饿鬼。恨则恨乐昌曾有分离镜，喜则喜平地今成撮合山。天公无错我无差，夫婿本是佳婿，冤家有头债有主，新人原是旧人。狄仁杰，反周为唐，蔺相如，反壁归赵。鸿恩如海，父母官亦作冰人，铁案如山，慈悲心遂成菩萨。”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县官。好一个“本县曾经此苦”，汉剧《花灯案》紧紧抓住知县这个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写了他在整个判案过程的思想和做官为人尤其是心灵的奥秘。比如“供状”，当王大儒、陈彩凤恳求知县“大人开恩！望大人体下情宽宏大量，拆散了好鸳鸯苦痛深长！”的时候，知县情不自禁地：“啊，本县曾经此苦！”立即叫王大儒、陈彩凤站起来，自己感慨万千地内心独白：“王秀才正象我往日可怜模样，陈小姐也好似我那苦命娇娘。”指着那个员外陈聪：“这老头在那旁一副怪相，也好象他那个无情的高堂！”怎么判案？知县借口事由陈聪在禺山摆灯景引起，提笔一批：“陈聪禺山摆风流，大儒彩凤效风流，风流案子风流办，惟以风流治风流！”以此结案。陈聪间知县什么叫“以风流治风流”，知县回答说，就是“由本县为媒，你回去速办婚礼，让大儒、彩凤成亲，以免今后再发生不端之事。”这样的知县形象，在戏曲剧目中还不多见，不仅独具个性，其思想性格还会给人有益的启发。

其次，这个剧本有些情节是设计得很好的。

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一个剧本的主要人物，如果没有曲折的带戏剧性的经历，只是和常人一样生活无波，这不是戏剧描写的对象。因为人物没有性格，也没有戏，不是戏。同样，如果不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人物出发，为了有戏，胡编一通，离奇怪诞，表面上好象很有戏，实际上故弄玄虚，经不起推敲，这样的戏也不会有生命力，也不是好戏。

说《花灯案》的情节好，因为它曲折的情节是为塑造人物而设，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而精心安排。比如第三场陈彩凤的装疯，由于她钟情王大儒之后，员外为了攀贵，把她作“上供的羔羊”，迫她嫁孔衙内，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装疯“退兵”。于是，她当着作媒的刘伯父面前，乱言“闺训”，嘲骂天地君亲师，弄到父亲脸上无光，无地自容，那个刘伯父扫兴、沮丧、偷偷溜走。可贵的是这不同于《宇宙锋》的赵女装疯，员外设有直接和女儿谈婚事，只是请媒人公来考女儿的才华，他以为女儿有名师专教，才华出众，媒人公考过之后，回禀孔衙内之父孔老大，一定垂涎三尺。员外万没料到自己弄巧反拙，陈彩凤的装疯乱语，不仅使他名誉扫地，而且把媒人也吓昏了。一场“装疯”，陈彩凤父女性格都得到进一步的揭示，既真实可信，又有戏看，妙极了。当然，这场戏的末尾也有缺陷，后来的陈聪用王大懦送给彩凤的一把扇做文章，说是王大儒临行时说要回这把扇，彩凤因此疑王是薄幸人。这太简单了，作者想以此使戏再生波澜，但这损害了王大儒和陈彩凤两人纯真的爱情，破坏了他们可爱的性格。

陈彩凤因疑王大儒变心一病不起，王大儒扮医生问病的第五场，也是一场很好看的戏。这场戏，写陈聪见独女病得奄奄一息，寝食不安，叫梅香延医诊病，梅香教王大儒扮大夫入府相会，彩凤释疑、定情。这场戏，在王大儒与陈彩凤之间，站着个陈聪，陈彩凤心中还隔着一道。“薄幸儿”的墙。情人相见不敢相认，不能相言，可以想象，此间会产生多少精采的扣人心弦的戏。如果说，第二场的“揭帏”调错坐位是那场戏的高潮，这场戏的错扣假长胡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里在慌乱中梅香把王大儒的假胡子错扣在陈聪衣领上，带有闹剧的味道，也许有人认为不合理，我觉得不要紧，这个动作合乎此时此地梅香之情，在这里，应该说已经理在情中，没有这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戏的高潮不一定能达到现在这样强烈的效果。我想，这正是许多在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现之舞台观众觉得可信（不觉得不真实）的又一个例子。

当然，从整出戏来说，最精采最高潮还是最后的“供状”。这场戏之妙，在于有层有次，有分有寸，有情有理。比如一开始，陈聪三更击鼓告状，刚巧惊醒知县与当年娇娥重逢的美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引子；跟着开堂审王大儒，当王说自己“非窃玉偷香，乃是与陈府小姐私订婚姻”时，他立即想到“他怎么学起本官当初的事情来了？”知县虽然同病相怜，但在公堂之上，不得不说：“王大儒呀，……有个正人君子模样，何必滋生男女闲情，自招苦食呢？……王秀才呀王秀才，这公堂之上，休怪本官无情了，左右！”然后轻声对差役说：“轻轻打他四十。（大声）重重打他四十，赶出衙去！”这那里是审犯人？完全是对王一片同情之心，实际上是想就此了案。后来，陈聪死缠不放，彩凤喊宽，才继续审问下去，才引出揭帏、观灯、陈聪乱讲男丑女怪等一连串事，陈聪父女在公堂之上辩驳一番。这个“本县曾经此苦”的知县的审问和插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如他听到陈聪控告王大儒揭帏，却偷偷笑“嚯，此中枝节，饶有意味哟！”当陈聪控告王、陈私奔时，知县“嘻嘻，这桩风流案件倒也有趣！”当知县完全迷进去听王大儒、陈彩凤的诉说时，忽然想起这是公堂，又一本正经责问：“你们是讲故事，还是供状？”之后，才把话题转向审

陈聪，指明利害得失，终于判这对情人成眷属。这样的判案，非常引人，我看比观众熟识的“三司会审”，并不逊色。

总之，不管是根据传统改编，或是根据《岭南即事》创作，这出戏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比如王大儒的性格还可加工，“拾花”那场戏单薄等等。从更高的要求来说，现在的改编创作，比较注意去芜存菁，并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应该肯定。但如何使这样的婚姻纠葛、官府判案的历史故事，赋予时代精神，具体说，就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戏的主题思想更有新意，更有现实意义，这方面，还应该和可以作进一步的修改和提高。这种提高，不是外加的，也不是作者出来说话，而是不脱离这故事基础去寻找现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侧重婚姻或判案，也可以两者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历史和现实都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写好这种联系，才能更好给人启发、借鉴，使剧本更有生命力，更能为今天的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