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访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

“传承”是当今昆曲界乃至传统文化界的热点话题。中国传统的昆曲表演讲究“口传心授”，传承不仅仅在于文献的钩沉、文本的阐释，更在于每一位舞台演出者。然而，学界当前的昆曲研究存在注重文本，轻视舞台的问题。
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看来，“戏以人传”，传承应首先落实到演员身上，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演员，将是承接这个艺术的直接载体。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于2008年起，由郑培凯教授主持，开展“昆曲传承计划”。计划已陆续邀请多位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来港示范讲座，并采用文字与影像双轨记录方式对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力图将近代昆曲代表剧目之传承脉络完整保存。 计划所得材料现已陆续整理，第一期成果（《春心无处不飞悬：张继青艺术传承记录》、《普天下有情谁似咱：汪世瑜谈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依旧是水涌山叠：侯少奎艺术传承记录》）已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昆曲研究应如何将文本研究和舞台表演相结合？如何通过研究传承昆曲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培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昆曲传承计划”中口述历史访谈的情况？计划选取多少艺术家进行访谈？访谈围绕哪些内容进行？进度如何？

郑培凯：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已经访问了汪世瑜、张继青、姚继焜、侯少奎、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计镇华、刘异龙、张铭荣、黄小午等十余位表演艺术家。“昆曲传承计划”的第一阶段，按照原先的预算安排，已经超额完成。这些昆曲艺术家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一般是停留一个月或两个月，每个月进行五、六次艺术示范讲座，同时接受深度采访。

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与一般对戏曲名家的访谈方式不同。主要着重点不在他们的生平与经历，而在他们对昆曲艺术的传承，是如何学艺，老师怎么教，哪几个老师教，异同之处何在？他们从艺之后，如何体会舞台表演，如何经历不同阶段的认识，如何配合自己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风格？从艺五六十年，现在怎么总结，有什么心得，并如何传给下一代的昆曲演员？探讨的问题，环绕“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对唱腔与身段的传承，是我们访谈的关注要点，而且还要捋清不同时段的变化。

具体来说，计划的纵向目标，希望分述出几个不同阶段艺术家的艺术呈现：一、受访者师辈于不同年代的舞台呈现；二、学戏期间受访者的舞台呈现，是否跟师辈的传授有不同，变的原因是什么？三、具备舞台实践与理解后，台上的表演又有没有变化；四、演员会否受到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冲击而改变表演的观念？多年不演戏，又是否影响自己在舞台的呈现？五、改革开放后的”变”？是否会受经济改革的社会思潮，表演上会有新的想法，又会否受外来戏剧理念的形响。六、昆曲获世界文化遗产名衔后，传统艺术受世人肯定，对昆曲的理解又有否改变？七、传授学生时又有何”变通”？横向的记录，则希望包括每个戏的细致变化，从以下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美等方面去叙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的昆曲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对舞台表演往往比较忽略。您认为未来昆曲研究应该如何推动文本研究与舞台研究进一步结合？对于昆曲的学术研究应如何与昆曲的传承切实结合在一起？

郑培凯：我们通过文字与影像并进，是为了尽量保留材料，供将来细部研究之用。出版书籍的文字部份，是我们和昆曲老师共同整理的艺术经验总结。但是，整个访谈与示范材料，是可以多达两个月的录音与录像过程，是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都存在学校的资料库中，可以供将来的学者使用。材料极多，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制作，只能总结主要论点成书。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尽量保存昆曲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保留大量的文字与影像材料，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最详实的依据。傅斯年以前就说，先有材料，才能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过去的昆曲研究（以及整体而言的戏曲研究）欠缺舞台表演传承的这一块，原因是没有具体详实的材料，而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昆曲作为中国文化“非遗”的一大领域，只有通过累积研究素材，才能出现言之有据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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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传承计划”的借鉴意义

“昆曲传承计划”限于资源，只能邀约一批演员参与计划，但实际上需要及值得留下艺术纪录的昆曲艺术家仍有很多。这些演员同样继承着上一辈老师的艺术，其本身的行当、承传的剧目、演出风格等，都有其独特之处，都是昆曲艺术的宝藏。在全国各个昆曲院团中，也保留了不少影像或文字数据，但限于其本身的保存意识不足，或技术资金问题，未能把一些老数据很好的保存起来，更不用说将之发行，供研究者参考著论。这些数据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而日益损坏、遗失。

作为“昆曲传承计划”的补充，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二十世纪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承计划”于2010年启动。该计划对中国六大昆曲院团三十九位老一辈昆曲艺人、导演、编剧、作曲、乐师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并探访了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虽然我们希望尽力弥补昆曲演艺传承数据的缺失，但由于探访时间有限，还是难免有所遗漏。

昆曲艺术的资料除了保存在院团、演员身上，还保存于业余曲界。昆曲与文人的关系一向密切，许多文人除了唱曲，还学戏登台演出，有些戏甚至只见于曲家、名票，但未曾于专业院团演出过。同样，昆曲除了戏工，还有清工一脉，昆曲的清唱艺术在某个意义上，甚至比舞台艺术更为重要。但如今谈昆曲传承，对业余曲界的重视更少。所以也该对上海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等一批前辈曲家进行采访纪录，他们名气虽不显著于外，但对于昆曲的发展历史、曲唱艺术的研究，同样是无价之宝。

这些艺术家、曲家多已将届古稀。有些老师的身体健康也不容乐观，如蔡瑶珗、成志雄等一批演员都已逝去，除了有限的资料留了下来，许多戏与他们本人的艺术体会也都随着湮灭。可以说，每过一年就少掉一笔珍贵的资料。而这些数据是不仅对于昆曲研究、戏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完全可以作为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材料。

我们希望有更多资源能投入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工作中来。舞台表演的传承实践，学术界较难置喙。但资料保存及抢救工作，却是学界本份。由当地院校做当地的昆曲资料保存，或许最为适当。如北京院校做北昆资料，上海院校做上昆资料，苏州的帮苏昆、南京的帮省昆，湘昆则由湖南院校来安排，这将省去许多行政资源，活动的开展也会更为迅捷有效。

当然，这些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学界真正需要的，是有切实参考意义的数据。这些工作需要懂行的人去进行，相信院校里能够找到较为适合的人选。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关于昆曲艺术传承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昆曲演艺数据保存工作案例，就教与海内外同仁方家，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研究机构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