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文艺团体是长期活跃在燕赵大地上的一支重要的文艺队伍，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百姓，承担着用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艺术形式搭建党和群众“连心桥”的重要使命，起着活跃农村舞台，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和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我省成规模的、活跃在基层演出一线的县级文艺团体有66个，他们长年累月在基层演出，有的年演出场次在500场以上。尽管如此，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县级文艺团体的生存现状到底如何？在文艺团体普遍面临发展困境的环境下，他们是如何迎难而上，在艰苦条件下坚守演出阵地、无私奉献的？

近日，本报文体新闻中心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省文化厅艺术处、省艺术研究所联合推出“基层文艺团体生存现状调查”活动，派出精干采访小分队，对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清苑县哈哈腔剧团、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等常年坚持下乡演出的县级文艺团体进行实地跟踪采访，为读者讲述他们的苦与甜，喜与悲，挣扎和奋斗，梦想和希望。

在地方剧团普遍面临严峻生存挑战的当下，一个小小的县级剧团，在2012年和2013年两年间，居然创演了两出新戏：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白毛女》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子弟兵的母亲》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两出戏都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带着诸多的疑问，近日，记者三赴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进行采访，了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剧团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况，感受演员们苦辣酸甜的演出生活。

演员：苦着爱着困惑着

崔丽琴，33岁，河北梆子《白毛女》里喜儿的扮演者，算是名副其实的台柱子。说起自己现在的状态，她哭了：“我1993年上的县文化馆办的戏校，40多个学生就留了我们3个，我是个要强的人，觉得不给工资也要唱好。没排《白毛女》之前，整天下乡演出只是觉得受罪不挣钱，但那我也高兴，每天站台上一唱，底下就是掌声，打心眼里知足。排了《白毛女》之后我心情变得特别复杂，怎么好意思还觉得自己‘成功’，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外头请来的专家都给提意见，觉得这么多年都是瞎唱，我懵了。现在天天情绪不高，压力很大，没有基础没有受过科班训练，跟真正的演员差太多了，我越来越弄不明白自己，对每一个角色都觉得拿不准，我演的杨三姐不像杨三姐、俏红娘也不像俏红娘，觉得自己傻了。脑子里反复嗡嗡着一个老师说我的‘你的戏显得太松’。一天拿5块钱补助，靠爹妈救济的时候我都没想过改行，可是现在我真的犹豫了。”

24岁的焦晓燕一脸天真烂漫，一扮上妆似乎就完全进入了角色，不到自个出场，就坐在柜子上慢慢晃着脚轻轻哼着戏，对镜插上耳花，一路小碎步去取来弓和箭，笑得眉眼弯弯地上场，又一路喜气洋洋地回来，三场戏看下来，扮演的多是戏份并不多的小姐或丫鬟。11岁从平山山区出来学戏，13岁到了团里。说到苦，在她的记忆里似乎就是各种冷，“有一次在小焦镇，特别冷，冷到没人看戏，上台穿多了难看，冻得哆嗦成一团，没人看又着急。”“化妆时候不都翘着小拇指吗，那根手指瞬间就好像冰棍一样冻住不能动了，手抖得粉搽不到脸上，冻疮和裂口疼得不敢挨。”“还有一次冻病了，特想家里人，就哭开了，团长来问我想吃什么，别的姐姐们也忙前忙后，心里觉得特别温暖，家里不也就这样？”焦晓燕的爱人也在剧团，是个跑兵打下手的，他们的儿子才一岁半，五个月就被带着下乡演出，“婆婆跟着带孩子，睡地铺特别潮，老人腰疼得不行，孩子也爱闹病。有次在胡村，半夜孩子拉稀，那地方偏僻的连个药房都没有，我一晚上抱着孩子急得哭。”说到这，这个爱笑的姑娘突然泪花点点。

比焦晓燕大一点的袁丽青走过来搂住她，“苦是苦点，但也早都习惯了，开心的时候还是多。”这个开朗的姑娘开始讲演出中的各种趣事，“到处去演出，有一次坐大卡车，箱子摞箱子，我们坐在箱子上头，下着雨，我们一块在头顶上扯着一块塑料布，哆嗦着还唱着歌……后来，卡车超高被罚款了。”回忆起2009年工资开一半都不到的时候，袁丽青声音明显低下来，“我们进了一点便宜的衣服，中间没戏的时候就出去卖一下，村子里有红白事也过去唱个歌什么的，赚点零花呗。演出都是从正月到麦收，根本带不了那么多行李，有时候下乡去还穿冬天的衣服，人家老百姓都穿背心了，看我们好像外星人。最困难时候也动过走人的心思，但看见团长急得头发糟乱脸发黑，还给我们做动员工作，说熬过这一冬，春天就来了，我们也不忍心说走啊，心里就觉得我们活在一个特小的洞里，没人看见，也没人救救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多了，想想十几年都是回家看看公婆，走的时候还要带上米面油，车费也得从老人手里接，就脸红！”

“《白蛇传》轰动那会儿你还小呢吧？我们上石家庄的药厂礼堂、棉六演了20多场，票房好得很！”56岁的李文强一会儿带上髯口，一会儿搽了白脸，再一会儿全洗干净了换个妆去串个刀斧手或衙役。他在团里干了40多年了，开始学京剧，1976年改唱河北梆子、评剧，老戏现代戏，什么都能唱。“要说日子好过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二十多岁，每个县都有剧团，但我们绝对是里头数得着的，当时特别受欢迎，在井陉、灵寿一带可有名了。后来不是不景气了吗？这两年多亏排了《白毛女》《子弟兵的母亲》两出新戏，这也是找到‘点’了，大家都觉得日子好过了不少。不过团里像我这样老胳膊老腿还坚持着的不少，眼看我们唱不动了，哪儿找接班的去？这是个事儿，这真的是个事儿！”

团长：再难也得往前走
在团里很多人眼中，团长崔秀斌是个憨人。他说：“我在这个团很多年了，近些年团里一直好好坏坏的，2009年底，该发工资了实在没有，一下就走了十几个演员，过去我们团的演员有五十来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是1200元的平均工资，拿到手里连600元都不到，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才300元，就连这都保障不了，演员没法生活，不走怎么办？”
“我是2010年5月1日当的团长，一上任正赶上改制，当时都已经有半年没发工资了，我就找亲戚借了俩月工资给大家发了。心里就想着这可咋弄，现在天天演着的戏还是老年人看的多，怎么能把年轻观众吸引过来，找到市场才是让我们这团活过来的办法。排《白毛女》是我们大家共同想出来的办法，土就让它土到底，抓住地方特色，用自己当地的人，总之因地制宜才能种出适合这块地的菜来是不是？《白毛女》成功了，我们又排了《子弟兵的母亲》，如今这两部戏被大家认可，不但演到了北京，连哈尔滨也邀请我们去演，演一场能有10万元的收入。”崔秀斌说，现在经济条件上逐渐改善了一点，也给大家把养老保险交了，临时工也都办了合同制，“团里现在这四十来口子人也算能喘口气了。”

一口气说下来，脸上刚带了几分喜色的崔秀斌眼神又黯淡下来，“我现在着急的就是想提高演员水平，我们团里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最近省河北梆子剧院的演员常下来辅导，也打算定期让我们演员去学校接受培训，总体上不能总停留在这，得一点点提高吧。我们的演员过去不出去，跟这个圈里的高人接触不上，现在老师来了一说一指导，从过去觉得‘我好好唱数我强’变成了如今的压力很大，对于演员而言也是个大的思想转折，是好事吧!”

让崔秀斌担心的还有团里一些老人都快唱不动了，将来怎么办？去哪找能接着唱下去的人？“省市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大多去了省级市级的演出团体，一个也到不了咱县里。想自己培养又很少有孩子愿意来学，焊工、泥瓦工三个月出徒了，学唱戏三年五年也学不出来，枯燥难学也就罢了，等真正来了剧团又是处处吃苦受罪，谁家家长愿意呢？现在排大戏人手不够都是找群众演员，以前唱歌的或者在剧团干过的都有，去年从保定找了四个武生，排完戏他们感觉这个团不错，想留下就是嫌钱少，人家最少一个月要求3000元，可我们的主演才拿2000元，没办法留住人才。我们从小在这学，有这份感情，挣多挣少，都不在乎，可不能也这么要求人家是不是？”

崔秀斌说，自己只希望能让大家过得更好一点，通过排这两部戏也算找到点感觉了，以后争取一年一出戏，题材多利用当地资源，多少年也排不完。他指着墙上一幅演员正在精心化妆的海报，底下写着一行字“谁在勾栏画栋间醉了魂魄”。他说：“我们基层剧团的这些人就是因为痴着戏痴着观众，所以一步一步在这条路上走着，再难也得往前走啊，总会有个越来越好的明天。”

观众：不看县剧团的戏，过年都没意思

“错杀人已铸成千古遗恨，平冤狱我不怕引火烧身。我宁做清官刀下死，也不当赃官上青云……”台上唱腔高亢，台下喝彩声一片。中贾壁村27岁的霍江红大声地叫着好，见记者过来，她显出几分腼腆，“谁说这些老戏只有上岁数的爱看，我们也爱看，从小跟着父母看县梆子团唱戏，那是过节赶庙的固定项目。当然希望团里红火，唱新戏唱老戏都不要紧，他们红火了，一说是我们县的剧团咱也觉得光彩！”

4月2日中午12时，一场《血溅乌纱》唱完，北白楼村71岁的赵秀凤一手拎着马扎和一塑料袋油条，另一手拉着自己的“闺蜜”——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熟门熟路来到演员们做饭用的大水缸旁，用水瓢舀了一大瓢凉水，俩老太太坐在马扎上开始吃起来，崔秀斌见状赶紧上屋，想找个空碗给俩老人盛点热汤喝。赵秀凤说：“这戏唱可得哩！大早晨老伴拿车子推我来的，他回去忙了，他们这些人老来唱戏，好着嘞，平常唱两出，这庙会唱三出。”记者问：“看过更好的不？”她俩回答：“这就好着嘞，没看见过更好的！”

农历正月廿二，在东回舍镇东回舍村，后台边临时支起的大灶上，王林海刚做熟了满满一大锅炖菜，香气四溢，又忙着在旁边小菜锅里炒鸡蛋。村里请他来给演员们做饭。他冷得跺着脚乱转，说：“这团不容易，年年都这大冷天来，听说还上北京去唱戏，我让他们吃热乎点，村里补助这点钱尽量让他们吃好点，有不吃肉的我单给炒个鸡蛋。”过一会儿又说，“真不容易，电视里唱得是好，可咱够不着，这个唱得就不赖，还不花钱就能看。他们要不来演出，你说这过年有多大意思？”

平山县财政局局长智全海是《白毛女》和《子弟兵的母亲》两出戏的编剧，他说：“对我们当地老百姓来说，玉米面饼子炸油鬼才是好吃食，所以不要总想着给他们弄点海参鲍鱼尝尝。我们县剧团的戏乡土气息浓，又融入了新元素，还传播正能量，这‘土新正’的戏老百姓爱看。”

记者手记

总会有个越来越好的明天

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蜗居于平山县城一个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团长崔秀斌不善言辞，是个老实到有点木讷的人，电话沟通十之八九不接，因为他们以一天两开箱(演两场)或三开箱(演三场)的频率下乡演出，他是板鼓佬儿，负责整台戏的轻重缓急，一开戏啥都顾不上。团里现有演职人员40多人，有60多岁退休后又返聘回来的，最小的刚满23岁。演职人员多是一人司多职，非但能一会儿唱“老爷”一会儿当“差官”，而且吹拉弹也随时能上手。该剧团的演出主要集中在本县，一般从正月开始延续到麦收，一年不少于200场，但为了能维持收支平衡，真正一年唱下来要达300多场，全县23个乡镇的717个行政村，每个村几乎都去过。

演出条件极其艰苦，由于各村情况不一样，有的舞台略大，拳脚还比较好施展；有的则是简陋的水泥台子，台后暴土扬尘、狭小逼仄；有的没有舞台需要现搭，刮风下雨赶紧苫塑料布。但几场演出跟下来，记者发现不管哪种条件的演出场所，后台演员们都气定神闲，让人觉得比台前更有看头：前头开了戏，铺盖卷还在台边上堆着，晚上就直接铺开和衣而卧；大冬天需要换妆，冰水泼脸，肥皂三下五除二卸干净，然后对着粗陋的小镜子，重新细细勾慢慢描。有人整理着髯口，有人细看着水牌子上自己下一个亮相的时间。

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成立于1970年，牛过，火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偏远农村还没见过几台电视机，县剧团到哪个村唱大戏都比过年还热闹，团里自己改编的《白蛇传》还到石家庄连唱很多场，赚了吆喝也挣了票房。不过后来开始不景气，1989年基本就散了台，团里众人分散到各个工厂企业。再后来县文化馆重新招了一批学员，培训两年后重新组团，步履维艰。1993年，剧团取消了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工资待遇始终上不去，2009年，工资只能开一半，还半年发不到手里，当时50人的剧团一下就走了近20人。2010年事业单位改制，新上任的崔秀斌借钱给大家发了工资，又请回老团长做导演、当地作家智全海做编剧，几经磨合，从当地素材下手，2012年创编了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白毛女》，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随后又创排了《子弟兵的母亲》，不久前赴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博得了满堂彩。县里财政补贴也渐渐多起来，前几年一年大概补助几万元，到2009年涨到12万元，到2013年县财政已经能给予30万元的补贴，2014年则达到了70万元。目前大多演员工资能达到2000元，剧团也陆续接到了多地巡演的预约单。
与艰苦的演出条件、偏低的工资待遇相比，人才的青黄不接是这个剧团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危机，也让团长和团员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蒙上了阴霾。但是，我始终坚信团长说的那句话：“总会有个越来越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