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碑以数量多、艺术水平高、个体风格各异以及书刻时间集中为特色。这些特色证明了当时书写群体庞大，书法高手很多，审美意识高度自觉。树碑立传是为了传之千古的，其要求不同于一般简牍的应用书写，书家显然是经过筛选的。而且当时已有了书刻者留名于碑石的风气，这不仅仅出于勒名的习惯和对死者的敬重，怕也包含了借此留书名于后世的动机。具体分析这个时期的碑刻，在“莫有同者”的碑刻之间我们会发现同一或相近区域的作品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许多时间有先后而属同一区域的作品特征相近；同一时间而区域不同的作品则又特征相异。《衡方碑》刻于公元168年，《张迁碑》刻于公元186年，两者都产于山东，虽时隔28年，但用笔结体以及布白均很相似，风格均属古拙雄严一派。而比《张迁碑》早一年刻成的《曹全碑》，出于陕西邰阳县，两者地域相隔较远，于是风格大异。这种情况表明书法风格有着地域性特色，同一地域的书法有着承传性，或便于相互影响，或具共同文化底蕴。这种关系对于流派的形成意义重大。而流派的存在则是更高层次的审美自觉。

关于汉碑的分类，有多种出发点。有从艺术风格出发的，有以书体、笔画粗细分的，有据碑刻不同制作目的分的。从风格出发，清初朱彝尊分为方整、奇古、流丽三派；王澍分为古雅、方整、清瘦三类；康有为则分出了七大类。这些分法都很模糊，常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凭直感印象下结论，因而往往不伦不类。如朱彝尊把《张迁碑》划入流丽类，康有为则划为凝整类，虽各有各理，但都难免强词夺理之嫌。就书法史而言，艺术风格的分类是为了寻求继承和革新的总态势，宜粗不宜细。据此，从地域差别出发，比较恰当。

六、四派辉映，江河交流，成就了东汉碑刻的大美，从地域差别来看，东汉隶碑可分陕甘、京畿(河南、河北)、齐鲁及长江四个派系。

天然纵逸的陕甘派摩崖石刻

陕甘派以摩崖石刻为代表，除已述东汉前期的《开通褒斜道刻石渺L，东汉后期有《石门颂》、《西狭颂》、《邮阁颂》及《杨淮表记》等。这些书刻在内容上都是纪念开山辟道工程、歌颂主持官吏功德的。字体均非规范八分，或以篆入隶，或隶中带草，或如行楷，或稚拙无章法。共同的特征是天然纵逸，古朴雄强，伟岸粗犷，无拘无束。它们屹立于崇山峻岭、天堑通途间，显得十分和谐。这些杰作，历来被视为“神晶”，人们常有“百代而下，无从摹拟”之叹。《石门颂》笔意恣肆，奔放不羁，而又举重若轻，飘逸疏宕，运笔已具蚕头燕尾波磔规模，但又带秦隶古篆遗韵，章法亦整齐中显出错落有致，在向中原、齐鲁规范书风靠拢中显示了大西北的独特气派。清人张祖翼慨叹道：“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汉人在改造大西北自然界中所爆发的胆和力并由此形成的雄厚之气，确是最难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