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大民
作为这个自由时代的缩影，后来出土的晋代木简残纸则更具典型的实证意义。

晋代及南北朝，我国造纸业获得更大发展。造纸原料除麻之外，还用稻草、麦杆、藤皮、楮树皮等，纸质更好，产量大增。在晋朝，纸张已为人们普遍使用，逐渐代替了简帛地位，成为社会主要书写材料。从出土情况来看，也证明了这点。到目前为止，晋代木简和纸书主要出土地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吐鲁番地区及甘肃敦煌。而长于尺牍的江左，几乎不见片纸只字。这大概是因为气候条件不同造成的。20世纪初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的大量木简和残纸，时间从曹魏景元四年(263)下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其中以西晋泰始年间(265—274)的实物最多。书体包括行书、草书、章草、楷书等，尤以行草为突出，表明实用中已普遍采用今文字体了。其中《九月十一日》行书残纸，运笔结字方法及右肩上斜的自然倾向均与传世二王摹本有关作品有相类意趣。行书《焉耆玄尺牍》书法渊茂，用笔果断，提顿按捺之间力足气雄，大起大落，洒脱自然。这些无名氏作品多为下级士吏所书，在不经意中流露的审美趣味朴拙而含大巧。1901年在新疆尼雅出土50件简牍，为晋代泰始五年(269)遗物，其中有一件《诣鄯善王》木简封检，是完善的楷书，横画、转折处使用了三过折笔法，“阝”的竖画是地道的悬针法。最值得重视的作品是1909年在新疆出土的《李柏尺牍》，这是一个叫李柏的人在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所写信件草稿，笔法遒劲，结体开阔，真率自然。它以最真实的面目反映了行草成熟的普遍水平。而在那时，王羲之还处在青年时代。在这种高水平的艺术氛围中，王羲之成长为天才的书法大师，是不奇怪的。

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还出土了西晋写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残纸80行，1900余字，现藏日本。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又出土了《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亦为西晋写本，存40行，570余字。这两者是楷书，特点是起笔很轻，收笔较重，长横画取覆势，收笔或停驻或微微上扬而带隶意，特别是捺笔及竖笔肥厚重实，每个字都有轻有重，节奏多变，结体方正略长，紧凑规范，字、行距适当而自然，是后来常见的抄写书籍及经文的格式，也就是后来人们称谓的“写经体”或“经生书”。《孙权传》残卷是在古代佛塔遗址中发现的，和其他一些写经、文书装在一只陶瓮中，这证明当时抄写佛教及道教经典也已开始流行。在敦煌发现的大批写经中，《太上玄元道德经》是载有纪年的最早写经，时间为西晋永熙元年(290)，书者索续，书体也是带有隶意的“写经体”。这之后是日本中亚学术调查队1912年在吐鲁番所得佛教《诸物要集经》残卷，书体为正宗“写经体”，书写精工，风格高瞻浑穆，是写经典范作品。而后有《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略带行草意，成为写经通用书体。此后有苻秦甘露元年(359)《譬喻经》，为东晋时代写经代表作。敦煌出土东晋晚期义熙六年(410)《戒经》，德佑所书，这是第一部知道书者名字的僧人书经。东晋书法家中以写经闻名于史的，有谢敷(字庆绪，会稽人)和谢静(道韫兄，秣陵人)，他们均善隶书，惜其所书佛经未见传世。以上种种证明了“写经书”滥觞于两晋。书者有佛教信徒，有职业写手，他们多数来自民间。写经是重要佛事之一，是行善功德，为佛家规定的“十法行”十种修行方法之首行，叫“书持”。它要求写经人带着宗教信仰的虔诚，平心静气，一丝不苟，认真落笔，力求精工，这与蔡邕的“书者，散也”的修养论、王羲之的“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的要求是相通的。写经人为了避免与俗书：混同，不受当时书家派别影响，还特地从汉简的隶楷相参书体中参悟，别创了庄重静穆、独具一格的“书经体”，并形成传统。仅此一端，也足以见晋人在书法艺术方面可贵的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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