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大民
禀书圣血脉，创恣逸新风，王献之青出于蓝

王羲之有七子一女，皆郗夫人所生。《晋书·王羲之传》只记五子名，依序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宋黄伯思《法帖刊误》于凝之后增涣之、肃之二人。王鉴皓主修《金庭王氏族谱》于献之后加瑶之、穆之而不及涣之、肃之，不知何据。(《族谱》之说转引自王春南《书圣王羲之》)玄之早卒，善草、行书。凝之、操之、徽之、涣之及献之五子均以工楷、行、草书著称，据黄伯思云五子书俱传世，“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东观余论》)现存王徽之行书《新月帖》有唐摹本，结体稍偏斜，骨肉停匀，笔锋圆润，温丽可喜，在羲、献之间。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为王羲之最得意的传人。历任州主簿、长史、建威将军、吴兴太守，止于中书令。因其继任者王珉小于他，故人称他“王大令”、“大王令”，而称王珉为“王小令”、“小王令”。他承继了“父亲的骨鲠廉退的禀性，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他面折人过，蔑视权贵，而又反对世态炎凉。谢安死后，炎凉之徒借赠礼问题非议死者，献之力排众议，上疏明辩谢安忠勋，谢安才蒙殊礼。他与元配郗氏，感情甚笃，后胁于皇命为新安公主驸马而与郗氏离婚。临死前，按道教规矩，得忏悔一生过错，他说：“不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离婚时，他著《别郗氏妻》一文，哀痛欲绝，催人泪下。王献之五岁学书，曾得卫夫人启蒙。少年时书艺精进，王羲之预言：“此儿书后当有大名。”他曾壁书方丈大字，围观者数百人，显示了少有的胆略和魄力。献之天资极高，学习古法，用心专一，善于独立思考，把握精髓，在革新创造方面尤为大胆。《书断》说他“幼学于父，次学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他曾建议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其体。且法既不定，学贯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伪”谓不拘传统字法，“略”谓省略归并笔画，“稿”即草书。从这段话看来，王献之所建议的是要羲之突破章草规范，创造流行的“稿”即“一笔草”与行书之间的新体。王羲之的今草基本保持独立结体，狂不及“一笔草”，敛又超越了行书格局，亦即后人所称“小草”，献之的意见可能起了作用。至于他自己的草书，更为“草纵”、“伪略”，“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张怀瓘《书议》)，被称之为“破体”。正如李嗣真所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书后品》)。《书断》也说：“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献不继羲主要体现在真、行书方面没有羲之那种中和、从容、沉静的气度和风韵。所以张怀瓘又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书议》)表现在笔法上，王羲之用笔“内恹”，骨势内，聚，行笔雅健；王献之用笔外拓，挺然秀出，情驰神纵；虽骨力不及其父，而媚趣过之。一句话，父子各具擅场，而又相得益彰，产生了审美互补效应。故王羲之有“书圣”之评，王献之亦得“亚圣”、“小圣”之美誉。父子双美到如此境界，书法史上也唯有大小王而已。南朝人“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亦然”(陶弘景《论书启》)，李世民扬父抑子，毁献之书法为隆冬枯树、严家饿隶，两者皆失于偏颇，对于书法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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