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方石刻多，南方石刻少，关于原因，一般归之于南方禁碑，北方不禁。这是不错的。但是，为数甚少的南朝碑志，多为悼念死者、铭德记功一类，摩崖刻石仅《瘗鹤铭》一刻与道教有关。北朝刻石除这一类之外，更大量的为造像记、刻经版、寺塔铭及摩崖石经等，这些都是佛教徒佛事活动的实物。这就不能不从佛教发展史角度来寻找原因了。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至南北朝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期。当时，佛教既盛行于北中国，更盛行于南中国，不仅与儒、道“三足鼎立”，且有统慑全局、主宰天下的势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南史》所载，反佛大臣郭祖琛对梁武帝疏奏：“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南朝传经布道活动也极频繁，共译出佛经563部，1084卷。(据唐代释智升《开元释教录》统计)南朝佛事之盛不下于北朝，有时则有过之无不及。佛教很重视书法，用以传播和弘扬佛经，而书法也因佛事的开展得以保存和提高。按理说，佛事愈盛，书法愈盛。但是，南朝佛事之盛大大促进了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发展，偏偏在石刻书法方面没有什么积极反响，这是什么道理呢?如果说碑禁限制了佛教徒的刻经造像之类活动，但在碑禁解除后八九十年间南朝佛事的鼎盛状态下，佛教徒仍无刻石之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佛兴佛灭，有多少殉道悲壮事；刻石传经，存一段审美不世缘

刻于北齐武平三年(572)的《鼓山唐邕刻经铭》说：“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为了教义永葆，佛法长传，佛教徒对各种书写材料作了比较，才抉择了刻石为最理想的材料和方法。特别在对付突然事变、人为毁坏方面，刻石更具长足优势。丝帛简纸一把火就可烧得精光，要把刻石砸毁就很不容易，摩崖的毁灭则更难。但是，刻石传经也是最艰巨、最浩大的工程，不到万不得已时，佛教徒大约不会舍易求难的。因而，佛教刻石书法的兴衰与社会提供的生存环境、统治者的政策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