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音乐世家，在一定的家庭氛围影响下，八岁的他便有意无意地捧起了高胡这件与广东音乐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拉弦乐器，脚步蹒跚地踏上了音乐的道路；十六岁的他却“冷落”了高胡抱起了吉他，痴迷上了摇滚乐，在那份单纯的青春叛逆驱使下，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组建了“吹波糖”乐队，并担任吉他手及音乐创作，悠扬的高胡乐音被铿锵动感的乐曲取代；数载“摇滚”的生活，近二十岁的他又渐渐地深入感悟到了中国音乐的最本真，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重新回到了民乐的怀抱，重拾起高胡步入了广东传统音乐文化的世界；二十一岁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旅程，与四位嗜爱传统粤乐的青年演奏家组建了“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乐队，秉承“薪火相传，保陈催新”的宗旨与“维系传统艺术精髓、传承岭南粤乐神韵”的理念，致力于岭南本土传统音乐艺术的承传与创新，为百年粤乐植入了更青春焕发的时代气息。现如今，他的高胡演奏不仅承传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在摇滚乐的创作上同时也蕴藏时代的先锋与典范意识，可谓是中西文化艺术汇于一身，这在音乐领域也实为罕见。他，就是当代青年杰出艺术家——余乐夫。

　　习乐历程波澜起伏 父亲成就动力源泉

　　余乐夫的父亲余其伟先生是广东高胡第三代传人，其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音乐所崇尚的风骨神韵，更发挥了广东音乐华丽抒情、轻灵活泼的特色，音乐界称其演奏“富于诗意的幻想与哲理的深沉，境界优美而高远”，美国音乐教育家、指挥家齐佩尔先生更是称赞他是“一位具天才技巧与深刻艺术思想的音乐家。”在记者看来“虎父无犬子”，有着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做榜样、做标尺，余乐夫迈入音乐的大门且踏入音乐的道路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一帆风顺的，可谁曾想到他儿时的音乐旅程也是几经波折。

　　在余乐夫看来，他走上音乐之路并非是出于父亲“强制性”的要求，亦非是自己儿时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家庭氛围影响的顺其自然。“出生在满是音乐的家庭，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家庭氛围的影响，对音乐有着懵懵懂懂的兴趣。父亲虽然并没有真的强制性培养我走上音乐的道路，他却掩藏不了对下一代的音乐路之期望。那时父亲的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忙碌阶段，国内、国外的频繁演出使他不能有很充分的时间照料家庭，而我也是天生顽皮，这让我对高胡抱着玩耍的态度，并不认真。直到十五岁时，我接触到了吉他，迷恋上了Beyond，痴迷上了摇滚，这才使我真正地爱上了音乐！当时父亲对我从事摇滚音乐也多番劝阻及冷言。看着我痴迷至极且那般投入，几乎成了他多年的心病。在许多人眼中，摇滚是颠覆的艺术，对摇滚存在不务正业的看法，因为摇滚有着摇滚的模式，外表上总让人感觉是不健康的、病态的，但我认为，摇滚是可以非常健康的，那些貌似坏孩子、叛逆的行为表现，实为一种对梦想的执着或与现实的不满而真情流露，而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代表着偏激与歪理，而广义的“摇滚”一词，实为一种精神，不屈不挠的执着精神！其最深层次的本质同样是对人生态度或艺术的最求与热诚，试问：哪位有成就的艺术家或伟人不需要这种精神？！”

　　在那份单纯的青春叛逆驱使下，余乐夫选择了摇滚并全程投入，但他的内心其实从没有脱离民族音乐的世界。1998年，经历了六年附中学习后的余乐夫与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继续师从于高胡演奏家陈国产老师。2002年本科毕业之后留校任教。2011年，他又以首名成绩考入星海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文学硕士，并获得全免奖学金。更有意思的是，他这时才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他的父亲余其伟先生的门下。当记者谈到，与儿时习琴相比较，他的父亲在教育教学中呈现出怎样的不同时，余乐夫坦言了自己的心声：“名正言顺成为父亲的学生一直是我内心最深层次的心愿，研究生阶段时终得以实现。或许在大家眼中，父亲在教学中会对我更加费心一些，或是更多传授一些，但恰恰是这种父子关系让我们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距离感，甚至在教学中父亲宁愿更多的与我随意地交谈艺术观点，在生活中自然地提点，却极少各持胡琴这样上课，因此，父亲更多的是对我人格方面、艺术审美方面，以及艺术大方向方面等观念的引导。但“虎父难教犬子”似乎还真的是一种真理，在艺术上我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并因此不会太直接与父亲辩驳，会选择更以礼相待，也许是因为我更珍惜这层关系，毕竟，父亲的强大艺术身影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是我心里底层的一种力量，直到现在，无论是我演奏高胡，或是玩摇滚乐，我的内心总是会觉得我要向他证明些什么，希望得到他的认可。父亲就是我内心对艺术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动力源泉。”

　　维系传统艺术精髓 传承岭南粤乐神韵

　　2003年1月，余乐夫集结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四位嗜爱传统粤乐、志同道合的青年演奏家，成立了“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五位出身于“学院派”的青年人，共同怀揣着对传统音乐的理解与关爱，秉承着“薪火相传、保陈催新”的宗旨，以“维系传统艺术精髓、传承岭南粤乐神韵”为理念，在充分继承前人宝贵遗产的同时，融入了自我理解和再创造。小组自成立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及世界音乐舞台，多次受中国文化部委派赴欧洲等地参加国际大型音乐节和举办多场音乐会及学术讲座，如比利时“欧罗巴利亚国际艺术节”，“TFF—RUDOLSTADT国际音乐节”等。200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艾河之畔音乐厅举办的广东音乐专场音乐会成为“五架头”历史上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举行专场，他们也成为了至今在国际舞台举办广东音乐专场最多的乐团。2012年获“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评奖”演奏奖；首届国际华乐室内乐乐团比赛传统组合组别“金奖”。其发行的《五架头》粤乐精选专辑，以及对《平湖秋月》、《春到田间》、《鱼游春水》、《昭君怨》等经典作品的悉心编配，突破了“五架头”一直以来以齐奏为演奏法的格局，进一步拓展“五架头”艺术空间的同时，他们更被赞誉为粤乐新一代的继承者。

　　当被问及他是因何机缘决定成立这样一支乐队时，余乐夫告诉记者，“乐队能够成立且运作到今天在于缘份，最初萌生成立乐队的想法时，我们大家还都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大家之间相处非常合得来，均对传统粤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本着学习的态度，另一方面怀揣着多传统粤乐的理解与关爱，我们五人一拍即合组成了这样一支乐队。至今乐队已经十年了，一路走来，基本没有过分歧与争执，更多的是互相包容，十年间我们并没有间断过合作相辅相成携手走到今天，这让我感到是一种缘分与上天的恩赐！在传统音乐的领域，真的不是数栽就可成大器，这里除了技术含量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艺术根本的深层理解与微妙的艺术概念，可以坦言，合作十载，真的能够让我们感觉满意的乐曲并不是很多，这就是传统音乐的魅力所在，不想当代许多普遍‘民乐化’的东西，过于‘快餐式’。我们非常感恩大家能够成就这样一个事业，让我们能够独树一帜地用本土语言‘做自己’，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谈及乐队的配置，余乐夫表示，“南亭会粤乐小组”是粤乐“五架头”的演奏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民乐重奏或是民乐小团队，其演奏手法与演奏意念也不同于当下主流民乐明确的运作方式，艺术形式更倾向于即兴为主。“其实，粤乐的演奏形式包含许多种，包括三架头、四架头、五架头，而五架头的演奏搭配更为和谐、科学。我们乐队的五架头以高胡、扬琴、笛子、秦琴、椰胡等五种乐器配置组成。高胡是五架头的主奏乐器，可谓是五架头的统帅，乐曲的韵味、情感、色彩都需要高胡这一主旋律乐器来带动；扬琴因其颗粒性的特质掌握着乐曲的起伏与节奏的稳定、转换，好比乐队的指挥；笛子丰富着整个乐队；椰胡衬托着高胡的音响效果；秦琴的作用类似于椰胡，以丰满、稳重的特质辅助扬琴，五件乐器构成了一个整体，演奏出原汁原味、轻松、活泼的粤乐风韵。”

　　摇滚培养纯粹信念 承传高胡矢志不渝

　　余乐夫的音乐历程中，最让记者深觉惊异的莫过于他十六岁开始学习吉他，并组建了摇滚乐队“吹波糖”，且自任艺术总监、吉他手与作曲的职务。自2007年“吹波糖”乐队第一次登上香港九龙会展中心的舞台，到2008年于香港发行的第一张粤语摇滚专辑《青春残酷物语》；从发行《ALL YOU NEED IS...》、《妄想症》的火热大卖，到成为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树仁大学等大学音乐节主打嘉宾，“吹波糖”乐队在中国已然颇具名气，深受年轻人欢迎，更被誉为南方摇滚乐的“英雄式乐队”。

　　在记者看来，如此这般既承传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又对西方理念技术之掌握恰如其分；既立志于国乐之根本，对于摇滚乐的创作又实属先锋典范，独树一格，这样汇中西文化艺术于一身的人才，在民乐界乃至音乐界确属罕见。对此，记者不仅疑问，余乐夫学习吉他演奏继而组建摇滚乐队，仅仅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还是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事摇滚乐也是非常险的一步棋。因为当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年少气盛，更为容易被热情、激情的感官刺激所吸引。但值得庆幸的是正因为摇滚乐，开拓了我对全球不同类型音乐的视野，也使少年的我真正的对音乐着迷。还记得喜欢摇滚乐之前，我虽一直在学习高胡，但对于音乐的认知仅是处于受家庭氛围影响的本能反应，并没有真正执着地去追求音乐最本真的内容。后来，我喜欢上了舞台上弹奏吉他那种爽快、酷、有型的感觉，从这一份虚荣的假象慢慢地接触到了摇滚，接触到了西方的音乐，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与交流，渐渐地我对音乐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变得热爱，变得执着。当有一天我回过眼来重新审视民族音乐的时候，儿时对民乐自认为较为简单、落后等印象，突然消失了，彻底的唤醒了我对民族音乐深入其中的感觉，真正地读懂了其最本真的内容。在我看来，无论是摇滚，或是西方音乐，亦或是民族音乐，其性质都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无论是西方音乐还是中国音乐，都需要摇滚的精神，即纯艺术精神。换言之，在多年摇滚的行为中，不仅培养了我摇滚的性情，纯粹的艺术观念，还让我收获了宽阔的艺术审美视野，进而将之反补到广东音乐之中，更让我对其定位更加清晰，对艺术价值的体现更为明确。”

　　聆听着余乐夫的讲述，记者不禁提出了一个假设，若有朝一日“吹波糖”乐队真的红遍大江南北，他是否会放弃曾经“陪伴”自己长大的高胡，专心致力于摇滚音乐呢？余乐夫笑着说道，“我曾经也考虑过这一问题，我能够肯定地回答，一定不会放弃！因为民乐就像是家人，摇滚是兄弟朋友。其实，我们活在当下，想要完全中国化已经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我们现如今的社会，从某一角度而言就是一个西方模式的社会，摇滚只是我在当下社会中寻求一种证明自己活在这个时代的体现而已，而民乐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赋予我的承担，是我的家庭所给予我的一种养分，因此，我决不会丢弃民乐、丢弃高胡，反而我会借由摇滚所取得的成绩、所收获的感悟，将之全部都入到高胡的事业之中，进而使得我在承传、普及、从事高胡艺术时能够更加潇洒、更为淋漓尽致与主动。”

　　采访即将结束之际，当记者问及余乐夫作为“广东音乐”新一代的继承者，他是否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继承广东高胡艺术的“重担”时，他沉思了片刻说道，“姑且不论我现在是不是能够在继吕文成先生、刘天一先生、我父亲之后成为年轻一代的继承者，但在我的心底已坚定了信念，我未来的人生都会为了高胡艺术而不断进取探索。一方面，我曾经被外来文化所吸引，对于高胡，我反复过、细化过、抛弃过，甚至不屑一顾过，但当回过头来重新拾起时，反而让我对高胡却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情，爱其更为不移。另一方面，拥有一位榜样一样的父亲，他于高胡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也鞭策我在高胡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同样我也尽可能兼顾自己的第二事业摇滚，因为我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摇滚因子”的特殊性，在民乐事业中使之产生碰撞与火花，得到进一步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