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历史义化源远流长，自东周始文化艺术活动就非常繁荣。至元末，南戏与杂剧先后在此流传。而巴陵戏的渊源可溯至上古时期，具有成熟形态的巴陵戏则要从明代算起，已有400年的发展历史。纵观岳阳巴陵戏的形成与发展，其大致经历以下阶段：孕育期、形成期、兴盛期、衰落期与抢救保护期。
孕育期与形成期
岳阳音乐文化的可考历史十分久远。东周时期，此地就已有先民的足迹与歌舞文化遗存。在平江地区发现的上古吹奏乐“埙”，足以证明先民们的高度发展的音乐活动。至春秋战国，祭祀巫傩之风充斥各地，许多古老的村寨聚落大量盛行宗教性歌舞活动。岳阳民间歌舞在此时十分繁盛。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通过《离骚》、《儿歌》等名篇将楚地盛行的大型民俗祭祀场面进行了充分描述，让人们充分领略了楚地民间宗教歌舞及巫傩文化的神秘。在巫傩文化的催生下，民间音乐活动获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
中古时期，岳阳崇尚巫歌傩舞的风气有增无减，《九歌》依然盛行，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云：“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之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宋代范致明所作《岳阳风土记》所青“男女踏歌”、“好歌吹管”等充分表明此时的岳阳城内歌舞繁盛。至元末明初，南北统一，水陆商业畅通，演唱北杂剧的艺人不断南来，岳阳地区开始盛行杂剧与本土歌舞音乐混杂的风气。
明末，巴陵人杨翔凤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自牧同集》中《岳阳楼观马元戎家乐》一诗云：“岳阳城下锦如簇，历落风尘破聋鼓。秦筑楚语拨箜篌，种种伤心何足数。”当时用“楚语演唱伤心事”，即自发组成的戏班用湘北方言进行演唱的艺术形式，在岳阳民问已广泛流传。从而使巴陵戏之雏形应运而生。据《中国文学珍本·袁小修日记》载，“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欲，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岳阳地属楚国，为湘北门户，和沙市临近，楚调自然容易传至岳阳，另据巴陵戏历代艺人传说，“巴陵戏艺人祖辈相传，明代岳阳有洪胜班，该班生角大王洪玉良为巴陵戏始祖”。由此可推断，岳阳巴陵戏确实在明末已形成。
16世纪中期，兴起于江苏太仓的昆山腔迅速风靡全国，万历年问波及湖南，岳阳巴陵戏亦在此时深受影响。昆腔通过与岳阳本土的方言及民间音乐形式进行充分整合。形成了巴陵戏中风格独特的昆腔。据清代嘉道年间杨懋建的《梦华琐簿》中云：“（道光十八年）夏，余到岳阳小住十八日，得识徐三稚青（庶成），佳士也……复工度曲，与余交莫逆。”“至于徐三稚青居岳阳而工度曲，是岳阳亦有昆曲之证。”这些记载均说明，昆腔是明末清初岳阳巴陵戏的主要声腔，巴陵戏仍然保留着一些昆腔传统剧目，如《天官赐福》、《打三星》等，在舞台表演中依然沿用了许多昆曲曲牌。
兴盛期与衰落期
清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各种民间艺术渐次繁盛。当时的岳州作为湘北重镇，各种地方戏曲文化交汇于此，不同声腔之间相互交融，竞相争奇斗艳，使岳阳巴陵戏呈现出诸腔杂陈的盛况。昆腔、吹腔、丝弦小调等各种声腔类型，都散存于大量剧目中。“倒板浆”、“鸳鸯调”、“罗罗腔”、“银纽丝”、“渭腔”等，这些新兴的乱弹腔板式完整、变化灵活，能演唱各种格律的唱词，加快了表演节奏，突破了古老昆曲的词牌唱句结构。温文古雅被灵动活泼所取代，弹腔从此成为岳阳巴陵戏的主要声腔。此时各种剧团相互交流，岳阳人敞开大门、博采众长，吸纳其他剧种的优点，在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完善自身。
岳阳巴陵戏弹腔的形成，主要受到徽调与襄阳腔的影响，分南北两路。据道光二年（1822年）刊行的《汉口丛谈》载：“李翠官，鄂通城人，幼习时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数年，去而来汉，年二十许矣，隶荣庆部。李貌不逾人，然每装饰登场，观者咸称啧啧赞赏。”据此推断，李翠官在岳阳学戏，是在清乾隆三十年左右。而楚玉部之活动于岳阳自然更早了。周贻白认为：“李翠官所唱时曲《杨妃醉酒》，当已为四平调。”此后，人和班艺人高秀芝赴汉口演出时，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称赞：“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李翠官到汉口搭班唱戏，并于安徽艺人同台。所演唱的《杨妃醉酒》、《潘尼追舟》、《玉堂春》等，都是弹腔传统剧目。以上材料足见巴陵戏弹腔的形成至少经历了200年的历史。历代巴陵戏艺人不断创造，冲破古老传统之束缚，不妄自菲薄，与兄弟剧种大胆交流互相借鉴，使得剧目、表演艺术日渐丰富，而巴陵戏弹腔即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从此以后，岳阳巴陵戏便成为以弹腔为主，诸腔共存的多声腔剧种。
清末，湖南巴陵戏进入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家喻户晓的科班，如“巴湘十八班”、“巴湘十八牌”等，涌现了一大批著名艺人。从艺人员亦达八百余众。在湘、鄂、赣三省交会的城乡广泛流传。而深受湖北人民喜爱的木偶戏与皮影戏，也经常使用巴陵戏进行演唱。民间自发组成的戏班子，常于城镇、乡村的茶楼、酒家上演。夜间的嗣鼓演唱更是不绝于耳。其中的汨罗同声园、平江老郎会、长寿街清音堂演出最为频繁，于当时影响颇大。各处可见新修的演出场所，光岳阳市及其周边乡村就有戏台三十多个。此外，湘阴大湾杨200多户的村庄，便能组建成戏班，周边不远的地区就有四个戏台。这些戏班戏台逢年过节、喜庆婚寿之时，总会竞相上演，热闹非凡。
民国时期，天灾不断，战乱频仍，灾难的阴霾笼罩着中华大地，濒临饥荒边缘的流民们为了求得生存，只好迁徙到人烟稀少的地区经商或垦殖。为生存计，200余名巴陵戏艺人迁徙到江西，很多艺人只好与当地案堂班搭班演出，个别能力超群的艺人自行组建班社，此时的巴陵戏艺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受尽欺凌压迫，过着极其闲难的生活。加之天灾人祸、战事不断，巴陵戏每况愈下，濒临灭绝。
岳阳傍洞庭、依长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岳阳饱受日本侵略军蹂躏长达七年。连年的战事，使巴陵戏逐渐走向衰落，艺人们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演到三五年后才有微薄收入。仅存的两个班社流落至湘西一带长达22年之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返回岳阳故土。巴陵戏亦因地处通衢，所遭受的战争影响较之其他剧种更为深远与惨重。
抢救保护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戏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经过一系列抢救性措施，巴陵戏从濒临灭绝中开始复苏，并再次复兴。艺人们的经济收人也得到了保障，特别是1958年剧团转为地方国营以后，演职人员都有了固定的工资，并且划拨公房解决了青年演员的住房问题。同时在岳阳影剧院、吊桥、便河同等处修建宿舍楼，使得流浪了300余年的巴陵戏艺人终于有了容身之所。更重要的是，巴陵戏自身也不断向前发展。剧目方面，一些经典剧目有所改编。表演方面，表演程式更为丰富，角色行当更加多样，小生、三花开始有了文武之 别。武行趋向专业化，旦行的区分比以往更细。伴奏方面，加入了西洋管弦乐，乐队成员最多时达20名乐手，形成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建制。对演出与排练场地政府也做了妥善安排。茶巷子的岳阳剧场，被定为巴陵戏剧团的基本演出场地，后来又陆续修建了排练场。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专项拨款，巴陵戏剧团演出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添置灯具，而后又新添大批服装、道具，整个巴陵戏剧团的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自1952年湖南省第一次戏曲汇演以来，巴陵戏引起了党和政府对培养戏曲专干的重视，政府相关部门召集了相关专家对巴陵戏开展了一系列抢救、发掘、整理工作。艺人们亦开始对巴陵戏的演唱经验进行总结。人们开始对巴陵戏的艺术特征及价值进行理论研究与分析。至此岳阳巴陵戏研究才真正开始。1957年，岳阳县举办巴陵戏小演员训练班。1960年，湘潭专区成立了巴陵戏曲学校，培养了大批业务能力强的戏曲人才。1964年，岳阳县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编排现代戏，大部分演员与乐手为演好新戏苦学苦练，在现代戏排演的过程中，向艺人们普及了相关乐理知识，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与修养。
“文革”期间四害横行，许多艺术资料被毁、大量艺人遭受残酷迫害，20世纪50年代仅存的几个专业剧团被先后解散，艺人们被下放到农村、工矿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地文化部门开始狠抓对传统剧目与音乐的挖掘、整理、录音、录像工作，岳阳巴陵戏剧团亦于此时得以重建，硕果仅存的专业剧团重新焕发生机。
改革开放春风迎面拂来之时，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力扶持振兴岳阳巴陵戏。在此期间，岳阳巴陵戏剧团先后参加多项省市级大型演出交流活动，均载誉而归。1992年岳阳市巴陵戏剧团被国家文化部誉为“天下第一团”，并受邀参演文化部举行的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岳阳巴陵戏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而又颇具历史意义的发展之路。现代文明的冲击与人们审美喜好的变迁，使巴陵戏在当代的发展中面临严峻的考验。2006年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功，给新时期巴陵戏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