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括丝弦、襄阳、胡琴等3种声腔和部分。

杂调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逐渐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和一些杂调，都来源于省外传人的戏曲声腔：丝弦源于秦腔，胡琴源于由腔演变成的徽调，襄阳源于楚调(辛亥革命后改称汉剧)，三种声腔，传入云南后，结合云南的方言语音和风土人情、民间音乐，变化形成了滇剧的三大声腔。此外，滇剧的昆头子、昆倒板之类，同昆腔有关，而平板、架桥、人参调、安庆调等，则同吹腔(又名石牌腔)有渊源关系。这些声腔在云南戏剧舞台上融汇就形成了滇剧。 

滇剧的发展，已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继前边提到的3个滇剧班子之后， 又出现了泰洪、庆寿、福升等戏班，曲靖地区也出现了玉林班。到了光绪年间，滇剧已经比较兴盛。不仅有了职业戏班，农村中的一些业余滇戏班子也纷纷成立。辛亥革命时期，滇剧逐步建立了戏园，蒙自、个旧、东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戏园。辛亥革命后，业余滇剧艺人梁星周、叶少庄等搜集了200多出小戏，印刷经销，流传较广。民国时期，滇剧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特别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反动军官杨据之对艺人抓、打、关、骂，进行人身侮辱，许多艺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奔外乡。杨据之还搞来一些青年，成立科班，大肆演出宣扬封建迷信的剧目。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滇剧已濒临绝境。

据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乔嘉瑞介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的3改活动，省和许多地、州、市、县都建立了国营滇剧团。1950年，省里成立了实验滇剧团，1953年改为省滇剧团，1960年建立了省滇剧院。在这段时期，很多优秀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也被分配到了滇剧团，记录、整理了一批又一批传统剧目，剧团和省文艺学校先后招收和培养了数百名滇剧演员及编导、音乐、舞美人才，大大充实了滇剧的新生力量。滇剧获得了新生和迅速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兴盛和衰败，到了80年代末，大家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方面有了不同的需求，滇剧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了衰败的迹象。虽然滇剧具有很高的艺术形态，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乐趣，但滇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解码”，一个完全不懂古老剧种文化的人，刚接触时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新生一代难免会被更易于接受、更有娱乐性的东西吸引。90年代后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建设，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古老剧种需要保护，“文华奖”、“梅花奖”等各种奖项的设立保护了滇剧的发展。这次举办的滇剧花灯艺术周也促进了滇剧花灯等地方艺术的振兴。

滇剧的表演艺术继承和吸收了徽、汉、秦腔等剧种。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向有“民族艺术海洋”之称，滇剧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在农村草台演出，吸收了民间艺术，具有民族乡土特色。不少名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招，如李少白饰《审潘洪》中的潘洪，能通过头上纱帽的高低移位，表现出潘洪惊悸、焦急的复杂心情；花脸卜金山在《梅花簪》中饰禁子，只用一个锁牢门的动作，使观众似乎听见锁簧入锁的声音，从而表现了他对犯人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又如名须生栗成之，他所扮演的《清风亭》中忠厚老实的张元秀，《马房失火》中机智沉着的白槐，《四进士》中不畏权势的宋士杰等角色，个个栩栩如生。尤其是《七星灯》中的孔明，唱工相当吃重,为了表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须越唱越衰，而身衰心不衰，栗成之都表演得恰到好处，被誉为“滇剧泰斗”。

滇剧的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和富于生活气息，如《牛皋扯旨》中的牛皋与陆文亮，《烤火下山》中的倪骏与尹碧莲，都是通过具有丰富生活内容的动作，表现出人物矛盾的过程，体现角色的思想感情。另一特点是语言生动，通俗流畅，具有地方民间歌谣的风格，如《秦香莲》一剧中的许多唱词。

丝弦腔源于秦腔，在滇戏三种构成因素中是主要的一种，它的唱法有“甜品”、“苦品”之分，可用于喜剧，也可用于悲剧。胡琴源于徽调的石牌腔，与二黄腔同源，故近似京剧二黄，但与京剧二黄又有不同，没有〔原板〕，其中有一种〔梅花板〕是由〔二流〕跺起来加以变化而成的，在歌唱中夹带诉说，可以唱到数十句不觉其繁复，真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常用于《黛玉焚稿》之类情节悲啼的戏里。

襄阳腔来自湖北汉剧襄河派。由于长期在云南流行，不断发展，并以云南土音演唱，与汉剧西皮已不尽相同而自具一格。特点是曲调流畅，旋律轻快、幽默，长于表达轻松欢畅的情绪。

胡琴腔即二簧，来自徽调，入滇后也具有了地方特点，其曲调庄重、委婉。杂调有以唢呐伴奏的“七句半”，以南胡伴奏的“筒筒腔”，以锣鼓打击乐器伴奏的“课课子”等，多用于生活小戏。

几种声腔的使用，多以丝弦腔为主，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出戏一种声腔歌唱到底，如丝弦腔的“春、梅、花、梵”四大本（即《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梵王宫》）等;另一种是多种声腔混用,艺人称“两下锅”或“三下锅”，如《二龙山》是胡琴、襄阳“两下锅”，《三祭江》、《杀四门》等是“三下锅”。

滇剧的三种主要声腔，结构均为板式变化体，都有倒板、机头（类似回龙，但变化更多）、一字、二流、三板和滚板等板式。此外，各声腔又有各自独有的板式唱腔，如丝弦腔有安庆调、坝儿腔、二十四梆梆、飞梆子等；胡琴腔有平板、架桥、梅花板、人参调等。伴奏乐器丝弦腔以锯琴(近似秦腔的二股弦)为主，襄阳腔、胡琴腔以胡琴为主。此外尚有南胡、月琴、三弦、撒啦（大唢呐）、叫鸡（小锁呐）、笛子等。打击乐器有小鼓、大鼓、梆梆、提手、大锣、小锣、钹、碰铃、镲等。 

昆明市宜良县滇剧演出的年代较早。据《曲靖地区戏曲志》记载，清末民初，宜良县就有陈维纯组建的滇剧班子，主要演折子戏，也演出根据地方民间故事改编的条纲戏。由于演出活动较频繁，就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滇剧艺人。1953年，宜良成立了“协兴滇剧社”，把一些分散在民间的滇剧艺人吸收入社。1955年，宜良的滇剧班子合并于曲靖地区滇剧团，在宜良成立了曲靖地区滇剧团一队。1959年，宜良在滇剧一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宜良县滇剧团，云南省著名滇剧演员彭国珍、竹八音、小八音、戚少斌及琴师殷质泰等都曾是该团早期的骨干。

1967年，宜良县滇剧团解散。1979年，以宜良县文艺宣传队为基础恢复了滇剧团，不但招回了一部分滇剧老艺人，还吸收了一批年轻演员，演出了滇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三姐下凡》、《杨家将》、《樊梨花》等，观众十分踊跃，滇剧演出日益兴盛。1975年后，宜良县滇剧团创作了历史剧《天波潮》、《穿袈裟的军人》等剧目，参加曲靖地区文艺汇演并获奖。后来又创作了民间故事剧《兔仙救龙记》、现代剧《野菊花》、《绿林新传奇》等剧目，在昆明戏剧汇演中均获奖。

临沧市凤庆县滇剧历史悠久，有史可考的最早传入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金玉的“天庆班”到该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后产生了一批滇剧票友。一些地方官绅等筹款建戏台购戏装，组织演出，并不断邀请滇剧班和著名演员演出了许多滇剧剧目，滇剧在凤庆的演出活动影响增大，流布更广。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一定造诣的当地票友，生、旦、净、丑都有，有的还搭班下海，以演出滇剧为生。1933年成立第一个业余滇剧社“尚友社”，所演剧本大多为1935年由务本堂、云南大新书店、瑞华书局出版的《滇剧大观》、《新滇剧》、《滇剧曲谱》等，并移植了一些川剧剧目。抗战期间，“尚友社”多次募捐义演《木兰从军》、《苏武牧羊》、《岳飞传》等剧目，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前方或灾区，受到当时的省政府表彰。1953年顺宁滇剧团成立，后改为凤庆滇剧团。

经过多年演出实践，凤庆滇剧团已基本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阵容整齐，唱、念、做、打各具风格，有一定影响的滇剧演出队伍，在保留传统剧目的同时，为改革滇剧唱腔作出了贡献。如赵兴仁创出的“反丝弦”、“反二黄”及融“襄阳”、“胡琴”、“丝弦”和杂牌小调为一体的“五音联蝉”，丰富发展了滇剧唱腔。在演绎好移植剧目的同时，产生了一批诸如《夜梅》、《双冤案》、《生日蛋糕》、《借嫁妆》、《阳雀叫醒梦中人》、《涌金烈火》、《心愿》、《对象》、《金秋宴》、《蜂王选婿》等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原创剧目，参加过省级汇演并获奖，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表演者和剧作者。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该县滇剧团于1990年解散后，已很少演滇剧，但不少业余爱好者和民间艺人仍然在节假日或红白喜事等场合，组织一些围鼓演唱“板凳戏”。

据1962年初步统计,传统剧目已记录大小剧本有1600多本。其中有秦腔路子、川路子、京路子和滇路子之分。秦腔路子与丝弦腔一起传入,

滇剧如《春秋配》、《花田错》、《高平关》等。川路子来自川剧，如“五袍”：《黄袍记》（赵匡胤雪夜访普）、《青袍记》（梁灏八十中状元）、《白袍记》(尉迟恭访薛仁贵)、《绿袍记》（萧何月下追韩信）、《红袍记》（刘知远打天下）；“四柱”：《炮烙柱》（纣王诛梅伯）、《水晶柱》（观音收鼋妖）、《五行柱》（孙悟空闹天宫）、《碰天柱》（共工触不周山）等。京路子来自皮簧戏（徽、汉、京剧）,如《打渔杀家》、《坐宫》等。滇路子分两种:一种是本省作者或艺人编写的当地历史故事戏，如《薛尔望投潭》、《逼死坡》、《宁北妃》、《陈圆圆出家》，以及辛亥革命后编的时装戏，如《一碗虾仁》、《新探亲》等；另一种是移植外地剧种的剧目，发展后自成一格，如《三国》、《水浒》、《红楼》等戏中的部分节目。此外尚有《打面缸》、《大裁衣》等杂调小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了大批传统剧目，并创作了一批反映白、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目，如《蝴蝶泉》、《望夫云》、《版纳风光》、《独手英雄》、《佤山前哨》等。较有影响的剧目有《牛皋扯旨》、《闯宫》、《送京娘》和已摄制成影片的《借亲配》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活动在滇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就有罗香圃、张禹卿、栗成之、戚少斌、碧 金玉、彭国珍等等，建国以后培养起来的在观众中较有影响的知名演员有万象贞、周惠依、李廉森、邱云苏、李少虞、王玉珍等。

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士也是滇剧爱好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对滇剧剧本的创作、加工，声腔和表演艺术的提高、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原住居民人数最多的白族和彝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习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庙或土主庙，庙内均有戏台。每年春节以后至农历三月农事轻闲，便成了庙会的集中时期，几乎村村都要轮流唱戏，各戏班都生意兴隆。但是唱戏的演员更多的还是普通群众中的业余爱好者，开戏之前数周都要先请戏师傅到村中教戏。

剑川文人赵师程（赵藩之父）有《社戏曲》一诗对春社演乡戏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赛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长扮项羽，中男学扮虞美人。下台不除紫巾岸，收场不洗翠眉频。但逢相识拉拉次，肥肉大酒欢良辰。明年多收十斗麦，为君再把粉墨匀。”由此可见滇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云南许多地方都有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乡戏班，平时常有数人相聚，拉起二胡、打开锣鼓清唱的“打围鼓”活动，茶馆是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地点。

一些滇剧特有的剧目在艺术上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在内容上也强烈地反映云南的社会状况。1884年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直接伸向云南，全省民众群情激昂，护路、护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逢勃开展，继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亦得到云南志士的积极响应，滇剧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民主革命形成的发展，便产生了滇剧改良活动，一批反映云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剧目出现。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大理、玉溪的群众一直都很喜爱这种剧种，但相对于花灯来说，滇剧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难，对剧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非常有名的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但编排好后被束之高阁。比如1999年，《赵京娘与赵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演出结束后演员被围住要求签名合影。演员冯咏梅更是获得我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但《赵京娘与赵匡胤》自上京演出回来就没有在玉溪公开演出过。优秀的节目难与观众见面，一则是观众的兴趣问题，另一则可能就是剧目与观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管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剧目取材上都不能适应观众多方面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省滇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树萍、周霞（此次滇剧花灯艺术周中展演的滇剧《童心劫》里两位女主角）时，两位演员也表示，放下滇剧高雅的架子，加入群众更感兴趣的东西，从群众的角度来编写剧本，改变传统的冗长的演绎手法，真正走到群众中间，能使滇剧被观众和市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