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二人台早期被人们称为“玩艺儿”或“蹦蹦”，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剧目、音乐，还是表演，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之路。

清初，集宁、兴和周边地区为蒙古各部世袭牧地，康熙伊始，清政府就出租土地由汉民耕种。到了光绪年间，官方开始大量的放垦，促使大批的汉族移民迁入垦荒。暑去冬来，这里成了打短工或长久垦荒耕种者求生劳作的地方，常此以往，一些商贾和手艺人也渐渐云集此地，使这儿成了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一些民间艺人也不断地涌至，带来了内地的文化和艺术，冬闲时人们以唱民歌和耍社火自娱，所以当时民歌和社火也大为流行。每到年关和元宵节前后，各村镇都要组织民间艺人们闹社火，走街串巷进行表演，所唱曲调也大多取之于本地民歌。后来艺人们在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引伸，长而久之，渐渐地融进和借鉴了一些社火表演的成分。

到了民国初年，东路二人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时的农村贫苦，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只有逢年过节，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常聘请民间艺人来演唱二人台。小班由五六个艺人组成，一般打地摊演出，丑旦角挥舞着彩扇、手绢和霸王鞭，边歌边舞，众人席地而坐围观欣赏。晚上演出时用麦秸作篝火，有时通宵达旦，尽兴而散，所以，当地民间习惯称它为“玩艺儿”。随着发展，“玩艺儿”逐渐从社火中脱胎出来，演出中添加了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后来打地摊的小班逐渐增多，剧目也就丰富了起来。东路二人台，在抗战前并无职业班，只是在农闲时由艺人为群众做业余或半职业性演出。日寇统治时期，商都、化德等集镇大放官赌，为了招徕赌客，民间艺人们每天都被邀请到赌场进行演出。除管饭外，待遇分为几等，每人每天收入多则几元钱，少则几角钱。因为收入较多，有些艺人便把演戏当成了自己的职业，从而也就产生了职业班。

东路二人台，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演变，是经过无数民间艺人的探索创新，加工和润色才逐渐形成的。建国后，将“玩艺儿”改名为二人台，由最初的打地摊到搬上舞台，并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演出模式。除了演出大量的传统经典剧目外，把表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普通百姓生活追求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演出方向。注重刻画不同性格人物特征和演绎他们的内心世界，把表述故事，演化情节，塑造人物作为其主要创作源泉，使东路二人台在表演风格上形成了自己新的套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专业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老艺人，在东路二人台的剧目创作和表演上，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不仅拓宽了东路二人台的流布范围，亦从其他曲种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内容。 

以单体曲为主，一曲到底，大多专曲专用。如《挂红灯》、《十对花》、《五哥放羊》、《打连城》等。因一曲到底满足不了剧情的发展和需要，又不能加进其他节奏曲调，只有在原曲调上作由松渐紧、由慢渐快的节奏变化，是二人台音乐形象的一种手法。基本规律是亮板→慢板→流水板→快板（捏子板）→垛板。为增进剧情的表现力，男角走低音大嗓，女角走高音细嗓，男女粗细嗓出现，要求演员在演唱技巧上多下功夫。

曲联体的套曲形式 ，即一剧采用多种曲调 。如《卖碗》、《探病》、《回关南》、《姑嫂挑菜》等。是根据剧情的发展 ，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来配曲 ，从而扩大表现力。在过门和唱腔中，速度、节奏的变化也有其规律（各种板腹、底锤）。在曲牌的进行中，不论何种调式，均以调式音为主底锤，便于演员入口，灵活方便。

向板腔体的节奏形式发展 。唱法与西路不同 ，定调比西路高二度，适宜男角演唱，故不用假声，平打平唱。

东路二人台的唱腔，主要来源于民歌，是在民歌和社火的基础上，吸收了大秧歌、道情、北路梆子等音乐元素而发展衍变来的。其唱法早先以高打低唱为主，用真声，后来以真假声相结合。在较自由的行腔中大致可分“满、花、闪、捏、口”五种唱法，各有所长，平常混合使用。曲调运用也有一定的提炼，最初的唱腔较为简单，从一曲专用或一曲多用，发展成多曲联用的套曲形式，基本上保留了原民歌乐曲的面貌，曲调变化不大，只有快慢之分，多数曲调至今依然保留着原民歌风格。随着剧目戏剧性的增强，部分唱腔已突破了原来较为规整的民歌体形式，同时也有了简单的板式变化。唱法高低起伏变化小，比较平缓，欢快流畅，定调比西路二人台略高，适合男角演唱，故不用假声。唱词多用比兴手法，极富夸张，衬词叠字使用频繁，唱念简炼生动，诙谐幽默，唱词中主要采用地区方言，语言通俗易懂，特别是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当地人们所熟悉的俗语，增加了语言表达的效果。这种方言多入声，质朴而淳厚，词语中多双声叠韵，串话丰富诙谐，凝练质朴，叙事性强。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朴实无华，既有热情大胆，言直豪爽的个性风格，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移调的处理。由于男女发音本质的区别，自然音区有几度的差别，所以男女同一曲时，适应女腔的音域，男腔显得高不成，低不就。反之，女腔也有同样感觉。所以，女是走高腔，男行低腔，形成显明的色彩对比。另外好的男女对唱形式，男角为就乎女角，高音上不去，不得不采用假嗓（小嗓），这也是二人台男唱腔的风格之一，使用假声过多，会造成男女角色形象上的含混不清，在感情上也不那么十分严肃，所以就需要有移调的处理。使其男女腔相近，便于演唱。

曲牌是二人台音乐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作器乐节目单独演出，也可以配合戏曲烘托气氛作衬曲，还可以作舞蹈伴奏音乐。二人台曲牌有《八板》、《喜相逢》、《鬼拉腿》、《虞美人》、《黄莺亮翅》、《森吉德玛》等，牌曲是根据剧情需要进行伴奏的，它能增强剧情色彩。有时开演之前或戏演完之后，也可以演奏牌曲，来渲染气氛，增强效果。

东路二人台牌子曲约有80余首，音乐构成来源于传统曲牌、散曲和套曲、爬山调、门楼调。演奏风格热烈火炽，一般采用稍稳急促的快节奏，听起来高亢。它的装饰音较少，元音最多，速度比西路二人台稍快，唱腔的尾音短促，节拍上强弱音变化大，跳跃性强，具有强烈的叙事色彩，极宜于人物与情节的演绎。曲调之外，伴奏格调也自成一体，乐器有笛、四胡、扬琴、四块瓦。后来又增加了板胡、二胡、琵琶、笙、唢呐、三弦、大提琴以及鼓、锣、镲等打击乐。特别是板胡的主奏形态，使音乐高亢、激越、明亮，与方言天成合一，富有韵味。

牌曲来源于各个方面，有的源于民歌，有的源于佛曲，还有的源于吹腔，但它被二人台吸汲融化之后，就成了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音乐了。它同样具有唱腔音乐的特点，音域宽广，音程跳动大，装饰音和滑音使用频繁，曲调激扬奔放而又婉转缠绵。有的善于表现热烈欢快之情，有的善于抒发深沉感伤之慨，喜怒哀乐，无不俱在。

牌曲在单独演奏时，曲调变化不大，基本上保持原风貌，只有快慢之分，并无固定板式。

二人台传统乐队由笛、四胡、扬琴（三大件）、四块瓦组成，演奏风格热烈。在表演上具有短小活泼、花样繁多、节奏紧凑、朴实健美等艺术特点，道白多用方言土语和“串串话”、“顺口溜”、“叠字”、“歇后语”，采用“走唱”形式，时说时唱、说唱结合、载歌载舞，表演人数不拘。

二人台表演可分为歌舞和小戏两种形式，舞蹈幅度大、跳跃性强，给人以粗犷憨厚之感。歌舞的表演来自“社火”的高跷，现今不再踩高跷，但仍保留着高跷颠颤步的遗风，穿插过场仍用高跷的剪子股、编蒜瓣以及秧歌的大小八字、大小圆场、二龙出水等套数。所用道具彩扇、霸王鞭、手绢都有一定技巧。彩扇有开扇、摊扇、背扇、摇扇、抖扇和各种花扇。打霸王鞭时，先打地三下谓之“三点头”，然后随节奏分打上中下三路：上打肩背手臂；中打腰围；下打双脚或用脚踢，打法无固定套数，“整学乱使唤”。手绢原为红绸。后改为专用的八角硬手绢，有抛、接、旋转等难度较大的技巧。小戏的表演无程式规范，动作生活化。 

东路二人台，剧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有载歌载舞，红火热闹的“火炮曲子”；有以演唱见长的“硬码戏”；有器乐牌子曲演奏；有清唱、对唱、表演唱、串话、道白等等，生动活泼，短小精悍。东路二人台，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有70多个。其中有一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大型剧目有《小放牛》、《卖麻糖》、《拉毛驴》、《回关南》、《割红缎》、《拉骆驼》、《探妹妹》、《三女拜寿》、《串河湾》、《撒荞麦》、《摘花椒》、《卖碗》、《观花》等。小型剧目有《打金钱》、《五哥放羊》、《挂红灯》、《打连城》、《十对花》、《打樱桃》等。移植改编的剧目有《朝阳沟》、《卷席筒》、《柜中缘》、《三拜花堂》、《秀姑劝夫》等。现代戏有《分粮》、《嫁娶新风》、《光棍娶妻》、《媳妇登门》、《如此儿媳》等。无论是传统剧目还是新编移植剧目，绝大多数题材，都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爱情的，可以说内容非常的广泛。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乌兰察布市民族艺术剧院获得“东路二人台”项目保护单位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