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漠南设置管理汉民和蒙汉交涉事务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隶属山西大同府，此为漠南设制之始。后又改隶朔平府。清乾隆元年（1736年），在归化城理事同知之下，分设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3个协理通判厅。乾隆四年，增设绥远城理事同知厅和隶属于归化城厅的善岱、萨拉齐协理通判厅。乾隆六年（1741年)，山西省在归化城设归绥道，管辖归化城、绥远城等上述各厅。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增设丰镇厅，隶山西大同府；宁远厅(今凉城)隶山西朔平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善岱厅并入萨拉齐厅，托克托城、和林格尔、清水河、萨拉齐均升为通判厅。光绪十年(1884年)，丰镇、宁远2厅划属归绥道。
归绥道全称为“归绥分巡等处地方兵备道”，处理绥远各旗民、蒙民之间的交涉、刑讼事务，直接管辖归化城厅、绥远城厅、托克托城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并负责监督征收牲畜交易税、贩运税。道员秩正四品，属吏有典吏、攒典等。所辖各厅，又称山西省“口外七厅”(包括丰镇、宁远2厅，不含无辖地、属民的绥远粮饷同知厅)。实际管辖范围为旗县（厅)交叉的整个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汉民和蒙民事务。清末实施新政，大规模放垦蒙地之后，归绥道辖下又增设五原、陶林(治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武川、兴和、东胜5厅。各厅同知为正五品，通判为正六品。归绥道所属各厅长官，归化城、绥远城、丰镇、五原、武川、兴和等厅为同知；萨拉齐、宁远初为通判，清末升为同知；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陶林、东胜为通判。归绥道所辖各厅的属官，有巡检（从九品)、司狱(从九品)、巡检(有的兼司狱)。归化城、萨拉齐、丰镇、五原等厅各2人，其他各厅只1人，有的驻厅城，有的分驻辖境。如萨拉齐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包头镇；归化城厅巡检一驻厅城，一驻毕克齐镇。司狱，只丰镇、宁远2厅各1人。道光十年(1830年)《河曲县志》载：
蒙古草地案件，向系陕西办理。因近河蒙民交涉之案，每就近赴河东，呈报山西厅县，代为讯办，以后陕省遂相推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经各县详定界限，自河岸以西五十里至十里长滩，归河曲管理。遇有呈报蒙民交涉案件，先详请神木部郎，饬准格尔贝子，委蒙员押解蒙人来河，会同审办，遂定为例。其他地半属平岗，山不甚峻。牌内土窑居多，间有房屋不过数家，不成村庄；惟十里长滩商民云集，市镇较大，牌外伙盘，尽系土窑。民人种地者，安设牛犋类皆棚厂。所种之地由贝子放出，止纳蒙租。系民人开垦者如不愿种，由民人推手。山内出煤炭处，租给民人开窑，亦系蒙人收息。牌内每一地方，设牌头甲长，统设通事八名，督同查察，不许宵小潜匿，与内地保甲之法同。牌内名黄界：由黄河西岸、东北至罐子沟六十里；西至五兰合收把楞沟与陕西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东南至黄河与府谷县所管交界；西北至十里长滩五十里。牌外名黑界：由十里长滩东北至黑代沟，与偏关县所管交界六十里；西北至川长，与托克托城厅所管交界一百里；西至白塔儿，与府谷县所管交界四十里，至准格尔贝子营盘一百二十里。
综上述，丰镇厅也罢、宁远厅也罢，归绥道也罢，至民国元年（1912年)之前，归绥、包头以及丰镇、托克托、清水河等境域的汉民(特别是晋陕冀移民)，统归山西省管辖(民事、赋税)。境内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蒙民则直接归理藩院管。蒙汉分治。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2日，在辛亥革命影响下，阎锡山率山西革命军经伊克昭盟进入包头，成立管辖包头、后套和伊克昭盟地区的临时政权包东州。1月26日，山西革命军东进归绥失败，退回山西，包东州建制解体。民国初年，绥远地方行政制度暂时沿用清末旧制，仍由绥远城将军执掌军政和蒙古盟旗事务。汉民地方行政事务仍由归绥道管辖，隶属山西省。同年5月，山西省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命令，改归绥道为归绥观察使公署，仍由山西省管辖。不久，归绥观察使公署所辖的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丰镇、宁远、兴和、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武川、五原、东胜等口外12厅改为县。10月，新任绥远城将军张绍曾改清制绥远将军衙门为绥远将军府，取消兵司、户司及印房等机构，设总务处，下置5个科管理旗务。民国2年(1913年)，绥远城将军张绍曾为维持行政统一，召集归绥观察使公署所属12县、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总管旗有关人士，组成乌伊归绥联合会，上书中华民国政府，要求实行晋绥分治。当年，中华民国政府拟定将绥远地区划设为特别行政区，以归绥观察使公署所辖12县、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总管旗为辖区。将军府设民政厅、军政厅，分理军民事务，并拟裁撤归化城副都统。为此，土默特参佐各官以“蒙情惶惑，碍难裁撤”为由，电请中华民国政府保留，遂由国务总理会议议决归化城副都统一职由绥远城将军兼任。民国3年(1914年)1月，观察使改称道尹，归绥道观察使公署改称归绥道尹公署。6月，中华民国政府令准设察哈尔特别区，并将归绥道所辖绥东4县(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划属察哈尔特别区。同年7月6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改绥远城将军为绥远都统”，并公布《热河道绥远道兴和道区域表》规定：“绥远道辖县区域为归绥、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五原、武川、东胜。”从此后，结束绥远隶属山西省管辖的历史。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民国3年(1914年)之前说“打玩艺儿是在山西产生的”无可非议。因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厅、县、州(移民聚居之农作区)统由山西管辖。那个时候没有绥远省，也没有内蒙古自治区。只是到绥远单独设省后，再说二人台是山西的，那就片面了。关键的问题是因为行政区划发生变更。再者，在民国3年(1914年)以前山西省的任何史料，或官书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二人台”这个字样。继而论之，如果按现时编史修志的观点，即“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表述”的话，那么说“二人台是在内蒙古产生的”，是能够成立的。
中国有个典故，记载春秋战国时晏子的一句话：“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二人台在晋陕其原始形态是民歌，是橘；移居漠南塞外发展开始撂地摊儿打玩艺儿，成为地方戏二人台，是枳。用河曲人樊六1953年的话说：“我小时候在河曲唱的《走西口》是民歌，到口外打玩艺儿才学会唱戏”。(王世一作证)这民歌和玩艺儿的区别，又如同今之二人台与漫瀚剧一样，是母体与子体的区别。二者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说，二人台在山西省最流行的地方首推河曲县，其次还有保德、阳高、定襄等地。清代之前，在河曲，根深蒂固并被认可的民间艺术，是道情戏和民歌，还有正月十五的社火。道情戏在河曲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晋中的历史则更长，最晚也应该产生于明代。但是，因地理条件决定，河曲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地下资源贫乏，据清道光十年(1884年)《河曲县志·风俗》载曰：“河邑，山多地少，凡有地可以耕种者，固必及时树蓺。及无地者，或养牲畜为人驮运货物，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起码至21世纪初还未发现什么富矿，故而人民生活较清苦，历史上的移民活动一直没有间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些外出谋生的人们，把家乡的道情戏、民歌、社火携到各地广泛流传，继而将经过发展加工的新的艺术形式传回故里，就像晋中的中路梆子（晋剧）传到塞外形成别具风格的内蒙古晋剧一样。河曲民歌在形成二人台的过程中起到奠基的作用，但是，二人台不是在河曲县形成的。二人台固有的，是河曲的民歌，不是戏。这一点很肯定。原因有：1.“二人台”这个称谓是1951年首先由绥远省官方认定的，此前，河曲县只有“玩艺儿”而无“二人台”一说。2．一些二人台的代表剧目如《走西口》、《打金钱》、《打樱桃》、《打连城》、《挂红灯》以及东路二人台剧目《回关南》、《摘花椒》等是在塞外形成的戏曲(其民歌体裁例外)。 3．19世纪初，河曲县没有(或很少)土生土长的二人台的代表性演员或名艺人。纵有，那个时期是唱道情的艺人(如李有润、邬圣祥)是以风搅雪形式出现的草台班儿，以唱道情为主，兼唱社火、民歌小调。诸如樊贵重(老百灵旦)、樊二仓(小百灵旦)、樊六、周治家(拉塌地)、苗文琦等河曲籍的艺人或艺术家，他们是走西口移民到塞外的，他们的艺术生涯在彼地而不在本地，或者说他们的艺术生涯不能全部记在河曲县的账上。换一句话说，如果樊六等在河曲有如此成就，也大可不必走西口到塞外谋生，去挖莜面，去受日本侵略军的毒打，而可以在本县卖艺或办戏班，日子也一定错不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有半分奈何，哪个河曲人愿意舍家撇业“泼上性命去走西口”谋生呢?4．二人台的艺术成分有剧目、曲目、呱嘴、舞蹈、牌子曲等门类，它包括民歌、舞蹈、曲艺、丝竹乐、戏曲五个方面，从这些门类的组成完全可以断定，河曲县（含保德县等），无力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艺术内涵的地方小戏。5．二人台的三大件由枚、四胡、扬琴组成，这3种乐器中的四胡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并使用的乐器，如蒙古族曲艺好来宝使用的四胡，至少可以上溯到元代。而山西的50多个剧种中，却很少用四胡。如果说二人台是产生在山西，起码它的主奏乐器应该在晋文化中觅到根源，因为没有稳定的主奏乐器，是不可能形成戏曲的。6．据初步统计，清末民初乃至民国年间(1912年一1949年)唱玩艺儿的艺人只有5%为河曲人，余为偏关、保德、榆林、府谷、神木等县人。在全部艺人中(截至到民国38年前)，又有约60%是在绥远出生的人。他们的祖籍是晋陕移民，起码在父辈时就已定居在塞外。他们是典型的“枳”。7.二人台中有许多蒙古族民歌，这些是河曲县根本不可能具备的。8．二人台的一些传统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转山头》、《水淹坝口子》等，是艺人们根据塞外的真人真事创编的，继而流行于晋陕冀宁，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9．用蒙汉语或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风搅雪”表演的一些二人台剧曲目(如《阿拉奔花》等)，只能产生在内蒙古，绝对不可能产生在河曲或别的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