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前身是“宋江戏”。据老艺人陈坪(1884-1957年)称,听其师傅代代相传说: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农、渔村庄,每逢迎神赛会喜庆节日,村民们有装扮梁山好汉游行于村里的,间或就地作简短表演。由此出现儿童演出宋江故事,时称为“宋江仔”。清道光(1821-1850年)以后,由成年人扮演的戏班,群众称为“宋江戏”。
南安岭兜村的“宋江戏”艺人与漳州来的竹马戏艺人及一名归侨合办一戏班,班名“三合兴”。它突破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演出半文半武戏,剧目有《郭子仪拜寿》、《困河东》、《斩黄袍》、《逼宫》等。合兴戏出现后,很受群众欢迎,戏班也增多了。
“合兴戏”在发展过程中,“宋江戏”仍然存在,二者除剧目可以互演外,基本功和表演程式也互相吸收。当时有规定,进合兴戏的艺人,必须能演“桶内戏”(即宋江戏的定型剧目)才能入合兴班演“桶外戏”(即合兴戏的幕表戏),二戏逐渐融合,至清末,宋江戏与合兴戏统称高甲戏。
至于高甲戏的称谓,据传是因为演出时搭高台,穿战甲,拿戈枪,故观众叫做“戈甲戏”(“戈”与“高”闽南语音同)。另有一说法是因为戏班到海外演出,侨胞称家乡来的戏是高等甲等戏,戏班回来就自称为“高甲戏”。还有一说,是高甲戏有九个角色故称“九角戏”。闽南观众则称之为“大班”、“土班”。
20世纪20至40年代,高甲戏发展很快,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就有400多个戏班,年年都有戏班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演出。各班竞技激烈,先后涌现出“十大虎班”:“前五虎”为“福庆成”、“旧大福”、“福胜兴”、“福金升”、“金秀春”;“后五虎”为“新秀春”、“大祥春”、“金成兴”、“新大福”、“福联兴”。最好的称“龙班”,即“金莲升”,故有“一龙破五虎”之说。
20世纪30年代,部分高甲戏戏班不满足于在农村草台流动演出,陆续走出国门,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国。这一期间,出国的戏班达到高潮。共计有:新连兴(1929-1935年)、三妹班(1929-1938年)、福连芳(1930-1933年)、锡坑班(1934-1937年)、桑林社(1934-1937年)、全和兴(1934-1936年)、协义社(1937年)、福顺兴(1936-1937年) 、金春宝(1936年)、尚义社(1936-1937年)、小丁班(1936年)、新金春(1936年)。
1938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20世纪30年代时走出国门的班社于战前先后回国。
1950年,泉州市曾分期分批集中高甲戏艺人学习。“泉州市高甲戏剧团”便是在“戏改”中,通过从五个民间职业剧团――“新秀春班”、“三合和班”、“福庆成班”、“新连升班”、“通华兴班”,抽调最优秀数十人演员而组成的。他们是:董义芳、吴远宋、施纯送、许仰川、柯贤溪、刘再生、林秀来、陈子良、柯贤克、蔡秀英、黄秀郎、林固子、陈玉燕、林贤殿、施义烧、蔡文煌、田鸡仔、吴尊荣、肖迪频、肖光椅、姜金龙等。而后又陆续调入一批对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具有专业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他们是:王冬青、吕文俊、杨波、张伯萍、陈枚生、王振权、王大弼、蔡展龙、佘楷模等人。由于与艺人长期合作,高甲戏从此开始由草台艺术转入剧场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甲戏得到振兴与发展。
1950年,泉州成立戏剧改革委员会。
1951年,抽调各戏班名演员组成“泉州大众剧社”(1957年改为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演员有董义芳、吴远宋、许仰川、萧迪苹、林秀来、蔡秀英等40多人。此后,相继组成晋江民间高甲剧团、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惠安高甲剧团、南安高甲剧团、永春高甲剧团、德化高甲剧团、安溪高甲剧团、同安高甲剧团、大田高甲剧团等。从此,高甲戏一改演幕表戏的习惯,开始进入新剧目与编演现代戏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甲戏《连升三级》首先遭到冲击,被当作“大毒草”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作者王冬青被揪斗,关进“牛棚”。剧团被迫解散,大批名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闽南各地的高甲戏剧团相继恢复并进入振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