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关秧歌，原名“西火秧歌”，是流行于壶关、长治、陵川、长子、屯留、潞城、平顺一带的戏曲剧种。源于长治西火和壶关赵屋。约兴起于1851年—1875年（清咸丰、同治年间）。原为逢年过节打铁挖煤时唱的调子，打地摊演唱，1821—1850年（道光年间）勃兴，几乎遍及长治大小村镇。

壶关秧歌起初是在打铁和挖煤时哼唱的调子，盛行的地域是壶关邑南的赵屋和长治县的西火一带煤、铁矿资源丰富的地区。壶关秧歌最早的曲调就是这些打铁人在炉坊里互唱互答的劳动号子。后来，为了满足劳动者心声的流露与感情的释放，逐渐编演简单的故事，打地摊演唱。这种演唱只以梆板击节，句间加以打击乐，所以又被称为“地圪圈秧歌”和“干板秧歌”。后来它成为民间社火的一种表演形式，经常在街头、饭场、打谷场演唱。它的唱词通俗易懂，唱腔简单，音调很少大起大落。　1796—1850年（清嘉庆、道光年间），西火秧歌迅速发展，几乎遍及长治县的大小村镇，一些职业、半职业的秧歌班，常到临近县演出。在与兄弟剧种的交流中，逐渐由滑稽调笑的 “二小戏”变为“三小戏”以至多角色体制，由打地摊演出向舞台表演发展。1851—1861年（咸丰年间），秧歌班社达到鼎盛时期，壶关、长治相邻地带，十有八九的村庄有秧歌班，老百姓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一些较大的村庄甚至有两三个秧歌班。班社名称大同小异，如 “自乐会”、“自乐班”、“同乐班”、“三合社”等。这些班社每到一地演出都要在舞台前挂落头牌，在舞台后墙壁上留一些字。长治县寺庄村大庙的一通1862—1875年（清同治年间）的石碑上刻有 “奉命禁止演唱秧歌”的字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秧歌的演唱已很繁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光绪至民国年间），长治县相继建立梁家庄同乐会、荫城村公义会、南泉庄天成班等班社，表演艺术日臻成熟，出现与上党梆子争胜的局面。

壶关秧歌集歌舞、演唱、音乐等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演风格。

秧歌唱腔充分利用了垫字、衬字和虚字。如：啊、呀、这、就、哪个、呀得儿、喽嗬、里嗬等，它们在唱腔中起着一定的辅助和衬托作用，形成了清、淡、雅、素的秧歌唱腔格调。

秧歌舞蹈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粗犷而不乏细腻，火爆而不失优美，乡音中深蕴乡情、趣浓、戏活，体现了该剧种的舞蹈特征。

秧歌音乐属徵调式，其音列为3567 1 2 3 4 5，声腔为民间歌舞清腔系，它以上下句对称结构体为主要曲式结构，板式分别有散板、悲板、数板、倒板、垛板、贯板、流水板等，男女不同腔，音域在e—g之单，唱腔旋律的特点是四度、五度跳进结构的波浪式下行状态。集聚成了秧歌音乐的特点。

演唱分生、旦、净、丑，演员演唱要求用自然发声法，道白属汉语北方语系，中州音韵四声音调。秧歌擅长演家庭伦理和生活小戏，曲调简单好学，唱词通俗易懂，表演朴素自然，内容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被专家誉于上党地区小黄梅荣誉称号。

当初秧歌的演唱形式五花八门，不拘一格。往往根据场地、道具、人员的不同，采用清唱、对唱、轮唱、坐板凳唱和地圪圈唱，所以当时的壶关秧歌也叫“地圪圈”秧歌和“地朴楞”秧歌。由于只有简单的打击乐器，没有弦乐，故也称干板秧歌。开初他们除过年过节在本地演唱外，还走村串乡互相交流演唱。每到一地，领班人穿一长袍或长衫子，头戴成帽或裹一条白毛巾，左手举一上写“同乐会”的方形灯笼，右手拿着算卦先生用的摇环走在中间，生、末、旦、丑各行当随着转圈子，领头人边走边念顺口流“进来场里打圪叉，你们听我说说吧。同乐会来到帽东禾(村名)，就在这里演出啦”。然后由各行当轮唱具体情节，一轮每人四句，最后一人、最后一轮的最后一句唱出剧目名称，算是报幕。到了同治年间，秧歌剧开始搬上舞台演唱。 

壶关秧歌的剧目大都是根据民间的真实故事和传说编写而成，有的甚至原模原样搬上舞台。如干板秧歌的代表作《凤英女骂街》，就是根据当地的一个真实故事编写的。

壶关秧歌不仅赏心悦目的小型剧目多，且剧情丰富的大部头剧目也不少，如《双许亲》《烧刘三》《烧桃园》《松江口》（连五本）等。1965年已搜集到的传统剧目有近300本。经过加工整理，成为保留剧目的有《雇驴》《天齐庙》《苏姐姐梦梦》《打酸枣》《侍女登科》《连理狱》等20余个。自编自导的现代戏有《初次见面》《新老队长》《爱在深处》等。移植演出的现代戏有《朝阳沟》《红灯记》《李双双》《沙家浜》《江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