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艺青海平弦的起源的说法,一说是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从我国的北方地区传入。据当地老艺人介绍,现今知道最早的青海平弦艺人叫作梁寿娃,外号梁佛爷,约生于1850年前后。后来又有李汉卿、陈厚斋(两人大约生于1890年前后)在教授徒第和传唱方面均颇有影响。据此推算,最迟到在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这一曲种已经开始流行。其曲目大多取自象《东周列国志》、《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古典小说和戏曲中选取出来。从平弦联套结构和它的词、曲构成形式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它的来源是出自于多种渠道的。平弦曲调的名称则多见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刊印的《霓裳续谱》和道光八年(1828)刊印的《白雪遗音》。其曲调旋律,多数与北京、天津的俗曲相同,部分则与江、浙俗曲相近。
在内地的地方曲艺中,对青海平弦影响较大的曲种,当数甘肃的“兰州鼓子”和北京的“八角鼓”。“兰州鼓子”的音乐唱腔也属于曲牌联套体结构,其中就有象赋予腔、、罗江怨银纽丝、太平年等调子,它们和青海平弦中的同名曲调很相似,甚至连它们的联套结构也相当一致。兰州鼓子一般由引子(鼓子头)、套曲、尾声(鼓子尾)三部分组成,青海平弦构成也是由引子(前岔)、套曲、尾声(后岔)三部分组成,它的伴奏乐器都以三弦为主,其它的乐器也均相同,而且都以筷子敲击月儿(四寸多瓷碟)来掌握节奏、注重音乐的唱腔。陇上人一般又称兰州的鼓子和西宁的赋予均为曲坛佳音,这不仅是赞美词、曲的优美典雅,而且也说明了它们内在的密切的承接关联。
陕西省的平弦曲子和其他相关的曲艺对青海平弦也有很大的影响。从陕西省凤翔县文化馆于1963年编印的《凤翔民歌--平弦曲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凤翔的平弦戏曲虽然没有形成曲艺形式,但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曲调、唱词以及音乐曲牌和青海平弦来作对照,就可以发现有的是属于同名异曲,有的则是同曲异名,例如 “尖尖花”(青海平弦称“剪靛花”)、“八板”(曲同于青海平弦的“八谱儿”)、“五更鸟”、“虞美人”(曲同于青海平弦的“杨点花”、“大开门”、“大开梅”)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和青海的民间小调十分相近。从历史上人口的变迁历史来看,根据青海省民和县下川口的《冯氏家谱》所记载:“大明洪武年间从陕西凤翔、宝鸡县迁湟。”由此来看,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随着全国各地移民的迁徙流入和军队的进入,以及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来青海经商落户等,也带来了不少外地的民歌、曲艺、戏曲在青海省河湟地区安家,开始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交融并衍变、发展。如青海平弦的“大莲花”、“太平调”等曲,同陕西、青海眉户中的同名调在旋律和结构上基本相同,“十里墩”、“牙牙儿月”同青海眉户中的“东调”、“岗调”相同,(青海眉户也是来自于陕西眉户)。而平弦的“杨点花”、“倒扳桨”、“茉莉花”、“水仙花”等曲调在旋律、调式和名称上又和南方的有些民歌相似的相近,有的连唱词内容都完全一样。这可能与传说中的南京绽紫巷的居民全部发配青海西宁有关。总之,青海平弦曲艺的音乐唱腔有南腔,也有北调,有青海的特色,也有甘肃、陕西的风味,成分比较复杂。
新中国建国以后,有关部门对青海平弦十分重视,从1951年起,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其音乐曲调,并有专著出版。1954年,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试用其曲调排演了《秋江》、《楼台会》等小戏。1958年上半年,青海省湟中县秦剧团,也试着将平弦搬上了舞台,由秦腔演员排练了大型传统戏《赵氏孤儿》,在湟中、西宁、兰州上演。同年下半年,青海省政府及省文化行政领导部门做出“将平弦坐唱曲艺搬上舞台,发展为地方剧种”的决定,并在西宁市戏剧学校设立了“平弦班”,于同年10月起陆续招收学员四十余名,抽调平弦艺人、戏曲形体训练和排戏教师、新文艺工作者近二十名,投入了将坐唱平弦曲艺搬上舞台的实验研究工作。
1959年7月,由西宁戏较平弦班的小学员们排练的第一台平弦折子戏《百日缘》、《秋江》、《柜中缘》被画龙点睛式地搬上了舞台,与西宁市的广大观众见面,受到了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青海日报》、《西宁日报》连续发表了诸如《特放的花朵》、《新花开放添异彩,青海平弦登舞台》等多篇文章和剧照,热情地赞扬青海地方剧种--青海平弦戏的正式诞生。同年国庆节,平弦剧再度公演。此后,在边研究改革、边教学排练演出的传统戏有《合婚》、《打路》、《风筝误》、《庵堂认母》、《游园惊梦》等;现代戏剧目有诸如《小两口吵嘴》、《小红心》(大型)、《拾麦穗》、《木匠迎亲》等。其中,《游园惊梦》于1960年由青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舞台艺术片。为了加强实习锻炼,学员们还经常到农村、厂矿、部队各处演出,普遍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从六十年代起,本省的地方剧种平弦戏搬上舞台以后,青海戏剧界就对它的形式与发展极为关注,平弦戏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艺研究课题。研究范围包括有剧目、音乐和对白等诸多项目,尤其以声腔研究为核心。专业和业余的戏剧理论剧的理论工作者们写了很多的探讨文章,如:《把握平弦的曲目发展剧目》、《平弦的念白用哪种语言好》等,《光明日报》也发表了有关平弦戏的评价文章。
平弦班的师生,在前后近两年的期间内,艺术上基本完全处于摸索、探讨的阶段:在音乐唱腔方面基本上保持了曲牌套体的形式,但在结构上则打破了原坐唱曲艺的联套方法(即前岔--套曲--后岔),而是逐渐变为从剧情发展和人物感情的需要出发,来选择适合的唱腔和音乐曲牌进行设计和联套。对平弦曲艺中原来就有的“苦音”和“花音”两种不同情绪和调性色彩的音乐唱腔进行了研究和创新,充实并且发展了平弦戏的“花音”唱腔,增强了表现力;在念白方面,因受到当时的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影响,开始曾说过普通话,但很快发现和表演的风格不协调,便改用“西宁官话”。对传统戏中的较有身份的人物则稍加托腔带韵;在打击乐器方面,曾尝试用过秦腔的击乐器,也用过京剧的打击乐器。
1961年3月1日,在原西宁戏较平弦班的基础上,经过了人员的调整和充实,尤其是加强了创研和编导力量,正式成立了“青海省平弦实验剧团”。该团的建团方针为:一、不断发展和完善青海省的地方剧种--平弦戏。二、两条腿走路:既排演现代戏,也排演传统戏。三、在为城市观众服务的同时,面向农村,为青海广大农村观众服务。
在此方针指导下,从1961年3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该团创作、改编和移植排演的现代戏有《血海怒涛》、《草原英雄小姐妹》、《山村风雷》、《半口代洋芋》、《一百斤燕麦》、《柜台红花》、《向阳川》、《丰收之后》、《金沙江畔》等近二十出;现代戏和传统戏则有《马五哥与尕豆妹》、《玉簪记》、《香罗帕》、《樊江关》、《王昭君》、断桥》、《狸猫换太子》(一、二、三本)、《赶花轿》、《《水斗》、《盗草》等三十余出。每年在西宁、东部各县及厂矿、部队、农村进行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与此同时,剧团还经常邀请文艺界有关同志和爱好平弦戏的观众召开座谈会,开展学术讨论,以征求对剧种发展的意见。《青海日报》和《青海湖》月刊还先后发表了《试谈平弦戏的发展》、《能使青海人上瘾就好》等文章十余篇,对平弦戏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由于剧团先后累积表演了数量可观的剧目,而戏曲又是主要通过音乐唱腔表现其复杂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形式,为此从1962年排练《狸猫换太子》时,在音乐唱腔方面,大胆突破了曲牌联套结构,借鉴、创作和发展了导板、快板、散板等板式和弦乐板头、打击乐、行弦等,同时又保留了原先平弦中各类曲调的精华,使平弦戏的曲牌结构,由曲牌联套体走上了辅以板式变化的综合体路子。另外,它还吸收了青海眉户和贤孝中的部分唱腔和曲牌,加以糅合运用,并吸取了青海民间的唢呐牌,充实了自己,丰富了表现力,在念白、表演和形体训练方面也增加了高难度的要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平弦剧团业务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至1970年底,剧团解散,全体演职人员被改行。1975年,各个地方剧种移植“革命样板戏”,并在北京举行会演,青海省临时组织了“西宁市业余弦剧组”,从二十五个单位借来了五十余名业务人员(包括原平弦剧团部分人员),移植排演了《痛说革命家史》、《深山问苦》、《情深似海》三出折子戏,于同年7月赴北京参加会演,受到了好评。其中,《深山问苦》于9月底再次被选进京参加首都国庆游园活动。回宁后,该剧团在西宁、湟中、大通互助等地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同年10月下旬,“西宁市业余平弦剧组”,宣布解散,前后历时八上月。
由于平弦戏赴京演出的成功,在群众的要求下,于1976年5月又正式组建了“西宁市平弦剧团”,原省平弦剧团的专业人员只有少数人参加。陆续排演了《三月三》、《山村兽医》、《同甘共苦》等平弦现代戏,在西宁、湟中、民和、乐都等地进行了演出。不久,因为该团的建团指导思想不明确,且对平弦戏的发展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终于在1977年夏被改为“西宁市地方文工团”,后又改为“西宁歌剧团”。“西宁市平弦剧团”前后共存在一年时间。至此,萌芽期的青海平弦对剧种已经是三起三落,历尽坎坷,这使得平弦戏在艺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方面,均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在文化部的批示和青海省各级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原“青海省平弦实验剧团”得到了恢复,这标志着“青海平弦戏”这个青海地区唯一的新兴地方剧种得到了新生。1979年10月,青海省文化厅恢复了“省平弦实验剧团”的筹备组,原有人员大部分回团,另外,还招收了二十多名学员随团培训。经过了半年多的业务陪练和恢复排练,于1980年8月,在西宁上演了大型传统戏《假婿乘龙》,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