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圣哲先生在微博里说，他编剧、王延松导演、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往事》将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了。此前，这个剧目已在广州、苏州、南京等地上演过多次。聂先生还说，说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看、最耐看的一部戏。他还承诺：如果看后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票款。

那么，《徽州往事》是否真如聂先生所言，是一部不容错过的黄梅戏呢？

就剧本而言，《徽州往事》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对传统的贞操观念的突破；另一个突破，则是女性对自我命运的反抗。

古老的徽州，男人外出经商，女人在家操持。夫妻离多聚少，又适逢战乱，月潭村的舒香在独守空房多年之后，迎来的却是丈夫汪言骅的棺木。按照徽州传统，好女不嫁二夫，舒香或殉节或守贞。徽州那一座座矗立的贞洁牌坊，就是很多徽州女人最后的精神归宿。然而，《徽州往事》中的舒香，却嫁给富商罗有光为妻。命运弄人，丈夫汪言骅并未死，回家途中看望老友罗有光，遇到了改名为秋月的妻子。

于是，在尴尬中，两个“好男人”客气地让起妻来。这几乎是个大团圆的结尾了，按照传统戏剧的模式，舒香毫无疑问可以跟随一任丈夫（无论是谁）继续生活下去。舒香的两任丈夫，都可以称之为有情有义的男人，但他们有一点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爱的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当这两个男人在互相推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女人当成了一件可以相互赠送的物品。这种推诿有着潜在的自私，汪言骅认为妻子回去会惹闲言碎语，罗有光则怕被人说成夺友之妻。舒香成了两个脆弱又虚荣的男人为面子、荣誉争战的牺牲品。

他们显然没有加温（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智慧。当女巫问丈夫，是选择白天美女晚上巫婆，还是白天巫婆晚上美女时，加温没有做任何的选择，只是对妻子说：既然女人最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就由你自己决定吧。于是，女巫选择天天做美女，无论白天或夜晚。

绝望的舒香喊出了乱世弄人的愤怒：“都说好人有好报，要看遇上何世道。”她用一曲“问自己”表达了对两个男人相互推诿的强烈不满，表现出了女性可贵的自我觉醒：“一问我有哪般错，为何屡屡遭罪殃？二问官府和朝廷，天下为何不安详？三问匪患何其多，生灵涂炭血成江！四问祖辈和先贤，为何虚伪登庙堂。五问世代读书人，生命礼教谁更强？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为谁忙？”这“六问”，既有对自身命运被无情捉弄的反抗，又有对礼教虚伪之处的无情鞭挞。而舒香愤而离家的举动，更是以行动突破了传统戏剧中女人只能被选择的命运，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丧失的一种反抗。这一结局构成了《徽州往事》艺术主旨的思想高度。

《徽州往事》最早的剧本，舒香重新嫁给了前夫，但战乱匪患同时夺去了两任丈夫的性命，舒香撞死在两口棺材之间，渲染出乱世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先前的悲剧收尾有种莎士比亚舞台剧的效果——尸体的舞台（主要人物全死光）。修改后的大结局，则更有沉思的力量。女主角的离家出走，更富有人情味和想象空间，使得这部黄梅戏具有了现代剧的意味，探讨的重点放在“活着”的艺术，“活着”的质量。

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厨房水槽剧派。这个剧派的剧作以家庭为中心，剧中通常有一个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还有对爱恨交加的人际关系的极为敏锐的心理研究，其代表作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徽州往事》主要刻画的人物当然是舒香，有算账的场面，买菜的细节……家庭生活气息相当浓厚，但作品并未止步于此，它赋予了这个徽州女人一种男人气概——她放弃了被男人选择的大团圆，而以出走的方式来宣称自己的选择权。出走的动力和勇气是非凡的，这就有了一种哲学思辨的意味，这种选择是唯美的，可能也是无果的。鲁迅写过《娜拉出走之后》，对《玩偶之家》的结尾予以质询。当我们看完这部剧作，也会产生类似的疑问。不过，正如奥斯本所言：“有一种燃烧着大脑和精神的男子气概，它在寻找与它自身一样强有力的东西，难道这有错吗？”这种自信，我认为在《徽州往事》的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凡卓越的人或事，总先行于时代，凡人之眼岂可轻易窥探?《徽州往事》剧末舒香的心灵扣问间有大智慧，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颇能浮获人心。真正的爱，能引导人发掘更好的自己。爱是一种成全，成全所爱之人，更是成全自己。

纵观一些暴得大名的剧目，有世界仍在原地踏步的恍惚。戏剧概念的缺失，创作水平的低下，都和头脑中顽固落后的观念密切相关，明眼人一看便知。平庸者也只能继续吃老本，而《徽州往事》的辉煌更在未来，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