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水墨的规范和可能的拓展(二)
就在潘天寿宣传“拉开距离论”的同时,中西融合的思潮在中国画领域的势力更为强大。在许多艺术院校包括潘天寿执教的美术学院,不少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在做这方面的试验。如前所述,试验在两个方面进行 :引进西方传统的写实造型和吸收现代主义(早期)观念与技法。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类的试验?原因很简单,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现实生活对艺术提出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迫使艺术语言要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不可否认,传统的卷轴画宜于在传统的古建筑物的狭小的空间陈列、展示,宜在近距离观赏,在现代建筑空间,在较大的观赏距离,它予人的视觉效果不如西画那样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水墨画以墨线为主的书写方式,也不及西画块面和色彩造型显得有视觉张力。这是从形式角度看传统水墨画的不足。从内容上看,传统水墨画主要描绘山水、花鸟。写意人物画自明清以后愈来愈趋向简略,简笔人物虽有精湛的技巧和意蕴,但要以多人物的场面来表现现实生活是有相当难度的。新的时代要求绘画表现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这要求是合理的,由此产生变革也是必然的。最早的水墨画变革由学习西画的人发起,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从旁观察,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画的不足,又由于他们没有受到过传统画的深刻熏陶和受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没有传统包袱,他们首先起来“发难”。这就是不少在传统水墨画上有较深造诣的老画家之所以发出感叹“何以留学回来的人,都对笔墨不理解,甚至指责笔墨无用或笔墨等于零”的原因。笔墨当然是中国画创造的重要问题,不论从工具、技巧的层面,还是风格、格调或美学的层面,中国画是不能离开笔墨的。但笔墨不是中国画创造中唯一重要的问题。除笔墨外,还有丘壑、意境等既与之相关、又不是从属于它的一些要求,唯笔墨论显然是片面、不利于中国画拓展的。从美学的角度,中国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笔墨中体现的精神,是由笔墨引起的一系列艺术语言的规范。这些规范虽有相当大的自由性,但毕竟属于体系范畴,不遵从它,就可能发生格调和趣味和变化。许多受西画训练、教育的艺术家画出来的画之所以缺少“国画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传统中国画笔墨的奥秘。但是,他们的作品往往有另外的特色,譬如比较整体,色彩比较强烈,注重形式感,等等。在中国画领域,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品评标准共同存在是客观事实。因此,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画笔墨问题的纷争连绵不断,而且可以预期还会继续下去,大概至少还要争论几十年。
不能说近百年的争论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但争论的基本题目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参与争论的人物、争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争论的结果,似乎使人们愈来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今被我们广泛采用的“中国画”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有广义的中国画和狭义的中国画,广义的中国画包括凡是用中国笔墨创作的画,不论其用何种创作观念和创作技法;狭义的中国画是指在传统美学与技巧范畴内创造的水墨艺术。狭义的中国画是民族艺术传统的一部分,是发扬传统所必不可少的。当然它必须有时代精神,要通过笔墨写新的内容,写新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人做,而且要非常认真地去做,要在有国家花大力气扶植的情况下去做(可惜目前政府仅仅花大力气在扶植京剧,而对传统绘画则重视不够)。我们要做的工作一是要使传统的中国画延续下去,二是要使有传统特色的中国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简单地使其延续是消极的办法,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力。传统的水墨画只有相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正是因为没有绝对的标准,才使创作者的手脚不被束缚住,而有所作为。即使像“笔墨”,作为文人水墨的重要要求,也有相当的自由度。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抱残守缺,用一把固定的标尺去衡量这个领域内的一切创造。20世纪以来许多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曾一度受到冷遇,被认为是中国画中的“野狐蝉”,如石鲁、李苦禅、李可染等等,是至今值得我们深刻汲取的教训。
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受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传统文人画有过多的非学理式的批判,对构成文人水墨画的重要因素笔墨有过多的非学理式的否定,在新的历史时期,给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给传统文人水墨以应有地位,并强调笔墨的重要性,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这不但关系到理论研究,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画的评品标准,关系到传统中国画的教学与训练方式。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需要做许多工作,需要全社会去努力。应该看到,这一工作刚刚开始,阻力还很大,因为人们对它的意义还有所忽视,没有看到发扬传统艺术的这一部分遗产对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部分遗产是千年水墨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不错,中国还有比文人水墨画更悠久、更丰富的艺术遗产,这些遗产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扬光大的,它们也给我们以许多美学与艺术的启示,但是文人水墨画是在前人传统基础上的创造,它离我们最近,它反映出来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有不可取代的某种现代感。它所包含的活泼的自由创造精神,将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在科技与数字化时代,给人们以激励和鼓舞。因为它表达的是现实与梦幻结合的、含有虚拟性的美。
历史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一切理论都含有不可避免的悖论。我们反复强调传统水墨画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性,强调传统水墨在新的现实面前,有重显自己雄风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不能为传统水墨制造藩篱,不能固步自封,不能把含有革新精神的水墨画排除在外;也不能把是用水墨创作但不讲究传统笔墨的绘画排除在“中国画”的范围之外。当今艺术已经愈来愈趋向多元化。多元化意味着多种价值取向、多种品评标准。那些尊重传统水墨画但对它又有所批评(特别是对笔墨有苛刻批评)的声音,对选择走传统水墨道路、崇尚笔墨情调与趣味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声音会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反批评的声音也会更强烈地表达出来。因此相互争论与批评在所难免。这形成中国画坛惹人注目的风景线,这也表明,“中国画”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可能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与可能性推动着中国画不能发生变革,不断走创新之路。
不能说近百年的争论始终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但争论的基本题目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参与争论的人物、争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发生了变化。争论的结果,似乎使人们愈来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今被我们广泛采用的“中国画”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有广义的中国画和狭义的中国画,广义的中国画包括凡是用中国笔墨创作的画,不论其用何种创作观念和创作技法;狭义的中国画是指在传统美学与技巧范畴内创造的水墨艺术。狭义的中国画是民族艺术传统的一部分,是发扬传统所必不可少的。当然它必须有时代精神,要通过笔墨写新的内容,写新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人做,而且要非常认真地去做,要在有国家花大力气扶植的情况下去做(可惜目前政府仅仅花大力气在扶植京剧,而对传统绘画则重视不够)。我们要做的工作一是要使传统的中国画延续下去,二是要使有传统特色的中国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简单地使其延续是消极的办法,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力。传统的水墨画只有相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正是因为没有绝对的标准,才使创作者的手脚不被束缚住,而有所作为。即使像“笔墨”,作为文人水墨的重要要求,也有相当的自由度。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抱残守缺,用一把固定的标尺去衡量这个领域内的一切创造。20世纪以来许多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曾一度受到冷遇,被认为是中国画中的“野狐蝉”,如石鲁、李苦禅、李可染等等,是至今值得我们深刻汲取的教训。
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受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传统文人画有过多的非学理式的批判,对构成文人水墨画的重要因素笔墨有过多的非学理式的否定,在新的历史时期,给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给传统文人水墨以应有地位,并强调笔墨的重要性,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这不但关系到理论研究,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画的评品标准,关系到传统中国画的教学与训练方式。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需要做许多工作,需要全社会去努力。应该看到,这一工作刚刚开始,阻力还很大,因为人们对它的意义还有所忽视,没有看到发扬传统艺术的这一部分遗产对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部分遗产是千年水墨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不错,中国还有比文人水墨画更悠久、更丰富的艺术遗产,这些遗产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扬光大的,它们也给我们以许多美学与艺术的启示,但是文人水墨画是在前人传统基础上的创造,它离我们最近,它反映出来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有不可取代的某种现代感。它所包含的活泼的自由创造精神,将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在科技与数字化时代,给人们以激励和鼓舞。因为它表达的是现实与梦幻结合的、含有虚拟性的美。
历史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一切理论都含有不可避免的悖论。我们反复强调传统水墨画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性,强调传统水墨在新的现实面前,有重显自己雄风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不能为传统水墨制造藩篱,不能固步自封,不能把含有革新精神的水墨画排除在外;也不能把是用水墨创作但不讲究传统笔墨的绘画排除在“中国画”的范围之外。当今艺术已经愈来愈趋向多元化。多元化意味着多种价值取向、多种品评标准。那些尊重传统水墨画但对它又有所批评(特别是对笔墨有苛刻批评)的声音,对选择走传统水墨道路、崇尚笔墨情调与趣味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声音会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反批评的声音也会更强烈地表达出来。因此相互争论与批评在所难免。这形成中国画坛惹人注目的风景线,这也表明,“中国画”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可能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与可能性推动着中国画不能发生变革,不断走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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