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戏迷，概念上来说就是现在的“追星族”。我们当年也不过十四五岁，追星之痴迷，之疯狂，连现在的年轻人都感到愕然。那时我家是大宅门，在北京重要的戏园子里都有长年包厢，但只有重要的演出，我家老爷子老太太才去看，那空着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世界。小时我喜欢武戏，特别是猴戏。高小以后喜欢花脸，继而老生。中学以后迷恋上花旦、青衣。我这个戏迷除每星期至少看五场电影外，还要看三至四场戏。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我最少看过3遍，能把《茶馆》的整个剧本背下来。芭蕾，除“芭校”、“芭团”的全部演出外，外国访问团体专场我无一漏过。曲艺演出我是常客，不但听相声，还多次上台说相声。当时每年都有很多外地剧团进京演出。婺剧晋京，我连看一个星期。川剧晋京，我追着一直看到他们离京。秦腔、汉剧、扬剧、粤剧、越剧、高甲，真是看不过来的精彩纷呈。

长大后，我看戏如果要拿到好票，就得白天提前去排队。这不是提前一两个小时，而是十几二十小时。我最长一次排过28小时，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那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怀里揣上个烧饼，往剧场门口售票处一坐，就等着买票。其实我家与梨园界交往甚多，每到重要演出都有人送票来。但这个票我是不要的，必须去忍饥挨饿排队买票，就是为了享受那点儿苦中的乐，不是戏迷那是很难理解的。1961年初春，梅兰芳先生在吉祥戏院演《穆桂英挂帅》，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他生前对外公演的最后一场。我没买到票，早早儿便跑到吉祥戏院门口等退票。这天竟然没有一个退票的，忽然看见马连良和言慧珠过来看戏，马先生叫我小弟弟，他说没有票就和他一起进去。我说有，在等个朋友。马先生进去了，我立即被等票者围了起来。一个矮个子的东北人拿出了火车票说，他专程从东北来看梅先生，要我把票给他。我说我真没票。
开演了，那个东北人求看门人让他进去看一眼梅先生就出来。看门人不允，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到门口，好像找人。旁边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踱着步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上半场结束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一人手持戏票走出来向女郎招手，女郎不想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去抢。我远远地站在圈外，只见女郎突然向我招手，向那个翻译示意把票给我。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望着我，我一回头把票给了东北人。他顿时热泪滚滚。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吉祥戏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上有个很小的窗户。那位东北人趴在窗口把票扔给了我，原来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好玩儿的一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1956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们急了，开了个会。大伙儿估计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二十来人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分开守在10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立即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12点卖票了，每人两张。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

当然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本身，而且看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喊这个“好”那学问就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有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不知怎么了，那天他嗓儿不灵。我们仍然一路叫“好”。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戏演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1957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得了奖归来，“贴”演《拾玉镯》，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我们那天去了三十多人，叶先生出场，我们突然拥进场内，轰鸣般地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撤出剧场。对杜近芳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这就是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