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齐如山（右）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他身后的“梅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促进因素。许多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从观众变为朋友，形成了一个拥护、支持梅兰芳的无形组织，每逢演出梅兰芳必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排座位，时人称之为“梅党”。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电影《梅兰芳》中冯子光的原型冯耿光和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他们也被称为梅兰芳的“钱口袋”和“戏口袋”。

“钱口袋”冯耿光

在梅兰芳的挚友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般的场合多不出面，但每逢梅兰芳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江山，梅的访日、访美、访苏及1930年代初举家南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有冯耿光活跃的身影。冯耿光可谓是梅兰芳演艺事业中最重要的策划人，更是其强大的幕后财团。

冯耿光同梅家的关系极深，梅终身称其“六哥”。冯耿光一生活跃于政经两界，挥金如土，人称“六爷”，他早年曾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与民国各个时期的高层人物都非常熟悉。冯国璋代理总统时，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蒋介石当政，他是中国银行董事。中国旧时的名角儿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梅兰芳在演艺方面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当初策划排演《太真外传》时，冯耿光以1000元大洋的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梅数次出访国外及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1930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大使”率团赴美演出，演出款项所需大约10万元，5万元由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李石曾设法筹妥，其余的5万元由冯耿光、吴震修在上海代为筹集。但就在梅剧团即将赴美前夕，突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电云：“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电云：“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梅兰芳因此左右为难，但深知梅兰芳心意的冯耿光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他在银行界的全部关系，张罗了十几万元，使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无后顾之忧。梅兰芳为了筹备赴美演出几乎把私人积蓄倾囊而出，最后连养家糊口的“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也是由冯耿光接济的，冯甚至为此卖掉了老家的田地。正因如此，有人说冯的银行“就像为梅开的库房”，梅兰芳后来也充满感情地说过“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惟有六爷，爱我又知我。”建国后，冯耿光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曾招呼梅兰芳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据说梅闻言极为酸楚：“六哥和我生分了。”

冯耿光是梅党成员中陪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一位，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席间劝梅兰芳著书立说，以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就是在此建议下搞起来的。1959年梅兰芳排练了他的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年近80高龄的冯耿光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以梅兰芳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参与决策，当该剧在北京吉祥戏院彩排时，冯耿光每场必到，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时，梅兰芳总是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可见梅对冯的尊重一如往日。1961年7月底梅兰芳因病住院，冯耿光几乎每天都往北京挂长途电话问候。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顾：“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14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

“戏口袋”齐如山

齐如山是梅兰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言：“几十年来，知道梅的人，往往就提到我。”早在80年前，剧作家罗瘿公就曾以一首《俳歌调齐如山》感叹“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据说起因是罗瘿公偶至梅宅，见齐如山正比划着教梅兰芳做身段，后来发表此诗的北平《晨报》为之加上按语：“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借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自幼博习古代经史，19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同文馆停办后，他遍访西欧各国，对欧洲歌剧、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专心从事戏剧研究。1912年，梅兰芳已在京剧界有了很大的叫座能力，齐如山一次看了梅兰芳演《汾河湾》后，给梅写了一封长达约3000字的信。这是齐如山给梅兰芳的第一封信，从此开始了与梅二十年的合作，信中说：“昨观《汾河湾》，演得很好，一切身段，都可以算是美观，尤以出入窑之身段最美，所以美丽原因，在水袖运用的合宜，为该身段增色很多，以后仍应再多注意。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窑门一段，您是闭窑后，脸朝里一坐，就不理他了，这当然是先生教的不好，或者是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所以您也如此。这是极不应该的，不但美中不足，且甚不合道理。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自己虽不信，当然看看也有点像，所以才命他述说身世，意思那个人说来听着对便承认，倘说的不对是有罪的。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了半天，自己无动于衷，且毫无关心注意，有是理乎？别的角虽然都这样做法，您则万万不可，因为果如此唱法，就不够戏的原则了。或者有人说，此处唱旦角的正好休息休息，就更不合国剧的规则。国剧的规矩，是永不许有人在台上歇着，该人若无所事事，便可不用上去。龙套虽为助威的人员，但也应有表现，昆曲对于此等，那么这套话可以不注意么？再者听到他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来，自己有个不动心不难过的么？所以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情，方算合格，将来方能成为好角。吾把生角唱时，对某一句应有怎样的表情，大略写在下边，请您参考。”

齐如山发信后，原想也不过随意写来，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几天后梅兰芳又演此戏，竟完全照他信中所写改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下引起齐如山极大的兴趣，也很兴奋，梅兰芳当时已是北京京剧舞台的红角儿，能够如此虚心采纳一个观众的意见，确实难能可贵，齐如山由此看出了梅兰芳潜在的本质。此后齐如山每看一戏必写一信，“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两年多竟写了100多封。但两人私下里却从没有长谈过，只是偶尔在戏馆碰见说几句话，之所以如此，齐如山有他的顾虑，毕竟官宦世家子弟与戏子交往，在社会舆论上容易引起非议。直到1914年春他才到梅家拜访，感觉“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我看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有什么分别”，这样两人才常来往，齐如山从此成为梅家的常客，并为梅兰芳策划编演新戏。据齐如山回忆录记载，他为梅兰芳策编的新戏先后有数十部，其中很多戏不仅成为梅兰芳的保留剧目，有些还成为京剧的流行剧目。齐如山由此成为梅党的重要成员和一代国剧理论宗师，其一生的事业也与梅兰芳和京剧无法分离。

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和冯耿光在梅兰芳的去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齐如山从梅兰芳艺术上尚需进一步发展考虑，认为还是留平为宜；冯耿光则从经济、政治计，极力鼓动梅兰芳南迁。梅兰芳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平。齐如山是一个在品格上很清高、在艺术上很骄傲的人，他把西方人对艺术家的那种尊重带到了中国，中国上流社会与男旦的关系就是从他开始改变的——变得更加文明了。他认为艺术应该凌驾于任何东西——感情、社会关系甚至国难之上，但梅兰芳做不到，梅兰芳不能不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齐如山希望梅兰芳成为一个神，但梅兰芳想做一个人，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手。他写信对梅说：“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你写信，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此后两人再没公开见面，解放后齐如山去了台湾，梅兰芳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