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冬，上海新剧同志会以“文社”名义在长沙首演的十幕“春柳派”话剧《不如归》，是马绛士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花（1868—1927）同名小说译编的。剧中第三幕以“葛沽海岸”为场景。此为葛沽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这种文艺形式中。由于《不如归》在国内传布较广（1926年被国光影片公司改为电影上演，后被列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也有效提升了津门这个近海古镇的社会知名度。

《不如归》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对既受封建家庭桎梏又受肺病所苦的浪子与其夫川岛武男之间发生的故事，进行了凄楚哀婉、耐人寻味的描摹。蛮横的继母歧视浪子，听信谗言的婆婆又对她滥施淫威，以棒打鸳鸯为后快。武男充当侵华海军中尉参战后，她被婆家赶出家门，悲惨而死。武男归家后，只能在浪子墓前痛苦万状。小说情节曲折感人，颇似中国的《孔雀东南飞》。

“不如归”是杜鹃啼叫声的汉语谐音，寓意命运多舛的弱女子挣扎的心声。小说取材于日本侵华分子大山岩的女儿信子的真实事件，洋洋10万言。1898年起，在日本《国民新闻》连载，遂由民友社出版，引起空前回响。“莫非书中有接泪的盆”，即观者的动情之语。后与尾崎红叶所著《金色夜叉》并称“日本明治第一畅销书”。

1908年，林纾、魏易将《不如归》英译本转译成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多个《不如归》译本中，以林译本对“情恨”和“爱国”这两大主题共鸣的理解最为透彻。论者称，“每个字都是林氏的血泪凝成的”。时有“云翻蒸海浪花飞，苦战归来百事违。国耻痴情两凄绝，伤心怕读《不如归》”诗句，可以为证。后又有《新不如归》上演，足见这部小说魅力无穷。周作人《谈谈日本文学》载，鲁迅在东京时，也曾关注《不如归》，“想重译，但未动笔”。

马绛士留日时参与发起新剧团体“春柳社”，1908年归国后，虽在实业厅谋得职务，但热衷“文明戏”，参与组织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他改编的《不如归》，借鉴西方戏剧“回溯式”结构，通过大处对比和细部反衬，渲染舞台效果、塑造悲剧情境。他对原著人名（如将男主人公改为中国海军少校赵金城、改称女主人公为康帼英）、场景（如将日本逗子海岸换成天津葛沽海岸）及不合中国风俗习惯的诸多细节，予以合乎情理的更动。

马绛士在改编中巧妙铺陈，赵金城为让康帼英摆脱婆婆的虐待，安排她到葛沽疗养怡情，调治肺病。于是，就有了《葛沽海岸》这一幕。其布景为，“舞台上布成一海岸景。海岸旁有一小破庙，有一株很老的松树，好似一把大伞，将破庙笼罩。石头上系了一只小船。此时正际深秋，月色颇好”。

赵金城来葛沽探望康帼英时，在多处对话中，都有在海边观海听涛、对舟抒情和风平浪静、惊涛拍岸等有关海的描写。这显然与葛沽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符。尽管地处海河边的葛沽至海边，还多少有一段距离，但显然这对剧情的演绎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男女主人公在“葛沽海岸”执手相看泪眼的如泣如诉，句句勾人魂魄，观者时时牵挂其命运，揪心且动容。海滨诀别，更是情味尤浓。

马绛士编、演皆擅，其饰演的康帼英很成功。这出“悲剧中之绝作”连演22场，场场“座无隙地”。“声名震动一时”的《不如归》，对民初“家庭戏”的盛行，有不小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