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瓦市勾栏演出的另一种节目杂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熟的一种传统戏剧形式。中国传统戏剧形式与西方戏剧相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主要表现在它是歌舞、散乐、杂技、说唱、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综合的结晶。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中，戏剧性因素的萌芽，历史久远，早在宋代之前的各代散乐百戏中就已包含有综合性的戏剧性表演因素。晚唐时，出现“杂剧”名称，情况不详。不过，据推测，指的可能就是歌舞小戏。至北宋时，杂剧艺术开始成熟并成为宫廷和民间瓦市勾栏经常演出的艺术品种。在金代，与杂剧相同的艺术形式称为“院本”。南宋时，杂剧以新的面貌盛行于临安而被称为“南戏”。至元代，北方的杂剧与金院本进一步发展成为元杂剧。元杂剧又称为“元曲”。

　　宋、金时代杂剧的音乐结构一般由三个大段落组成。第一段称为“艳段”，说唱表演日常生活内容；第二段称为“正杂剧”，说唱表演主体故事情节；第三段称为“散段”，也称“杂扮”，属于逗笑滑稽表演。正式演出之前，先要演奏称为《曲破》的器乐曲，艺人称此为“起色”。这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前奏曲”或“序曲”。由于杂剧与歌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它的音乐主要来源于前代流传下来的歌舞大曲，如唐代的《六幺》、《梁州》、《薄媚》等等。宋代一些杂剧剧目的标题、名称，就开门见山地表现出了这种对前代歌舞大曲音乐的继承：如所谓《崔护六幺》、《莺莺六幺》等杂剧，就是用《六幺》大曲音乐来演“崔护”、“莺莺”的故事；《四僧梁州》杂剧，就是用《梁州》大曲音乐来演“四僧”的故事；《郑生遇龙女薄媚》杂剧，就是用《薄媚》大曲音乐来演“郑生遇龙女”的故事。此外，也还吸收了一些说唱音乐和一般民歌；金院本音乐主要来源于北方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宋杂剧和金院本的伴奏乐器，都主要使用鼓、笛、板。

　　南宋时，盛行于南方各地的杂剧称为“南戏”，也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初期的南戏比较简单，后来逐渐复杂庞大，一本戏分若干场，每场称为“出”或“折”。早期声腔以民歌为主，进入城市后大量吸收唱赚、诸宫调、宋元杂剧腔调和俗曲，唱腔和音乐逐渐成熟，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并在结构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如选曲自由，不受传统宫调理论限制；已有板式(节拍节奏)上的变化；出现将不同曲子的乐句集中在一起构成称为“集曲”的新曲调；每折戏已不只限定一人歌唱，而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歌唱形式等。《南词叙录》关于“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的记叙，就涉及到了这些音乐特征。南戏的唱腔和音乐一般专称为“南曲”，使用五声音阶，唱腔节奏徐缓，字少而曲调婉转，音乐具有细腻、委婉、秀美的特色。迄今在昆曲、高腔、梨园戏等古老剧种的声腔中，还保留有部分南曲遗音。南戏早期是一种只用板来控制节奏而不用其他乐器伴奏的歌舞小戏，后来逐渐加入鼓、笛等乐器伴奏。元代后，又逐渐加笙管乐器和弦乐器伴奏。

　　杂剧发展到元代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京城及地方上的演出都非常频繁，剧作家辈出，名作品甚丰，音乐也有很大发展，艺术成就达到空前水准，因此人们便专称此时期的杂剧为“元杂剧”。元杂剧作家群中最有名的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人称“关、马、郑、白”四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图27)、《单刀会》、《拜月亭》，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等，都是中国戏曲史上不朽的作品。

　　元杂剧剧本结构和音乐构思严谨，一个剧本一般分为四折，形成“起、承、转、合”的戏剧性逻辑，其间常有短小的过场和“楔〔xie歇〕子”作为剧情的过渡或情节贯穿。唱腔和音乐一般被专称为“北曲”，绝大部分唱腔都由剧中列为主角的“正末”(男主角)和“正旦”(女主角)演唱。每折戏的唱腔由若干单体曲调联缀而成，这些曲调多来源于歌舞大曲、说唱音乐、词曲和民歌。与南戏比较，音阶构成不是五声音阶而是七声音阶；唱腔节奏急紧，字多调促；音乐具有雄健、爽朗、高亢的特色。伴奏乐器以鼓、笛、板为主。

　　图27关汉卿像及其剧作《窦娥冤》书影

　　南、北曲音乐在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和人民性格影响下形成各自不同特点的情况，一直为后来词曲名家所看重。魏良辅《曲律》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王骥德《曲律》也说：“北之沉雄，南之委婉。”他们对二者在音乐上的差别都加以肯定，说明这一结论已得到大多数人的公认。

　　宋元杂剧演出至明代后逐渐衰落，但它在唱腔音乐设计方面的成就，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突出和发展了戏曲音乐的戏剧性特征，使后世许多剧种在音乐设计方面，仍按照与之相近的规律在演出中发挥着重要的艺术功能。